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
关爱和 解志熙 袁凯声
（河南大学 清华大学 河南省社科院）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能与中华民族如此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相比者，确乎不多。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并自成一体的华夏文明，曾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与文学。但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以血与火的野蛮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独立自我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盛衰更替的内在节奏也随之被打乱。在民族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危机、古典文学危机纷至沓来的复杂背景下，中华民族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寻找国家复兴与民族文化、文学重建的道路。古老的华夏文明从此踏上艰难、曲折、坎坷的现代化进程。在东西方文明交会融合中建构的中国新文学，也同样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如果我们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
一 在全面危机中发生与发展的中国近代文学
全面的危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种全面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士林。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死而不僵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衰落与崩溃。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着许多从没有遇到，依靠祖宗成法、治乱经验所无法解决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影响到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民族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则是在古今与中外两对矛盾中凸显出来的。发生于近代的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还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冲突，涉及从语言思维、信仰追求、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巨大差异。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种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御西方。学习西方，就要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中国生存、有碍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糟粕；而值此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民族同时也需要张扬民族认同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筑起全民族心理上的文化堤防。中西与古今的两对矛盾，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与文化重建中，变得特别地纠结复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跋涉。
在这种全面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诉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的肌体。历史的进程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走向自新中的中国近代文学运用并不纯熟也无暇雕琢的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与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
二 救亡与启蒙主旋律下的中国文学之近代变奏
仅有8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近代文学，犹如一部由数代人参加的，分别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思想情绪的审美趣味的多声部合唱，合唱中的杂乱与不和谐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杂乱与不和谐中，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正是由于这样，近代中国文学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紧密联结。依据中国近代思想与政治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救亡与启蒙的思潮是遵循着补天自救—避害自卫—中体西用的逻辑顺序展开的。进入19世纪以来，清朝统治已由康乾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衰敝，昔日的东方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军备松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连年不绝。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局势，一种由危机感而触发的忧患意识在士大夫阶层逐渐蔓延。出于一种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他们首先在学术界发难，倡言革除繁琐、空疏的学风，呼唤明末清初出现过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归。同时，他们激烈地抨击社会的各种弊端，以与天朝盛世的睡梦极不和谐的音响刺激浑浑噩噩的国人。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具有微弱启蒙意义的动作。
鸦片战争的爆发，扰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旧有秩序：“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面前，出于一种避害自卫，除弊御侮的目的，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现存政治、思想、文明多方面的批判、检讨与反省。反省仍是在传统的华夏中心与以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对手，代表的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洪流，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第一步。他们过分信赖帝国的强盛和以往处理夷敌局部战争的经验，因而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总是保持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对内，他们希图以自救的方式，通过现有政体与思想文化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使旧有秩序的紊乱趋于正常。对外，他们以为学得对方的船坚炮利，修缮加固城池海防，自可化险为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夕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自然地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帜。“经世致用”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移转了士大夫阶层中空疏、繁琐的学风，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与对中国之外世界的注意。但这种远远不够的救亡觉悟仅仅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与中国之外世界的长期隔绝，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扼杀与阻止了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总动员，生存危机意识并没有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纲常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借鉴也被牢牢控制在“中体西用”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文学的触觉是异常敏感的。东南沿海的炮声，打乱了封建士大夫悠游从容的步伐，他们从神韵、格调、性灵的艺术梦幻中惊醒。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以高亢入云的嘹亮歌唱，代替了往日的浅唱低吟。