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12年以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脱贫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2012年，党的十八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的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新发展理念引领各行各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此时，中国减贫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剩余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更高，扶贫工作越往后，难度越大，任务越艰巨。可以说，中国减贫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2300元的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10.2%。可以说，这些贫困人口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数量大、程度深，剩余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地理位置偏远、资源匮乏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或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程度更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脱贫攻坚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且很容易因病、因灾、因学等致贫返贫，稳定脱贫能力差。其中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了20%。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32元，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59.8%，与城镇相比差距更大。

数字的背后，是各类复杂难题交织而成的“问题视野”。在有的边远山区，孩子们每天上学要走2—3个小时，辍学现象有所增加。重点贫困县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六成，不少农民有病不能及时就医。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仍有8.3%的农户居住在竹草土坯房。全国还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还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全国仍有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从普遍贫困到老弱病残的特殊困难群体；从经济匮乏、收入不足到教育、医疗供给不足的多维贫困；从区域性的整体贫困到“插花分布”……贫困人口在结构、类型和分布上都产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加大了扶贫开发的任务和难度，也对扶贫开发政策模式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川省凉山州，因“群峰嵯峨，四时多寒”而得名。作为典型“一步跨千年”的“直过民族”地区，彝族同胞长期与世隔绝，为避战乱求生存，在大小凉山高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迁徙繁衍、“山地游耕”，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状态，成为中国深度贫困的特殊样本。几十年来，尽管凉山彝区扶贫开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全州17县市中11个民族聚居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总数的1/3。集中连片贫困地区4.1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8.9%。尚有贫困村1618个，其中166个属极度贫困村，贫困人口52.88万，贫困发生率11.9%，可以说是全中国贫困问题最突出、致贫原因最复杂、脱贫任务最繁重的地区。

新一轮扶贫开发前，彝区贫困群众基本上住的是石板房、瓦板房、茅草房，低矮潮湿、人畜混居、避不了风雨，生活是“酸菜+荞馍+土豆”，11个贫困县未通高速，边远地区仍靠人背马驮。正如一位彝族社会研究专家介绍，“彝区农村青壮年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懂汉语；多生超生问题突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毒品艾滋病问题一度十分严重；薄养厚葬、高额彩礼、相互攀比等陋习尚未消除，社会问题叠加。”

2016年，新京报以《悬崖上的村庄》为题，报道了凉山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阿土勒尔村，村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一事，引起广泛关注，阿土勒尔村由此成为闻名全国的“悬崖村”。在这个村庄，72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尽管很近，却没有电话，800米悬崖峭壁和218道破旧藤梯组成的“步步惊心”的归途，让学生每周一次的上学和回家都如同经历一场噩梦。而在凉山，类似“悬崖村”的特殊困难村就有85个，四成以上的村海拔都在“悬崖村”之上，1600多个村位于石漠化严重地区，可以说是四川乃至全国脱贫难度最大的连片特困地区。

面对这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中国在经济发展带动减贫效益日益递减的情况下，既要促进公平而有效率的发展，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又要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决了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解决农村贫困“最后一公里”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伴随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为扶贫开发创造了有利环境和条件。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方面，党中央坚定不移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大大增强，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另一方面，通过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实施依法治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步，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发展及其应用日新月异，为转变扶贫开发工作方式，加大扶贫投入，继续推进扶贫开发，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充分的人力、财力、物力基础。

因此，面对经济发展带动减贫效益递减的现实，贫困人口插花分布、多维贫困凸显等结构性特征，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性任务，已有的开发式扶贫模式亟需完善、调整与选择，中国扶贫思想与理论期待创新与超越。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扶贫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