不能把实践归结为直接的、现实的实践

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不求得对实践概念内涵的认识的统一，这可以说是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一个过程，实践也是一个过程。据此，我们的看法是：应该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感性物质活动，包括在实践的概念之中。只承认直接的、现实的实践，只承认当下的、眼前的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作用，把它与其前后发展过程割裂开来，这是实践观上的一种绝对化和片面性，其危害性在于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会导致对过去—切的否定，也会导致忽视直接面临的实践活动的有限性。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指哪一个阶段的实践，更不是指哪一个人或哪一次的实践，而是指在空间上千百万人，在时间上千百万次的实践的总和。列宁告诉我们：“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1]“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2]任何具体发展阶段上的实践，无不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舍弃过去的实践，无视未来的实践，而孤立地把握当前的现实的实践，那么，不管这种实践如何重要，都不能最终地实现检验真理标准的作用。我们不能以一次的“成功”或“失败”论是非，而要把握实践的全局和总体。如果仅仅着眼于直接的现实的实践，以一次行动的结果为根据，那在自然科学中就不会有“六○六”药物的发明，在革命过程中就会因暂时的挫折而动摇、退缩。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们应该既推崇现实的实践，也尊重过去的实践，同时寄望于未来的实践，绝不能把实践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和过程绝对化。

把历史的实践纳入实践的概念，会不会导致对理论检验作用的承认？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虑，我们觉得，关键在于没有看到在已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思想同已往的实践的区别。历史的实践是历史的实际，而理论和思想只不过是这种客观实际的主观映象，两者不能画等号。任何主观映象，相对其自身的对象、基础和源泉而言都是“贫乏的”、“灰暗的”。理论、思想无论正确到什么程度，也只能是摄取当时活动的实践的一部分内容。已经形成的理论和思想，不仅不能囊括、统摄现实的实践及其成果，也不能穷尽历史的实践及其成果。人们对直接面临的现实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们对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已有的理论和思想，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找到这个区别，就不会由对历史实践的承认而引申出对已有的理论、思想检验作用的承认。

承认历史的实践，会不会同列宁关于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的提法相矛盾呢？不，我们以为是完全一致的。首先，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泛指而不是特指，是从总体上一般地肯定实践的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的。其次，列宁说实践是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不是相对实践自身即过去和未来的实践而言的，而是相对整个理论、思想的特性而言的。相对理论、思想来说，不论是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还是将来的实践，与在过去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思想相比，无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我们之所以说历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就是因为：所谓历史，其主要内容指的是人类前此以往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凡是成为历史的，就是说，除了在艺术的舞台上可以以直观的形式模拟、再现历史的一些场面之外，我们再也不能直接看到人类当时活动的情景。但这绝不能说它已变成虚无和幻影。历史如同现实一样，都是人类研究的客观对象。作为人类研究对象的历史，是整个外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已如烟消云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已经绝于后人之耳目，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它总有痕迹可寻，总有物象可为凭借。文物、典籍就是历史的见证。历史上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很多是以可以直观的、活生生的物化形式保留了下来。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的更替，我们可以抓住历史进程的脉络，看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演化的阶段性。从化石或其他遗物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认识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以物化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实践活动成果发现的程度。这种历史实践活动的物质成果，应该说它对当前的人类的认识仍然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不仅能够对过去人类有关历史的见解的真理性起检验作用，也可以对人类现在以至将来对历史的看法的真理性起检验作用。比如，人类的历史有多长，是五十万年、一百万年，还是两百万年、三百万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断被新的史料的发现所补充、修正和发展。而否定历史的实践，实践的整体也就被割裂和肢解，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实现其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