这种以揭露侵略者暴行，抨击清政府及军队腐败，歌颂抗战英雄，宣扬抵抗意识为主题的歌唱，汇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爱国诗潮很快与先于它们出现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汇拢，形成鸦片战争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体精神。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空前紧密结合，与救亡启蒙运动亦步亦趋、息息相关的发展趋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爱国诗潮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在经世致用思想被学术、文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晚明以来形成并发展的人本主义和反理性思想却遭到冷落。作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与文学界巨子龚自珍，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目光。他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尊严的藐视及对人性蹂躏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人身、人心自由与解放的热烈向往。他对世俗权贵的蔑视、傲岸，对母爱、童心的依恋、赞颂，他狂放不羁的气度，使气骂座的做派，都显示出一种叛逆人格的力量。他建立在肯定人（包括自我）在历史与文学活动中的创造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文学“三尊”说，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思想。他指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尊重作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尊心），尊重作家的思想情感及其方式（尊情），尊重文学与作家个性的自然表现（尊自然）。这种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这种呼声还显得纤弱，或超越了现实，也许是文坛过于麻木、积重难返。这种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方获得巨大的反响。
战争给了无生气的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也带来了新的兴奋点。这种兴奋暂时为老态龙钟的古典文学涂抹了一层酡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曾给学术、文学界带来一片惊恐。尔后，随着所谓有“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文学又恢复了依靠自身惯性的缓慢蠕动。人们对封建政体与文化机制尚未丧失其复元振兴的信心，也很难产生诀别旧有文学体系的勇气和意图。温柔敦厚的诗教，文以载道的古训，仍作为经典而被频繁地征用；学汉、学唐、学宋的复古主义旗帜仍被不同的文学流派高高举起，微弱的创新意识，被紧紧包裹于复古的大旗之中；文学作为封建政治与经学之附庸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宋诗派、桐城派仍在学问还是性情、义理还是辞章的困扰中作着小心的平衡与艰难的选择；小说戏曲依旧被大雅君子视为小道。
文学期待着变革，期待着政治、思想革命的风暴给予它告别过去的力量。
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甲午战争以中方的惨败而告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随着侵略活动的加剧，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活动日益甚嚣尘上。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场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运动开始酝酿形成，“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压倒一切的强烈呼声。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这一时期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领导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思潮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进行的古今中外全方位的思想求索，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撞击、交会、融合。华夏中心、天朝至上的思维定式被轰毁，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的思想文化体系被打破，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地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身，寻求自强新生之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引入，使人们从弱肉强食的普通道理中领悟到民族危机问题的严峻；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传播，煽动起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向往；民权论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批判思想交会，铸就了维新思想家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核心的政治理想。
正当维新派满心喜悦、跃跃欲试地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行时，却遭到了封建旧势力的沉重打击，流血的现实促使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探求影响政治变革成功的原因。他们认为，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得还相当不充分。于是，一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在变法失败后很快达到高潮。中国近代第一次有目的地改造国民精神的总体工程由此肇始。这场气势恢弘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许多重要变化：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人群进化、级级相嬗”的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演进，尊王法祖、凡古皆好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某些程度上被理想化，以夏变夷及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被打破；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得到确立，民族的主权意识、独立精神与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权力被同时接受，君统论、君权神授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与进取精神、群体意识被当做新国民所应具备的德性，奴性思想以及造成奴性思想的根源——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冲击；对民族和国家兴盛、富强的向往，使理智的务实精神得到张扬，重性理考据之学，轻视工商科技的观念得到动摇。人们在社会观、伦理观、文化观、价值观诸方面的众多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影响着文学的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范型为参照，不断粉碎传统的旧文学体系和引进、吸收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新型的文学形态两个方面。
在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浪中，维新思想家是以文学无用的否定目光，开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审视的。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与《救亡决论》，在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中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先物理而后文物，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弱救贫。谭嗣同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在中外虎争的时代，即应将考据辞章、无用之呻吟统统抛弃。
对旧文学的不满与批判，正是孕育新质的开始。维新派矫枉过正式的激愤之辞，很快便为理性的思考所取代。他们随即发现，彻底抛弃与摆脱母体与文学，是决计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着的传统文学体系，于中输入新的能量与物质，改变其旧有的饱和僵死状态，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机制。维新思想家们开始了各种尝试。
