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间：2004—2013年
地点：中国沈阳、中国上海、丹麦哥本哈根、美国纽约
事件：与伊德四次打交道
2012年10月16日，当我和朋友匆匆来到提前预订好的丹麦一家名叫Kong Arthur的酒店准备参加第二天召开的4S会议时，已经近半夜12点了，匆忙洗漱完毕就赶快睡下。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第二天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事情。由于时差的缘故，凌晨3点多就醒来了。好不容易熬到吃早餐的时间，于是就以最早用餐客人的身份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大约8点的时候人渐渐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品尝了所有的叫不上名字的面包、果酱和点心，准备收拾一下去会场。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仿佛看到唐·伊德（Don Ihde）教授，他竟然在我斜对面的桌子上坐了下来。但是我不敢确认。对我来说，尽管见过两面，但还是不敢确认那人是否就是我印象中的伊德教授，我把猜想告诉了朋友。她一听来了兴趣，说要确认有一个绝佳的办法，因为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参会，他的后现象学圈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荷兰特温特大学的维贝克（P.P.Verbeek）教授，他是伊德后现象学思想在欧洲推广的重要力量，而她已经和维贝克联系过若干次，而且从网页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于是，我们来了兴致，准备验证一下彼此的猜测。很快，一个小伙子坐在了伊德的对面，然后两个人开始边吃边聊。此时一切猜想得到了验证，我们会意地微笑。于是过去打了个招呼，彼此真正认识了一下，不仅和伊德，还有维贝克，后来一起去了会场并参加了后现象学组的讨论会。这次会议见到的伊德显得苍老，有点老态龙钟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近十年来与他视域融合的三次场景。
第一次见面是2004年，在东北沈阳。我还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去沈阳东北大学参加一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的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技术哲学研究的专业学术会议。此次会议邀请了三位国外学者：伊德教授、安德鲁·芬伯格（Andew Feenberg）教授和兰登·维纳（Lander Winner）教授。这让我很兴奋，因为对于刚刚出校门、正在研究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我来说，能够见到他本人非常高兴。这次见面是从一个很远的距离上看到的，我坐在会场靠后的地方，而他在主席台上做报告。初次的印象是：这个美国学者有意思，长得很白。这次见面很短，只是单向度的，由于是大会报告，所以他做完报告后没有多少提问时间，我只是听了一下，而且半懂不懂，甚至现在记不起他那场报告的题目。
第二次见面是三年后的2007年，在上海。我已经完成了三篇关于伊德哲学的研究文章，可以说对他的思想有了较多了解。200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邀请他来讲学，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面对面地与他交流，于是带着疑问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宜山路哲学所去听讲座。此次报告因为是小圈子的，所以听报告的人并不多。伊德带来的报告是《关于科学解释》，并且我还提前拿到了讲稿。这个题目让我多少有点失望：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研究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而科学解释这个题目离技术有点远；另一方面我期望能够听到他的人—技术的意向关系理论，但是并没有遂愿。这次报告我听得比较认真，并且最后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报告让我感觉到他的哲学思想将技科学（technoscience）[1]作为研究聚焦点。后来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一起和伊德教授共进晚餐。在进餐过程中，我隔着一张桌子近距离地看到了伊德。这次的印象很深刻：他比较健谈，有很多不错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我对他的研究比较多，而且有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现象学有太多的美国实用主义色彩，这让我不是很认同。我有点感觉：他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现象学家。
第三次见面已经是五年后的2012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几个人一起坐着地铁到会场，路上大家面对面站着慢慢地聊着，一直到会场。会议中，听他讲与照相机暗室有关的知识论引擎的思想。会议后酒店用餐期间和他聊起了对他理论的一些看法。这期间见面尽管很短，但是我对伊德有了更多的认识。
