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
陶渊明享年为六十三岁，不仅可以通过了解他的疾患情况来证实，也可以通过他的朋友庞遵出任江州主簿一事来证实。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
结发念善事，
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诗中“俛六九年”，可以作为判定陶渊明享年的一条坚实凭据。可惜不少反对六十三岁说者忽视这条材料的存在，或者有意避而不谈。“俛六九年”，是六朝人习用的叙述年岁方式，在陶渊明诗文中也多次出现。钱锺书先生曾经结合六朝习俗和陶渊明的诗文评论说：“六朝诗文尤好用折计述年岁，如陶潜《杂诗》：‘年始三五间’，《责子》：‘阿舒已二八’，《祭程氏妹文》：‘我年二六’。”[7]因此根据“俛六九年”，可以推断出陶渊明创作此诗的年龄是在五十四岁时。逯钦立先生结合他的六十三岁说，将这首诗系于义熙十四年（418），认为庞遵出任的是江州刺史王弘的主簿。[8]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题中的庞主簿为《晋书·隐逸传·陶潜》中所载的“周旋人庞遵”、“故人庞通之”。按史传记载，庞遵，名通之，为陶渊明故友，后出任主簿，故诗题中称庞主簿。
《宋书·裴松之传》记载：“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据《宋书·王弘传》，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被诛，王弘接任司徒一职。特遣大使（结合当时的形势，这些特使实际上肩负着监察原司徒徐羡之余党的重任），巡行天下，角色相当重要。按照这层理解，刚刚诛灭了司徒徐羡之，他的主簿是不可能被授予巡行天下重任的。因而此处被特遣巡行天下的“司徒主簿”，自然只能是新任司徒的主簿，即王弘的主簿。
考庞遵一生，自义熙末年始，与王弘交往甚密。义熙十四年，庞遵初被王弘任为江州刺史主簿；元嘉三年，王弘升任司徒后，又被王弘委以司徒主簿之位。《宋书》陶渊明本传云：“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南史》本传均载此事。据《宋书·王弘传》，王弘义熙十四年（418）任江州刺史，所以，《宋书》所言的“义熙末年”当即义熙十四年。清代陶澍云：“主簿、治中均为州可设官职。”故庞遵出任主簿职当在这年，其主簿一职当是江州刺史王弘主簿。据此可知，义熙十四年，庞遵不但出任王弘主簿，而且替王弘与陶渊明在庐山半道暗通情款。而王弘出任江州刺史是在义熙十四年，因而综合这些关系断定：这首诗当作于义熙十四年无疑。诗中有“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知陶渊明时年五十四岁，再与义熙十四年相结合，则陶渊明当生于兴宁三年（365），至元嘉四年（427）卒，享年六十三岁。
因此，逯钦立先生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系于义熙十四年，时渊明五十四岁。与义熙十四年庞通之为王弘主簿、义熙末替王弘邀渊明诸事均相吻合，可知逯先生系年之有根据也。不独唯此，以上诸般事迹亦可为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的铁证之一，不可轻易放过。
三 “晋”字与享年
陶渊明身处晋、宋易代之际，其诗文作品中多次言及“晋”字，一些前辈陶学大家多由此推断陶渊明一些诗文的创作时间，进而提出陶渊明的享年异说。
最早根据陶集的“晋”字情况判定陶渊明诗文系年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赖义辉先生。赖先生考证《桃花源记》作年时说：
《与子俨等疏》云：“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按此文为入宋之作，故云“晋时”。不然，使为晋制，则不应有“晋时”，而应为“国朝”、“我朝”或“我晋”矣。先生《命子诗》晋作也，有句云：“在我中晋”，即其例。《桃花源》首标“晋太元中”，此例与前者同而与后者异，其为晋亡后之作可知。顾抑有言者，《祭程氏妹文》云：“维晋义熙三年”，此固晋时之作也，然标晋年号，岂不与前所云相悖？但彼此文例不同，云“晋太元中”，云“晋时”，是追述之词，云“维晋义熙三年”是直述之词。祭文凡标国号，皆必指当代者，其方式固如是也。……祭文所标皆为当代朝号，而益信《桃花源记》为鼎革后之作。[9]
考陶渊明诗文，除《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等颇有争议的作品外，言及“晋”字者凡6题7见，上引赖义辉先生已经谈及四处：《与子俨等疏》、《命子》诗、《桃花源记》、《祭程氏妹文》，此为主要用例。其余尚有三处：诗题《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与殷晋安别》及诗序所云：“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综观陶渊明诗文作品，赖先生仅根据“晋”字的使用情况来推断、划定作品是否为入宋之作，进而得出陶渊明享年五十二岁，未免武断，有欠妥当。