严复、夏曾佑1897年合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的研究。文章把人和人性看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人性的共同点在于“崇拜英雄”，“系情男女”。中国古典的说部、戏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人所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圣经贤传及一般史书，关键在于它反映了“英雄”、“男女”这些普遍的人性，这便为小说、戏曲的升堂入室找到了理论支点。谭嗣同、夏曾佑试图向旧体诗发动冲击，他们袭用格律诗的形式，撷取佛教与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掺杂以科学术语及外国语译音，作出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一类“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派诗。[2]梁启超以半文半白、亦骈亦散、中西兼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鼓吹变法维新，其文赢得“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3]的赞誉，使一切古文派相形见绌。
维新思想家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实践，为文学改良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来。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欧、日本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的，充分表现出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创造进取风貌的热切追寻。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国人编造了许多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这种“求新声于异邦”和“托外改制”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并促进了域外文学的介绍与引进。
维新思想家、文学家的种种努力，终于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纷纭呈现；给文坛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喧嚣与骚动：
——随着“进化如飞矢”观念的深入人心，复古、拟古思想受到唾弃，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字被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以表现人类共性的多寡和方式轩轾小说、戏曲与史经贤传，梁启超以熏、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都是以情感作为其立论支点的。稍后，至系统地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其对情感说的认同则表述得更为明确：“若知识、道理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4]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已接近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的超越。
——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而小说戏曲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传统文学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问题小说，社会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创作方法的区分与文学批评的更新。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与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对峙、双水并流，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了创作的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批评家从被封建士大夫目为诲盗诲淫的《水浒》、《红楼梦》中发现了民主民权与反封建道德的思想倾向，同时，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也开始引起批评家们的兴趣。
——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语言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变革中最稳定与最保守的因素。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言文合一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日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新民为目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
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初步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一切进行得都是那么匆忙，时代并没有留给他们从容思考与审慎选择的时机，维新派思想家、文学家凭着创造的热情和破坏的冲动，把文学庞大的支架建立在新民救国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而当社会政治发生急骤变革，迫使他们退出政治与历史的中心舞台时，他们的文学大厦即开始倾斜。历史把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后来者。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在维新思想家惨淡经营于新民救国运动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成长壮大之中。他们出于对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投降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热切向往，提出了不同于维新派的救国方案。他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决心以暴力、流血的方式，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新型的中华共和国。
以救亡为出发点的队伍迅速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下集结，而三民主义的内容很快被凝聚和简化为最能煽动起人们行动热情的口号——“反满倒清”。华夷之辨、种族革命、天赋人权、无政治主义诸种学说与思潮，奇特地混合起来，成为各色人等反满倒清的思想支点。用暴力与流血推翻现有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热潮顿然使维新派新民救国主张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失去其原有的号召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但刚刚树起的共和国旗帜也在风雨中飘摇。革命派“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清王朝刚刚落地的皇冠，使人垂涎，这便有一幕幕复辟丑剧的演出。革命后的失望、苦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射来的阴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灰冷的色调。而冲破这层灰冷，给人们燃起新的希望之火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新的思想启蒙补救暴力与流血留下的缺憾。承继近代思想先驱者的精神，他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召唤更具有平民色彩的国民运动，而把伦理之觉悟看做是国民“最后觉悟之觉悟”，以人权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冲击与撕破缠绕在国民个体身心之上的有形或无形的封建网络，以个体的新生，赢得民族与社会的新生。