第四次的见面是2013年6月。时隔一年之后在纽约见到了伊德。此时的他已经退休，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在他的纽约公寓中，我和他聊了很多。围绕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以来的所有困惑以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对话让我意识到：截至2013年，他对自己的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满意的。在美国，他所在的学校——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技科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坊和沙龙活动，每年不定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到他那里；在欧洲，他也拥有了一批铁杆粉丝，与欧洲的学术关系日渐密切，荷兰的特温特大学成为他的后现象学思想的重点研究基地，甚至有这所学校的一批博士生来参加他的工作坊；在中国，关于伊德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有不少学生加入，对他的研究也触及各个方面。谈话最后，我们提到了2013年10月在圣地亚哥召开的4S会议。他兴致勃勃地表示肯定要去，而且是携带夫人，并准备做关于听觉技术（acoustic technology）的报告。[2]
今天想来，对于他的理论研究我已经走出了原先的盲目追求阶段。目前，我们与他的理论的开路先锋维贝克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也在技术现象学研究中开启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基于空间、物、图像的分析。但是，还是有必要对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认识。这一研究并非思想述评，经过近十年的时间，这方面的成果已经非常成熟，这要感谢很多同行，他们做出了很多贡献；也并非对他某一个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为分散，这是对某人思想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我印象中，人—技术意向关系理论、技科学思想、工具实在论等是伊德思想研究较多的着力点。
然而，如何展开伊德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我一直头疼的事情。2004—2007年，我曾经对伊德充满了信心，认为他开启了技术哲学新面貌，即给予我们后现象学这样的体系；但是2007年以来，这种信心逐渐消减，因为他的后现象学越来越让我感到失望，里面有着太多的经验性分析，相比之下，甚至远不如他对人—技术关系的阐述让人着迷。这种失望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随着2012年再次见到伊德之后，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看法是否过于简单？是否存在偏见？于是借助到达特茅斯学院访学的机会，又开始重拾这一兴趣。这次重新启动主要得益于两件事情。
第一，找到了伊德对于利科尔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2013年一次偶然机会借到了伊德的博士论文《利科尔的解释学研究》。仔细阅读完他对保罗·利科尔（Paul Ricouer）的研究著作之后，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模仿伊德研究利科尔的方式来研究伊德是否能够对伊德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于是按照伊德研究利科尔的方式切入伊德本身成为这本著作的主要方式。
1964年伊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被他看做继德瑞克·瓦萨娜（Dirk Vansina）1962年首个研究利科尔哲学的成果[3]之后的第二个研究成果，应该说这是令他骄傲的地方。这篇论文也得到了利科尔本人的首肯，并于1971年出版。[4]伊德这部著作的核心是勾勒利科尔本人解释学的现象学的发展线索及其问题所在，这也为他后来对解释学改造奠定了基础。“我已经聚焦在解释学的现象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上。”[5]那么他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展了对利科尔哲学的研究呢？
首先，他用“解释学的现象学”这一名称来概括利科尔的哲学特征。他将现象学的发展大体理解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胡塞尔（E.Husserl）所开辟的先验现象学，这也包括了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生存论现象学。第二阶段是由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开辟的身体现象学，也包括了马塞尔（Gabrel Marcel）所开启的肉身理论。第三阶段就是由利科尔所发展的解释学的现象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语言问题，保罗·利科尔通过把现象学转向了语言为中心的方式开启了追问知觉主义者强调关键点的路径”[6]。于是聚焦语言就产生了解释学的现象学。这一阶段由伊德揭示出来。如此，在伊德技术哲学研究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概括伊德技术哲学的根本特征？所以这样一来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概括伊德的现象学思想。“后现象学”能够作为这一概括，这一概念能够将他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现象学转向以及他对现象学的理解都概括在内；但是我们并不直接希望使用这个概念，主要原因是这一概念无法概括出伊德与现象学之间的复杂情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更愿意选择“信天翁”[7]这样一个比喻作为伊德整体思想的概括。在海面上飞翔的信天翁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这是非常吸引人的问题。同样对于伊德来说，现象学这只信天翁能够给他带来什么？这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比喻好过“后现象学”这样一个描述，而且从心底我不喜欢“后现象学”这个概念，“后”总是有马后炮的嫌疑在内。