首先，赖先生说：“使为晋制，则不应有‘晋时’，而应为‘国朝’、‘我朝’或‘我晋’矣。”其实，这种习惯性称呼在东晋时期还不是很普遍。考两晋文献作品，并无“我朝”的用例。“我晋”的用例罕见，似为国君专用词。如晋元帝诏令《以谯王承为湘州刺史诏》云：“我晋开基，列国相望。”以“我晋”与“列国”相对，表示区分。同样，“国朝”一词的用例也不多，最早也似为国君专用词。如荀勖《为晋文王与孙皓书》：“然国朝深惟代蜀之举。”文中以“国朝”与“蜀”国并提，以示区分。从题名上看，仍然是晋朝国君的口吻，只是由荀勖代笔而已。总而言之，“国朝”、“我朝”等用语，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还不是很流行，赖先生所称的“晋制”情形，在当时似乎并未出现。
其次，两晋时期并不避讳“晋”字的使用。考两晋文献，“晋”字的用例甚多。
（1）晋朝皇帝的诏令、言语中不避“晋”字。如《晋书·简文帝纪》：“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又《晋书·恭帝纪》：“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
（2）晋朝大臣章表、奏议时也不避讳“晋”字。如《晋书·简文帝纪》记载：“（简文帝）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晋书·废帝纪》记载：“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郭璞、术人皆为晋臣，言语时不避讳“晋”字。
又如《晋书·裴宪传》：“裴宪神色侃然，泣而对曰：‘臣等世荷晋荣，恩遇隆重。王浚凶粗丑正，尚晋之遗藩。’”《晋书·周访传》：“周虓曰：‘昔渐离、豫让，燕、智之微臣，犹漆身吞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晋恩，岂敢忘也。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晋书·李含传》记载中丞傅咸上表为李含辩护说：“太保卫瓘辟含为掾，每语臣曰：‘李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晋书·刘琨传》记载：“箕澹谏刘琨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上述例证中，裴宪、周虓、傅咸、刘琨等，皆为两晋名臣，在作文、言语之时，并不称“国朝”、“我朝”，而直言不讳地屡屡称“晋”字。
由此可见，两晋时期并没有使用晋朝名号的忌讳，当时人并不忌讳直称为“晋”。因此陶渊明的诗文作品中，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忌讳，更不能以此作为判定陶渊明作品系年的依据。例如，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作品中，虽然有“晋时操行人”语，但绝不可遽此断定其写作时间必在晋亡之后。《桃花源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作品的系年，也同样如此。
总而言之，自赖义辉先生以降，在陶渊明的享年争论中，一些学者通过对陶渊明作品中“晋”字使用情况的裁定，对陶渊明的享年提出新说，反对沈约《宋书》记载的六十三说。而通过上文的梳理与辨证，这一推证显然是不足成立的。由于当时人并无“晋”字使用的忌讳，在陶渊明作品中，“晋”字的使用情况，不可以作为判定陶渊明享年的依据，二者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
[1] 李华：《20世纪陶渊明享年争辩得失平议》，《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46页。
[3]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29页。本书所引用陶集文本，均出自袁先生此书，除特殊情况外，不再一一出注。
[4]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陶渊明》，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7页。
[5] 同上书，第44页。
[6] 详细请参阅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282页。
[7]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9页。
[8] 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9] 赖义辉：《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新考》，见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