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着纷纭繁杂，多元对峙的局面。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遭到唾弃，但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促进国民觉悟，达到救亡目的的文学发展趋势并没有被遏止。革命派中的一些作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黄小配及南社早期诗人，无不热情地以文学鼓吹革命。与革命派具有浓郁社会功利色彩的文学观相反，王国维则以非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以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反对把文学当做道德与政治的工具。维新派编造的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更多了解而逐步消失，但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引进、介绍却方兴未艾，并逐步走向系统化与有选择地进行，东欧与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受到了注意。与此同时，以“保种、爱国、存学”相号召的国粹思潮喧嚣噪起。国粹思潮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认同与弘扬，它具有“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的积极作用，但也明显地带有复古与盲目排外的思想情绪；在叱咤风云，倡言革命的诗文中，屈己就群，轻抛头颅，以词笔换兜鍪的群体意识与尚武牺牲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具有更深沉冷静思考的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则更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更急迫地呼唤精神界的战士，更热切地期待尊个性，排流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洋溢着自由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宏图初展但命运多舛，帝制的阴魂未散却已失去人心，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尚未建立，旧的生活图景失去诱惑而新的仍显得朦胧。复辟丑剧与军阀割据愈演愈甚，给革命前驰骁战场的斗士带来心灵上痛苦的颤动。世界性的战争，冲击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信仰堤防，使他们顿生“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慨，而将社会进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
但持续数十年的思想启蒙不会一无所获。经受欧风美雨洗礼，感受到封建制度灭亡快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还年轻，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对新世界新生活的追求。近代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和探索的广阔道路。在文学创造活动中，五四青年群体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烈的态度抨击旧文学，同时又以无比的热情呼唤新文学。他们同封建的载道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中走出，他们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与表现手段，在各自深切感受过的人生领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以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以五四文学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大踏步推进。近代文学家对文学的彻底突破和根本转换的期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得到了落实，而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前奏、积蓄和准备。
三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审美风貌与过渡性特征
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始终。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上影响与制约着近代文学家的情感范围与审美经验。他们的体验、感知、想象、创造都无法摆脱政治、思想、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代作家与文学流派，由于政治信仰、艺术造诣、审美情趣的不同，各自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风格与流派风格。但如果我们超越对具体作家、流派风格的考察，而着眼于宏观的、历史层次的把握，则可以发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终至于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一块块地剥落，封建政体千疮百孔，祖宗成法屡试不灵，内忧外患纷扰不已。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着一代诗人的情怀。由历史盛衰对比所带来的沧桑之感，由民族耻辱所激起的忧愤之怀，由补天无术所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封闭着的封建文化体系，使他们不得不在民族的本源精神中寻求支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厚人伦，移教化，美风俗”的古训仍被作为其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准则，屈原式封建士大夫的忠怀孤愤，于他们仍具有强大的人格上的支配力量。他们不满于社会现状却没有力量改变它，他们觉察到封建大厦的岌岌可危却不得不全力扶持。他们的歌唱，充满着悲痛忧愤的情调，显示出一种沉郁而又有几分悲凉的美。
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革命派满怀激情，全力以赴地为他们认定的政治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恢弘气度。他们为古老的民族与国度，偷运来再生的火种。他们把文学作为救亡与启蒙的号角鼙鼓，为奋起前行者助威，使昏睡迷惘者清醒。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崇高的英雄感，透露出民族再造的自信。文学在他们的驾驭之下，勉力分担着时代的重任，显示出昂扬躁厉的风度，是一种单色而富有力度的美。
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触动封建文人的怀旧意绪与凄楚情怀。他们以悲怆低咽的基调，抒写着故国铜驼神思，麦秀黍离感慨。随即，他们又参加了保孔保教、维护封建伦常道德的合唱。然而这些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面前，他们的言行显得那样颟顸、迂腐。五四青年群体以敏感的心灵感应着新生活的召唤，他们以狂飙般的热情讴歌生命，讴歌青春，讴歌爱情，讴歌自然。他们对昨天不屑一顾，而对明天则充满着渴望，他们对传统投去鄙视的目光，对创造则倾注着全心的向往，他们以具有浓烈个性色彩、表现人生价值和生命骚动的作品，取代了维新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揭示单一政治主题的作品，以冷隽、率直、真诚、抒情、富有哲理等多样的文学风格取代了前十几年间流行的由热情自信、历史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凝聚而成的悲壮崇高的文学风格，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明朗乐观的色彩，是一种斑斓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美。
在痛苦选择中演进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表现的深刻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近代中国文学，其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过渡转折时代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
正如我们已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是全面危机与思想文化变革导致的自觉过程与必然产物。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矛盾也必然从各个侧面，以各种方式投射到文学之中，一个动荡而充满矛盾的时代，必然也会产生充满矛盾的文化与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与民族的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显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交会日趋激烈的近代中国，作为文学实践与创作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其文化选择的心理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了极为驳杂、矛盾的历史风貌。面对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挑战面前的艰难处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表现了三种明显差异的心理价值取向。他们或以板结的思维心理定式看待日益蓬勃发展的西学东渐浪潮，死死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在承认中国技艺落后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的巨大优越性，在文化选择中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不仅承认中国技艺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与文学皆不如人，试图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力量，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
