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播技术与自我认同逻辑联系的历史追踪

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传播史，是一部传播速度不断提高、人类不断摆脱时空束缚的历史。“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1]在英国天才女作家阿兰·德波顿看来，“身份”一词的含义等同于“地位”，她认为在越来越富有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惧怕失去他人的注意与尊重。人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其实和人类一样古老，当这一问题遭遇网络之后，新的生存环境又催生出新的疑问：在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里，人们是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又是怎么在审视自身的存在价值？自我是通过什么方式重新获得内心安慰与平衡的？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有什么性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就有什么性质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我们讨论自我建构问题，同样不能仅从精神世界中去寻找根源，而应主要从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去探寻。传播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构成部分，是影响受众认知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讨论自我认同，不得不以传播技术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重点、焦点。

当然，除了传播技术外，传播内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者的关系，应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技术是内容传播的基础，内容是传播技术产生影响必须凭借的渠道和方式，离开了内容，抽象的传播技术本身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而如果讲传播内容，就回避不了传播权力与传播媒介的技术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渗入社会关系的各个角落，以维护社会利益结构的稳定。传播技术作为传递信息的技术依据，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认知、心理及行动，因此历来为权力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依靠现代传播技术构建起来的大众传播系统，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不可或缺的工具。对媒介化生存的人们而言，现代传媒不仅是传播信息与搜集信息的工具和公共空间，也是人们建立相互关系的工具和空间，更是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工具和空间。掌握着社会资源的人也掌握媒介权力，实施对公众的“霸权”统治。所谓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3]。媒介权力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有文章认为，媒介权力的本质是“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具体来说，媒介的权力就是有权去解释事情的缘由，有权决定什么报道或不报道。”^[4]不同的传播技术影响着传播权力与能力的社会分布状况，影响着个体生存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