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对此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推进理论创新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健康发展的理论源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基础的钥匙，也是一个亟待全面深入研究和阐明的基础理论课题。
（1）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用以研究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范畴，它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课题，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其直接理论依据的。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形态理论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坚持者认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客观规律性的结晶，毁损者借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预言有些没有实现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可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2）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似是一个明确的、不必再进行研究的先定认识，但是人们忘了正是这个先定认识需要批判地创新与发展，而这正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困惑、曲折，无不与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有关。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样，社会形态理论也是一种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实践迫使人们对社会形态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重新反思，促使人们去进行新的开拓。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昭示了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广阔前景。
（3）近年来，理论界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日趋热烈，研究的范围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形态的概念、划分方法、发展规律、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史等，观点可谓丰富多彩，甚至众说纷纭。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高度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整合”，在新的逻辑体系内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创新与发展的迫切需要。21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更使得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立论基础的。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重新审视，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完善的新的社会形态来对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历史自然演进相统一的现代形态来看待。尽管我们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进行观照，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既突破了初级阶段的特征界定，又初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的雏形。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胡锦涛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概括、总结和论述，使得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
（5）社会形态的演进和人类（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互为一体的过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中进行综合考量，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规律，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无疑是优于其他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的，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也需要吸纳和补充其他发展理论的成果。从世界历史与中国文明进程中，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方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结合起来，既是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课题，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的迫切需要。
（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提出以后，社会建设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首先作为社会发展学说而被人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丰富营养，这就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所蕴藏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系统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运行发展理论，等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性运行与科学发展，社会形态理论就成为最直接、最基础的理论渊源。对此，必须在深化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的研究，探究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
（7）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报告多次指出：在当代中国，认清国情，就是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使得我国社会的当前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但正如胡锦涛强调的那样，“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中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概念，深深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也深深改变了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此，需要我们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即社会形态理论给予阐释。
二 选题的主旨与意义
1.选题的主旨
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目的，一是在于全面、完整、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本来思想，进而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二是服务和指导实践，且关键在于指导实践。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的主旨意义的把握，主要在于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阐释”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理解。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一直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认为它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而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者多是从论战和驳斥攻击者的角度来坚守和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认定它是反映和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到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以及近年来“五形态”、“三形态”统一论者，无不如此。这种研究非常必要，并且深入人心。但它无意中遮蔽了社会形态与“一般社会”相联系的部分，缩小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对当代社会的建设发展的指导功能。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阐释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挖掘，在整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既探索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动因和视角，又探索马克思构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历程；既探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也探索其活动规律即社会形态结构系统的活动机理；既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辩证批判，又研究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原则性建构。就是说，回到“整体的马克思”，从当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双重视角来全面、系统、整体地研究和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探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社会运行和社会构建中的深邃价值。“中国实践”主要是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特质与历史地位，解答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的疑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的道路选择、模式转换以及改革和建设的实践选择等。因而本书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主旨有三：一是“清源”；二是发展；三是用于阐释和指导实践。
2.选题的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必然归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立论基础的。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提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课题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原著，用“整体的马克思”原则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其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结合起来研究，其重要意义为以下几方面：
从理论上看，用“整体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发现”和拓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宽广内涵和使用价值，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需要。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核心范畴，但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并没有全面系统地阐释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后继者往往根据实际需要和所掌握的资料多少以及为了驳斥攻击者的论战而进行的取舍和阐释，往往在坚守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同时也无意中缩小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在“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东方社会的跨越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坚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没有给予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明，使得它难以解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困惑与曲折，同时也难以应对波普、哈贝马斯和哈耶克等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证伪”和“重建”所带来的挑战。挑战是压力，也是动力。它迫使人们从更宽广的视角对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反思与开拓。