其次，伊德通过解释学的现象学思想的内在演变描述了利科尔解释学的现象学的演变。在这部研究作品中，伊德借助利科尔的三部作品《自由与自然》《可错的人》和《恶的象征》描述了这一演变线索。这样的描述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并且得到了利科尔本人的赞同。在利科尔看来，伊德通过这三部作品寻求到了他思想中的两个连贯性：其一是在《自由与自然》和《可错的人》之间的连续性；其二是早期结构现象学与后期解释学的现象学之间的连贯性。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在后面的研究中，必须要揭示伊德技术哲学思想的演变。从伊德自身思想的演变看，至少要揭示出两点：其一是伊德如何从纯粹现象学过渡到后现象学的？如果说信天翁的飞翔路线能够代表伊德的思想演变，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这段历史背景下，伊德的思想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就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了。其二是关注对象的演变。伊德早期的关注点是与知觉有关的听觉，20世纪70年代他的关注点就集中在声音与听觉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那段哲学历史上，除了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都研究过声音和聆听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伊德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入意识哲学的内部，而是发生了近180°的转向，转到了技术、工具和身体等一系列方向上？这种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其中有着怎样的关联？都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分析。
最后，伊德借助利科尔的四部主要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完成了解释学的现象学研究，这一研究是成功的。正如上面所显示的，伊德借助这三部著作勾勒出利科尔哲学的总体演变，但后来他又增加了一部著作——《弗洛伊德和哲学：关于解释的文集》来完善他的分析。他通过《自由与自然》展示了利科尔早期结构现象学的特点，而实质是解释学潜伏的阶段。在《可错的人》中，他揭示了利科尔如何在康德式的限制内提升现象学，“《可错的人》从康德式的限制上开始作为它将结构现象学的问题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康德（I.Kant）成为利科尔对现象学做出自我限制的符号。将康德作为限制概念是利科尔使用康德剥离了表征着胡塞尔现象学内在维度的先验伪装的象征符号”[8]。通过《恶的象征》，他指出利科尔宣布了典型的转向。“《自由与自然》和《可错的人》当中的抽象性质与意志有关的体验的可能性条件被突然放弃；相反，开始绕道进入一种不关心结构而是关心宗教式的忏悔体验和受难体验的神话学。《恶的象征》提出从语言—历史角度追问实际的和具体的西方文化的符号和神话。利科尔开始研究历史上人的生存论痛苦，他们在比喻和故事中表达着自身。”[9]如此，通过《恶的象征》的分析，伊德揭示出利科尔哲学是解释学的现象学这一关键。“首次彻底而明确地解释学的现象学练习开始于《恶的象征》。体验通过表达而被阅读到——在这个例子中，通过对遍布古代到现代西方人意识发展过程中的恶的忏悔中发现了痛苦的表达。”[10]通过对《弗洛伊德和哲学：关于解释的文集》的分析，伊德揭示了利科尔转向了语言哲学。“简言之《弗洛伊德与哲学》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彻底的、挑剔的、有些冗长的关于弗洛伊德哲学和他的思想历程的再解释……这个关注点强调了《弗洛伊德与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无意识的地位和意义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尝试处理符号式和间接式语言的心理分析是解释的一种类型。因此，关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分析的前后，利科尔增加了直接处理他对解释学关注的部分内容。”[11]如此，后续的研究也尽量去做到这一点，通过伊德的代表性著作的选取来描述这种转变的内在性以及连贯性。对于伊德来说，标志性的著作也有《聆听与声音：声音现象学》（1976）和《技术与实践：技术哲学》[12]（1979）。前者成为标志不仅是因为伊德“做”现象学思想的成熟，以及在这部著作中将声音现象给予系统的分析，还是因为伊德对声音的现象学分析中蕴藏着后期思想转向技术、工具和身体的迹象；后者成为转向技术研究的标志。“《技术与实践：技术哲学》（1979）标志着我转向技术。我宣称科学实践具身化在技术中，而且是一个预备性的科学工具的现象学，对我而言已经成为符号性的轨迹。”[13]然而，另外一部著作所具有的转折意义是伊德本人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就是《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1998）。对伊德本人而言，这只是他将扩展的解释学运用到科学解释活动中的一个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并不在于他从科学图像的角度充实和论证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特性，尤其是工具化的解释学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从图像技术及其问题的研究中深入下去所触及的是交互体验，这才是图像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需要面对的东西。