上述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给近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复杂与矛盾不仅表现为新旧对立的两种文学形态、意识的并存与杂糅，不仅表现为近代文学思潮、流派的驳杂和思想、审美风貌的驳杂，而且也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文学观念、主题、风格以及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行为模式之中。
即如被誉为近代文学开山的龚自珍，他所深切感受到的“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深重的危机忧患意识。但他提出的改革理想与方案，却充满着平庸、落后、陈旧的色彩。这种“伟人与庸人”式的思想双重混合同样也存在于后来的许多先进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中，这是纷纭复杂、新旧交替的时代所形成的必然印痕。
近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复杂矛盾现象。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的全面撞击与交会，文学观念的更新与递进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关于文学的职能、范畴、本质、审美风格、艺术特性的认识与把握，还是在具体创作中显示出的实际风貌，都显现出递进式的进步趋势，而另一方面，这种进步的本身又充满着无比的艰辛与痛苦，阐道翼教的文学功能认知，崇先法古的文学心理定式，杂文学体系的文学范畴理论，作为一种已经凝聚化了的文化积淀，极大地限制着文学家，特别是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思想、眼界与文学实践。学唐、学宋、上溯两汉先秦的文学旗帜，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旗帜同时飘扬在近代中国文坛。对昨日封建帝国旧有秩序的怀恋与对明日少年中国及新时代的向往，同时召唤着近代文学家的文魄诗魂。
因此，处在不断变更中的近代中国文学，是一种新旧杂糅的文学，是启蒙与蒙昧、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多重意识、多重形式相交织相混合的文学。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既是新的进步的文学萌发、生成、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正统文学延续、挣扎逐渐萎缩收束的过程。
作为民族危机、文化冲突与阶级矛盾产物的近代中国文学，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时代便把它卷入了历史进程的中心漩涡。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而且必须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必须为民族的生存而呐喊，为社会的变革而呼吁。作为文化冲突的结果，它必然表现出文学重心和文化意识的倾斜，必然在不同文化意识的冲突中确立自身的支点。作为阶级矛盾的产物，它必然会被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成为政治搏斗的工具，为各种政治、阶级势力而服务。也许可以说，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以如此之大的热情与自觉，从各个方面去参与时代的进程，也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推崇扩展到如此之高且广阔的领域。
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文学便开始从高高的殿堂步向了现实的土地。鸦片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家、思想家以自己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政治热情，试图用文学参与社会的变革。他们视文学为“匡时济世、除弊御侮、经世致用”之工具。戊戌维新时期的改良派，在政治变革失败之后，把自己强烈的政治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之中，为救亡与启蒙的政治目的去倡导文学运动。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到小说戏曲界革命，他们奔走呐喊，呼风唤雨。文学的社会功利被他们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梁启超在他自己杜撰的文学救国神话中，甚至得出这种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文学仿佛成了医治社会的灵丹妙药。这种不无缺陷的功利主义逻辑推论，对于抬高文学的地位，促进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变革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与观念，对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提高与发展留下了至今仍值得思索的遗憾。
在文学功利主义被无限夸大的同时，文学的审美特性被忽视了。尽管我们可以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与功利主义观念相反的例证与现象，如一度曾被唐宋古文运动打入冷宫，后在清代中叶又有所复苏的选派（骈文派）便表现出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经、史、子都排斥在文学之外而专取沉思瀚藻之文，追求一种“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的文境。但这种躲进“象牙之塔”中的吟唱，却与那急遽变革而动荡的时代显得极不和谐，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形式主义的回光返照而已，从根本上讲，缺乏近代审美的意蕴，更无超越传统的意向与力量。而真正具有近代意蕴的审美价值观念是王国维的思想与主张。在他身上，显示了从哲学深层把握并阐发文学审美品格的深刻性。他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为参照，较为系统而又不无偏颇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及本质之所在。但这呼声很快被无声无息地淹没在文学功利主义的大潮之中。
对于时代的变革和动荡来讲，一方面它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从容发展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文学参与社会并极大地发挥其作用。在民族生存危机、救亡与反帝、启蒙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近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与全面危机的形势，决定了近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以求与时代取得同步。这是文学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看，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如果文学失去了自身的审美品格，那么它的“熏”、“浸”、“刺”、“提”的力量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同样失去其存在价值。因此，极端功利主义往往是以削弱甚至牺牲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代价，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发展的深刻缺陷甚至是危机。这两个命题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其各自的角度看，其各有存在的理由、自足性、合理性，但又隐含了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也是近代中国文学为什么一直没有能产生在思想意蕴和艺术审美上都能称得上深刻宏大的艺术结构的原因之一。但是，就服务于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进步主导文学潮流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不仅承担而且义不容辞地肩负了历史的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近代中国文学的文化——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自身的纯文学价值。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近代中国文学80年的发展历程，从其行进的节奏看，恰恰表现为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统一的演变节奏。一方面是其发展演变的曲折与漫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其变革的急遽性。