本课题从源头上全面、准确地厘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形态思想及其嬗变，在批判、借鉴、整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发展规律，突出活动规律，突出马克思在批判旧社会中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原则性建构，这必将“发现”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所蕴含的宽广内涵和使用功能，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帮助人们从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和世界发展大局的角度审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回答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行性、合理性的困惑和质疑。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多样性也昭示了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广阔前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与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多重并存的特性，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源泉。本课题在重点系统阐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位一体构成的“艺术整体”的基础上，研究列宁、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全面、系统地研究与阐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蕴含的宽广内涵及其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在社会发展、社会运行及其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深邃价值，这必将深化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需要，提高人们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从实践上说，用“整体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社会形态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依据，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内含的历史逻辑、价值观与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享用的宝贵资源。回到“整体的马克思”，全面、系统地研究与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在力图解决三大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三是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对这三大理论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我们回到“整体的马克思”，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深邃考察中，寻找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难题的方法根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既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探索社会的良性运行与未来理想社会建构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帮助人们从“三大规律”即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机结合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回答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种种质疑；并依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形态运行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而探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享的社会建设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确定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实践指南。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析
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核心课题，长期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从中国知网（CNKI网）中可查得自1979年至2011年关于社会形态的文章共有739篇，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网中查得1949年至2011年相关社会形态的图书38本，硕博士论文共23篇。可以说，社会形态理论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历史学界，20世纪曾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我国“奴隶制”的分期进行了两次波及全球的大讨论。目前史学界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关系，封建制，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等问题。就社会学而言，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目前，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变迁理论、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特别是社会和谐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社会形态理论创新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将社会形态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所查到的739篇论文中明确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题的有73篇，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为题的有23篇，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题的有5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为题的有25篇，以经济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为题的共141篇，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题的共59篇。在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的23篇硕博士论文中，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阐释和当代发展、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改革、技术革命、资本社会形态考察的共13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共4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所查到的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著作有14本，如赵家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1987），刘佑成的《社会发展三形态》（1987），陈相如的《寻找时代的位置——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的多角度透析》（1988），贾高建的《在历史的多样性面前——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及其科学选择》（1989）和《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1993），吴泽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1993），张凌云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1999），孙承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2000），贺善侃主编的《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2003），许俊达等人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2006），刘海霞的《论社会形态的衔接顺序》（2008）和杨文圣、焦存朝的《社会形态嬗变与人的发展进程研究》（2011）等。其中，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研究影响比较大且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有5本。一是赵家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它提出社会形态是“社会整体要素”论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观点，将生产力等要素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的范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自刘佑成的《社会发展三形态》从马克思“伦敦手稿”的研究中发现了被哲学教科书遮蔽的人的发展三形态说以来，引发了学界长期关于“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的争论。三是贾高建的《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初步开创了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视角研究社会形态理论，并初步研究了社会形态的结构模式等问题。四是张凌云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较系统地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的划分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研究，并从东西方双线发展的视角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五是许俊达等人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提出并初步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等。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形态范畴内涵的研究。赵家祥等将社会形态看作一个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2]。贾高建则从社会形态的结构问题和次生规定性上厘清了社会形态构成要素间的逻辑层次和诸侧面的多维视角[3]。段忠桥则在区分“社会形态”与“社会形式”、“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含义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指的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指的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的整体结构”[4]。孙显元则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社会形态看作“在人的发展阶段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统一”[5]。
二是“五形态”与“三形态”的争论。自刘佑成在马克思的“伦敦手稿”中“发现”并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来，赵家祥、孟庆仁、奚永兆、段忠桥、刘曙光、叶险明、季正矩等人就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二者的逻辑关系、“五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等问题展开研究与讨论。其中，段忠桥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6]，而非学界通常所说的人的发展的三形态。张凌云、孙显元等则力图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史的研究中将二者统一起来，其代表作是张凌云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和孙显元的《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的演变》（上、下）等。
三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理论”的研究。吴泽、冯景源、江丹林、孙承叔、谢霖、贾高建、杨耕、张云飞等人的研究认为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并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理论渊源。其中，吴泽的著作《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入手，集中于东方社会经济形态运行规律和特点的研究，初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谢霖、江丹林、孙麾、孙承叔等人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张凌云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看作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贡献”[7]，认为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基础。贾高建、杨耕等在“五形态说”的范畴内将“五形态说”与“东方社会特殊论”（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跨越问题）看作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与特殊、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冯景源则在对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研究中得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依次演进的类规律与具体国家的“跨越”发展构成了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基本内容，认为马克思晚年的史学研究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的钥匙。