伊德对利科尔哲学的研究还揭示了利科尔的哲学背景、哲学目标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等问题。其他研究者对利科尔的研究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展开，如意志论的本质分析；而伊德对利科尔的研究更加偏重在方法论的变迁揭示上，揭示了利科尔如何运用解释学方法展开意志研究。伊德的哲学方法恰恰源于此处。我们也会在研究中加以涉及，但这不是重点。正如上面所表述的，我们的研究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做出概括，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被公认为后现象学，但是我们需要对这种公认看法做出反思；接着勾勒出伊德后现象学思想的演变历程，这一演变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表现出来，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为伊德的思想做出一个大致而准确的把握。
第二，重新挖掘了伊德所称的“分水岭”对于他自身的意义。伊德深刻地意识到海德格尔离开世界的那一年（1976）是他思想演变的分水岭。[14]“1976年：海德格尔之死。他死的伟大甚至到今天还以‘海德格尔的幽灵’形式出现。经常是被看作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他几乎是20世纪早期坚持讨论技术问题的众多欧洲哲学家的唯一一人。我使用他的死亡时间作为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分水岭。海德格尔以多种方式从旧的技术如手工技艺和新的技术如产业技术互相比较的角度分离了技术，石桥、壶、农夫的鞋子、希腊神庙和他著名的锤子代表了第一类；莱茵河水磨、钢桥、原子弹、现代农业都是现代技术的例子。现代技术是大生产的、巨型的、机械的，即那些20世纪早期的产业技术。我坚持把1976年看作我的思想的分水岭，尽管他关于技术的作品大多数产生于50年代。”[15]之所以是分水岭，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从研究方法上看，他开始从现象学的意向分析转入解释学方法。当然是从传统注重语言的解释学方法走向注重物质和身体性的扩展解释学方法。在聚焦技科学这一主题上，他所使用的方法更多的是解释学的，当然是扩展了的解释学。之所以如此，是和他对利科尔的研究分不开的。后来他曾多次返回到伽达默尔和利科尔那里找寻到哲学根据。这更加验证了伊德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不同程度的倚重。“……然后，《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1998）成为科学哲学转入新的解释学实践类型的转型框架。它聚焦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指向了物质化的解释学。”[16]
从研究对象上看，他开始从声音现象走向技术现象，为其技术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之前，他因为“做现象学”的需要，曾一度研究声音现象，尤其是注重“听音乐”的现象学分析。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尤其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观念对声音现象展开分析。1976年之后，他顺应美国技术哲学正在形成的大趋势，将技术作为其分析对象，经过近40年时间的努力，走出一条以技科学为主题的后现象学道路。但是，后现象学是一个静止的路标，无法显示伊德思想所经历过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不变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信天翁”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态比喻。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画：大海时而平静，时而大浪涌现。信天翁在大海上时而高飞，时而掠过海面。这些都是变动的一切，但是不变的是信天翁搏击翱翔的决绝意志。我们终究还是想找寻到合适的词语描述其思想的变动，终于在2012年他与众多后现象学追随者围绕《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讨论与回应中找到了一丝迹象。对于伊德而言，变化的是他所选取的诸多现象，包括声音、技术、工具、身体等，不变的是从非理论的角度——工具和具身（embodiment）角度去诠释科学技术现象，为解释学实践寻求更为丰富的活力源泉。这一切都是视域不断显现自身的结果。
要更为准确地理解伊德的技术现象学，必须结合伊德如何理解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伊德而言，是技术现象而非技术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技术即现象所给我们呈现的是从哲学走向经验技术的过程，呈现的是对技术哲学的伊德式理解，“技术哲学需要不断更新自身，就像技术不断改变自身一样”[17]。更准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并不是哲学的，而是技术化的哲学。
[1] 伊德曾在《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1998）一书中回顾了技科学（technoscience）产生的背景：在这本书第三章所涉及的匈牙利的第一次会议时一次文化冲击让伊德本人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关于科学的理所当然的理解。这导致他开始重新在“技科学”的视角下反思科学与技术及其关系。根据这一看法，到2007年，他对技科学的看法已经比较成熟。
[2] 因为身体原因，伊德缺席了这次会议，我也没能听到他关于听觉技术的报告。从他整个思想的脉络发展看，似乎展示了一个辩证循环，回到了早期关于听觉体验的研究。
[3] 我们找到了这篇写于1962年、出版于1963年的文章。Dirk F. Vansina，“Schets，Orientatie en Betekenis Van Paul Ricouers Wijsgerige Onderneming”，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Vol.25，1963，pp.109-182。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1）利科尔哲学概览；（2）利科尔诗学或者本体论的某些视角；（3）利科尔未完成哲学的意义。在第一部分中主要是对利科尔所有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其分析角度更加偏重揭示利科尔对意志的现象学分析及其超越。