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矛盾的文化困扰。在古今、中外的矛盾面前，近代文学家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这是近代文学演变双重节奏相交织相矛盾的深刻原因。中国文化与文学十分美好、光辉灿烂的历史，常常像一杯醇酒，令人回味与向往，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清除，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上的小农封闭意识，仍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而战争与竞争失败的现实，压倒一切的民族生存问题又迫使人们不断地以西方近代进步文化与文学为参照，对传统文化与文学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改造其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消极因素。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与重铸国民精神，如何将救亡与启蒙所最需要的民族、民主精神加以艺术地显现与张扬，如何在这种显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的外部压力与文学家情感结构、思维定式的内部压力，如何在传统的杂文学体系，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以文言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基础之上构建新的情感型文学的框架、新的文学范畴论、新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语言。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近代文学变革将充满着艰难与曲折性。
但近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在时代变革的推动下又充分显示出急速性的特点。在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风驰电掣般地向前推进，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潮头后浪盖过前浪。时代每跃进一步，文学都表现出对自身的超越。历史推进的快节奏，带来了文学发展的快节奏，文学没有从容的心境与时间去完善自我，它自身形态的建设与审美品格的自觉都处在一种速成早熟的状态。同时，急遽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不断把新的代表先进思想的文学家推到浪尖，并不断把落伍者抛到背后。文学家要么紧跟时代而不断超越旧我，要么被时代所遗弃。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之类的话，很能概括出许多不甘落后的文学家无可奈何的心境。
近代文学变革的艰巨性、曲折性与急遽性的矛盾，决定了这种变革进行得不彻底。但是，它却为后来者开启了道路，为濒临生存、转化困境的中国文学选择了新的历史出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这预示了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革命时代的必然到来。
四 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接力关系
如果说，近代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发轫、准备与起步，那么现代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高潮和飞跃。现代文学革命是在近代文学变革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全面的发展。现代文学继承、延续了近代文学思想、文学的成果，从而开辟了一个思想与文学的新时代。这种延续性之最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近代文学所开创的启蒙与救亡的文学主题在现代文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二是近代文学所提出的“言文一致”的理想（它在实践中仍然呈现为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分立），到了现代文学那里终于成为现实，中国文学从此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当然，现代文学并不完全是“照着”近代文学的指标而行，而是“接着”近代文学而有更大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格局。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接力关系，是既有承继性的“延续”，更有超越性的“变异”。就其超越性的变异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五四新青年在近代器物革命、政治革命之后，选择伦理革命为思想解放新的逻辑起点。现代文学革命在酝酿发动之时起，便开始对数十年的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进行了深刻反省与总结。这种反省，坚定了他们的文化选择与心理价值取向。正如陈独秀所明确认识到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固有之文化是根本不相容的，而它们之间每冲突一次，都促使国人觉悟一步，由学术而政治、由政治而伦理，因此，“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这样就把近代以来兴起的思想文化革命推向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内核。
其次，现代文学革命把思想革命、文化革命重心由国民转向个体。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更，以新民救国、国民意识的重铸为基本出发点，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群体与个体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必然会因为中西文化冲突交会而变得日趋激烈、难以调和。而现代文学革命在其起步之时起，便把重心转移到个体意识的确立与人的本体存在这一问题上，因而比他们的前辈显示了巨大的深刻性。鲁迅从“立业”到“主人”的转变和他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所呼唤的正是“独立自由人道”与“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体精神。这不仅是文化的变革，也是哲学意识的变革。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立人精神”，至五四时期，终于演化为“人的文学”的礼赞和对传统（包括近代）非人文学的彻底批判否定。五四新文学中对自我价值、人生价值的张扬和这种价值被压抑、摧残后的悲哀与反抗的作品，构成五四新文学最光彩炫目的风景。
最后，伦理革命与个性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现代文学革命在实现文化意识、哲学意识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就唤起了一个文学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思想和主题的深化上，同时也表现在艺术风格的多样、审美意识的强化以及文学实践的自觉与坚决上。因此现代文学革命的文学形式与语言变革的成功，实际上是文学自觉与人的自觉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文学革命的思想革命实绩与文学革命实绩（包括语言形式的革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换言之，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文学之上更进一步，则不仅因为近代文学给予现代文学正面的启示，也因为它给予现代文学负面的警示，从而促动现代文学彻底放弃“改良”而断然走向“革命”。即以诗歌为例，恰正是近代诗歌学古难比古（如宋体诗派、选体诗派）、求新难言新（如旨在改良旧诗的“诗界革命”、试图取法“唐音”来革除“宋体诗”积习的南社诗人）的“负面”教训，深深地启发了现代诗人：不仅从旧诗格套中再难变出好诗，而且从“挦扯新名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中也难以产生真正的新诗，因此，中国诗歌必须进行整体性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到内在精神都必须“革命”，修修补补的“改良”是不可能开创中国诗歌的新纪元的。这个彻底的“革命”就完成于现代诗人之手，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革命”的觉悟，正缘于近代诗歌不彻底的“改良”半途而废的历史教训。
的确，在经过近代文学复杂矛盾、艰难痛苦选择过程之后，接之而来的现代文学革命显示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飞跃的自我调节、自我扬弃的能力，一个真正现代化性的文学形态终于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迅速确立了。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近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恰正是促使现代文学革命者获得“最后之觉悟”、从而迅速走向成功的历史前提。
[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3]《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二十六），《学衡》1922年第12期。
[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页。
[5]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6]《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