四是“回到马克思”，从原著文本的研究中探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本真精神，拓展理论研究视野。陈浩、魏晓波、隽鸿飞、高飞乐、段忠桥、贾高建、王桂泉、冯景源等人分别对《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的社会形态思想进行了研究，张凌云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和庞卓恒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更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主要文本及其历史哲学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五是对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运用与发展的研究。梁树发、丰子义、吴元梁、肖锋等人认为应根据科技革命、全球化、信息化的实践需要，重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吴元梁分析了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并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8]。梁树发依据当代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将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提出并论证了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合理性[9]。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社会”作为社会历史哲学的分析单位是否可能？丰子义则强调全球化时代需要用世界交往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10]。肖峰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相整合的视角，根据当代“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出现而引起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的事实，分析了当代社会形态中的“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问题[11]。赵剑英进一步提出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是否使社会形态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评价西方的后工业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知识社会论、消费社会论等各种与社会形态理论的关联性问题[12]。
六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需要，对社会形态理论做传承创新探究。虞崇胜、刘永瑞、徐春林等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及毛泽东的社会形态转型思想展开研究。谢立中、方卫兵、张国珍、项启源、陈先达等人则注重于研探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理论、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张国珍、李德栓、尚东涛、吴娟、储国胜等从整体视角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概念及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了初步研究。当然，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来研究，如秦宣、余金成等。他们的研究，要么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特征；要么从中国特色发展规律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党的十七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探究成为学界的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特征及江泽民、胡锦涛的社会形态思想也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
综观这些研究，可谓成果显著，硕果累累，但各个学科各有侧重，且观点各异。就马克思主义学科而言，近几年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主张回到马克思原著，从原著文本中重新解读社会形态理论，多维视角是研究趋势。主张用主体视角的“三形态理论”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寻找理论根据，值得肯定，但极端者主张否定“五形态说”的合理性，就难免有因噎废食之嫌。2.扩大社会形态内涵，主张将（知识经济）技术社会形态、社会文明形态和生态文明纳入唯物史观之中。3.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研究社会形态发展，注重“东西双线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探寻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4.注重研究社会形态结构模式，将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联系起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内涵的同时，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三个部分在社会形态研究中虽各有侧重，但因为相互依赖，所面临的问题也基本相同。基础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没有给予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依据，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对其与任何传统理解相异的探究，都必须谨慎。二是人们长期受苏联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僵化理解的影响太深，这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具有决定论色彩的“五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把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等同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身；二是主体和客体二分的对立思维定式，无论是忽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还是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是革命的范式根深蒂固，建设的范式还没有确立，革命的范式强调的是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必然性，而建设范式则要求人们注重社会形态的结构系统与活动规律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可归为一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能动实践在社会发展与演进中的作用的有机统一，要么被分裂，要么被忽视，这都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依次演进”的传统理解，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坚持了唯物论，但它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也就违背了历史辩证法。以“三形态”否定“五形态”，看似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是对传统理解的纠偏，但它是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为代价的，自然也违背了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是价值与科学的统一，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创新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必须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本身，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高度批判、借鉴、整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苏联学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是西方的学者最先发现和批判的，当然他们是在“否定”和“重建”的反思中批判的。从波普的“证伪”、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到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等，他们分别从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人道主义和理性扩展等角度，以个体否定社会整体、以社会发展的偶然性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否定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否定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等人则从结构主义入手，得出社会形态是“同时性的整体结构”和“反还原的多元决定”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佩里·安德森、G.A.柯亨等人特别关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概念的“功能解释”。当然，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新的很有影响的历史分期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如文化学家的社会文化（文明）形态理论，社会学家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分理论，发展学家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经济学家的技术（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等等。这些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说都蕴含着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进行否定的倾向，因而有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的缺陷。
综观中外研究，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准确把握社会发展中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阐明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二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与生动活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厘清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间的传承创新关系。这两点是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关键，也是社会形态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关键。对此，需要我们从“整体的马克思”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块整钢”，对社会形态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做“超学科”的研究。实际上，过分侧重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哲学内涵，而忽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内涵，也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被僵化理解的深层原因之一。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本应成为社会形态理论丰富和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给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用社会建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注重人的主体地位，注重研究社会发展的活动规律。因而，从“整体的马克思”的原则出发，用马克思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所蕴藏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四 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和创新之处
1.研究思路和框架