[4] 1983年英国学者David E.Klemm出版了《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一个建构性的分析》，这位作者比伊德要小14岁，这部作品主要阐述了利科尔在解释学传统中的地位、利科尔解释学思想发展、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文本与理解中的宗教维度、文本意义的占有与真理的追问。这本书的目的是“建构利科尔本人未能意识到的可能性，即在哲学解释学中定义神学解释学独特的东西”。（David E.Kelmm，The Hermeneutical Theory of Paul Ricouer：A Constructive Analysis，Lewisburg：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9）这一点在文中有充分的体现：突出利科尔解释学的神学解释学特征，为实现这一任务，作者围绕什么是基础神学、神学式思维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六章内容的分析与解释学自身的循环对应起来。“返回起点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圈，通过占有意识，作为构成的自我的解释学意识是一个对自我有限性的意识，是对存在理解的意识。”（p.15）可以看出，这部著作更多的是聚焦在利科尔哲学解释学文本自身的特征解读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内史性的研究。对照一下，伊德的这部著作主要从现象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利科尔的解释学，所以“现象学的解释学”成为伊德作为理解利科尔的哲学特征，从整体布局看，伊德的研究还是比较注重其从现象学过渡到解释学的演变逻辑。这是两部著作的极大不同。相比之下，伊德研究还是停留在浅层次，并没有进入解释学之中。
[5] Don Ihde，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xx.
[6] Ibid.，p.4.
[7] “信天翁”比喻是美国文化的产物，信天翁意味着运气。在美国的学校中，很多学生都读Ry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在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水手杀死了信天翁，其他人把死去的信天翁的尸体环绕在他的脖子上作为惩罚。伊德本人比较接受这一比喻。此外，Robert C.Scharff也曾经使用过这一比喻来形容伊德对于现象学的坚持。他在《伊德的信天翁：对技科学体验现象学的坚持》（2006）中描述了这种坚持。“然而，最近伊德把现象学看作他的信天翁（CT 131-144，128-130）：他不能去掉它。然而他补充道，当现象学正确反对旧的错误知觉以及扩展到关注人—技术的关系，他需要去掉它。”（Evan Selinger，edit.，Postphenomenology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Ihd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p.131）
[8] Don Ihde，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459.
[9] Don Ihde，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81.
[10] Ibid.，p.95.
[11] Ibid.，p.132.
[12] 波士顿科学哲学系列之一。“技术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主要是：在欧洲，技术哲学历史发展较早，如1877年新黑格尔主义者卡普发表《技术哲学》一书，海德格尔的技术反思影响到了技术哲学领域；在美国，1962年《存在与时间》英文本出版，1969年左右，这个词仅仅表现为应用哲学。同一时期，加拿大学者邦格指出技术哲学的对象、范围及问题不清楚；但是后来拉普在1981年出版《分析的技术哲学》一书。1981年，拉普和杜宾（美国哲学与技术协会创始人）一起举办了德国与美国哲学家的专业会议，1983年成立了美国哲学与技术协会。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伊德所说的欧洲—美国语境的技术哲学，后来荷兰的加入更加扩展了这样一个语境。所以从这个简短史看，伊德之所以1971年开始使用“技术哲学”概念，与当时美国哲学的背景有关系，他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未来趋势。在这本书中，伊德对“实践”的理解是物质性因素。“事实上，物质主义的秘密就是实践的概念。”（Don Ihde，Technology and Praxis，Dordrech：D.Reidel Pub.Co.，1979，p.xxiv）即强调技术使用这一对象。
[13] Don Ihde，“Response，The Body as Image Interpreter”，Philosophy of Technology，Vol.25，2012，p.266.
[14] 伊德的这种看法能够从1976年出版的《聆听与声音——声音现象学》中看出来，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阐述了在本书中如何隐含着后来的相关主题。在一次访谈中，当我问他是否有足够称为“分水岭”的著作时，他表示没有，因为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内在关联的。
[15] Don Ihde，“Ca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Deal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Vol.26，2012，p.324.
[16] Don Ihde，“Response，The Body as Image Interpreter”，Philosophy of Technology，Vol.25，2012，p.266.
[17] Don Ihde，Heidegger's Technologies：Post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