“回到马克思”，是为了正本清源。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的原创理论，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唯物史观的理论根基，为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寻找源泉和方向。为了人类的彻底解放（主体力量无产阶级），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来探索人类社会演进更替与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当然，马克思主要是在坚持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下，从生产力等社会客体入手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可是，在苏联的教科书和我国旧的哲学教科书中，人的主体作用被忽视，剩下的就只有客观规律，这导致我们在诸如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生和发展等问题上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马克思、列宁更关注的是社会形态中的发展规律。因为，革命与社会形态的更替联系更为紧密。其实，社会发展是一个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相辅相成的过程。发展规律是从纵向论证社会形态的演进，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和上层建筑的多侧面的统一。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要靠发展规律来证明。活动规律是指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的构成要素和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是社会形态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要侧重于研究活动规律。主体与客体，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即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联系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的桥梁，也是该课题需要深入挖掘的内容和研究的中心论题。
相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结论，更能穿越历史时空的是其方法论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主题。从人的主体实践着手，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是统领论文的内在逻辑。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原则设计，是联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所在。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民利用历史机遇的伟大选择，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人民在遵从历史规律基础上的自主选择和自主创新。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的选择性实践，是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因而，从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立体阐释和分析入手，进而找出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当代价值，是本书研究的中心论题。因而，必须研究马克思在辩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构建新社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理论，而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者构成的“艺术整体”。如果说社会形态结构理论和发展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的话，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则是搭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桥梁。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运用、发展与创新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的。因而，依据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阐释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就成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和主线。
社会主义要成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首先要成为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与资本主义的并存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现象。世界历史给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我们借鉴、利用和超越资本主义确定了前提，也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奠定了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形态，是中国人民对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觉选择，是中西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交互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结合与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制度的确立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生成、历史定位、实践选择与历史任务，是本书研究的又一个中心论题。
具体来说，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回到马克思的原著，从文本研究中厘清社会形态理论的准确内涵、发展脉络和研究视阈，在系统分析中整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形态构建中探寻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通过探研和总结列宁、毛泽东等人运用与发展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经验，梳理现实社会主义新认识形成的历史脉络，然后，重点研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因而，全书九章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史的视角，从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梳理社会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唯物史观及其世界历史理论间的内在关系，梳理马克思创立社会形态理论的动因、视角、主线和历程，阐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概念界定和研究视阈。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第四、第五章，主要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进行梳理，阐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理论，而且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者构成的“艺术整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了人类社会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其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的探索和思考，更是架构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联系的桥梁。
第三部分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探研和总结列宁、毛泽东等人运用与发展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经验，梳理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运用、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脉络，然后，重点探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历史逻辑和现实定位。
2.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题，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必须借鉴和体现多学科交融的特点。本书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阐释、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的内在统一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结合等三大关键问题，因而，这就涉及四种侧重点不同又相互关联的方法。
（1）文献研究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散见于马克思所有的著述中，对其分析、总结和归纳，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同时还要对国内外有关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解读和整合。文献研究法是本书写作的首要的方法。
（2）前进—回溯法。前进—回溯法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种新的很好的办法。“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由根据产生的。”[13]对于人们熟知且引起混乱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原创的理论、方法、观点中寻找源泉。
（3）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理论要有说服力，必须穿透历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可以说都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的。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遵从现实，反映历史，这既包括人类发展史，也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
（4）系统辩证法。系统辩证法从整体上考察事物的运动过程和系统内外的辩证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社会形态研究要求人们把具体的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研究社会构成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研究社会系统的多重演进等。
3.创新之处
（1）用“整体的马克思”原则从原著文本中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着力挖掘其蕴含的深广内涵和价值追求，力图从马克思“哲学变革”中将其社会形态理论、人的解放理论、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有机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高度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借鉴、整合与创新。
（2）从人的主体实践的视角即从主客体辩证统一中揭示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传统的研究，多是侧重于研究其发展阶段、发展规律。现有学者开始注意研究社会形态的结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结构模式和运行机理等。将社会形态存在的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有机结合，将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有机结合，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3）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其对未来社会的建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的梳理中总结列宁、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
（4）用传承创新的视角将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建设实践、理论创新等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结合起来，并结合十七大报告对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新认识，从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探研党的十六大以来党运用与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新理论与新探索，分析我国当前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解答社会形态理论面临的新课题。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2] 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3] 参考贾高建《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61页。
[4]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5] 孙显元：《“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学术界》2005年第6期。
[6]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7] 张凌云：《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8] 参见吴元梁《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
[9] 参见梁树发《世界历史、全球化的社会形态意义——兼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合理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12期。
[10] 参见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
[11] 参见肖峰《论技术的社会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和《信息技术决定论：从“信息社会”到“信息主义”》，《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2] 参见赵剑英《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3]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