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分析研究
邓小平曾说：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人认为：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世上万物的确存在这种辩证关系，如同骑自行车一样，常常表现为一种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直接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并行而至。因为发展停滞常常会引发金融风险，或者说，金融风险常常发生在经济增长停滞阶段。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企业的生产经营便会遇到极大困难，此时银行的呆坏账就会明显增加，因而也最容易触发金融风险。此外，货币信用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一样，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结合得好，彼此顺畅、互为促进；结合得不好，就会出现矛盾冲突，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解，也可以从货币信用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去认识和把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货币信用持续膨胀，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以及2003年后直至这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出台的刺激性投资政策等，多次出现较为严重的失控状况，最后之所以每次均可化险为夷，相安无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个时期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自然可以吸收和容纳更多的货币量。假如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或增长潜能式微，那么那些过多投放的货币信用就难以自行消化，并有可能演化成为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金融风险。现阶段中国经济金融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恰好与经济进入这样一个下行阶段有关。如前所述，第一是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已开始受到严重的制约与挑战，发展潜能日渐衰微。第二是以巨额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受到负债率持续增高的困扰，长此以往必将更为艰难。因为这种增长模式必须依靠货币信用的大量投放作为其负债来源，因而极易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并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内在的结构、比例关系，最终造成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同时，又受到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投资成本效益比率急速下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第三是前期“4＋10”万亿元巨额财政信贷的刺激性政策太过夸张，以致中国货币信用出现严重膨胀，货币供应量占GDP之比持续攀升。第四是在前两种增长模式受到制约、增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结构调整、转换增长方式的行动过于迟缓，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尚未形成。
主要受上述前三大因素的影响，中国长期存在的货币信用膨胀问题，现已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短期内难以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当局做出的理智选择，只能是在设法控制货币信用的前提下小心前行，所以才推出了各种名目的所谓“微刺激”政策，以期推动经济增长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一旦控制性政策使货币信用膨胀之势得以改变，呈现收缩效应，那么泡沫垮塌下来的力量便非常强大，有时甚至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抵挡。这犹如潮起潮落，涨潮时水漫金山，落潮时水落石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困难，除了前边提到的30多年来中国逐步形成的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其比较优势开始出现锐减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紧缩性政策的持续控制下，前期刺激性政策所形成的货币信用膨胀局面现已开始进入收缩阶段，而每到这种挤泡沫、去杠杆的时候，往往正是经济增长出现困难、金融风险凸显的痛苦时期。
根据以上对中国经济所处宏观环境的简要分析，并针对目前国内面临的经济热点问题，尤其是重点金融风险，特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与看法。
1.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分化，毫无疑问已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时期。有关这个问题已讨论多时，政策方和市场人士见仁见智，意见不一。我支持“拐点论”的看法，即认为这轮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销售萎缩、价格下跌等现象，与近几年几次发生的短暂下降不同，反映的是一种趋势性改变，因此预计短期内难现反弹。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的所有问题，最终集中反映在价格上，而房价表面上系由供求关系所形成，背后实则与普通商品一样，也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多发，房价就会上涨；货币紧缩，房价自然下降。说到底，房价不过也是一个货币符号而已。因此，考察近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货币信用发生膨胀，社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现象，什么时候房地产市场就会火爆上涨；相反，什么时候货币信用得以控制，甚至出现货币信用收缩态势，什么时候房地产市场就会低迷不振。鉴于中国前期刺激性政策导致货币信用严重膨胀、现阶段不得不实行严格控制的大背景，短期内中国货币信用难言放松，所以必将制约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而背后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已处于均衡状态，并预计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还将面临贬值压力，因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会重现资金外流现象，这将致使国内进入货币信用紧缩态势，从而会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这从一些现象也可以进行观察，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形成。比如，近年来中国人到国外购房置业的投资金额持续增多，已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最大海外买主。据住房网络数据包（HousingWire）的最新数据统计，2013年4月—2014年3月海外购买美国物业的总值为92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买家高居榜首，达220亿美元，约占24％。这里的原因，虽然有国内投资风险加大、营商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不安全因素增多等多种原因，但暗含的一点却不可否认，那就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空间已明显收窄，兑换成国外货币及资产并无重大损失之虞，所以才感到在美国等境外投资会越来越便宜、合算。
此外，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供求来看，经过持续多年的货币信用膨胀局面，刺激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供应及销售额持续扩大，现已明显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能力，出现阶段性过剩已在所难免。而房地产市场连接千家万户，又是银行最重要的信贷市场之一，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冷暖变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金融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我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及金融风险的整体判断有七点看法：（1）已开始进入一个持续低迷的发展阶段；（2）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明显的分化，除了京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部分刚性需求较大、前期泡沫较少的二线城市之外，大部分中小城市将会面临房地产市场严重下滑的局面；（3）房地产开发商会出现严重分化，大多数中小开发商资金链紧张、经营困难，定会出现大量兼并重组现象；（4）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总体可控，但会爆发一定比例的呆坏账，将对个别房地产信贷业务较大、质量较差的中小银行形成明显冲击；（5）信托、理财、小贷公司等“影子银行”风险加大，甚至会引发破产倒闭潮；（6）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内如果出现反弹，那一定是政策当局耐不住寂寞，又祭出放松货币信贷等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并重现资产泡沫所致；（7）这样做的代价和后果将极其严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问题雪上加霜，内在的结构、比例关系遭到进一步破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烂摊子”必将更难收拾。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负债总额持续增加，风险快速积累并将不断爆发。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始终像谜一样并争议不休。有人说风险巨大，有人说毫无风险可言。因为它的不良率很低，长期大约维持在0.1％的水平甚至逐年下降。但不管怎样，我认为现实中确有几个难题无法解决。
第一是结构复杂、底数不清。所谓融资平台公司均系地方政府出资成立，并以筹措建设资金为目的、为己任，因此这类公司主要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行政化色彩严重，并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人企业制度。其股权和资产结构通常较为复杂，多以土地、房产及设施等大宗物业为其主要资产，市场估值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波动性。同时，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均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操控和经营，所以融资平台公司之间往往可以相互串通、关联，单家金融机构很难搞清其真实的资产负债情况。平台公司的负债来源，早期兴起于银行贷款，2010年之后由于监管部门对银行的融资平台公司信贷实行严格监控，融资平台公司就另辟蹊径，转向信托理财、委托贷款、短融中票、企业及城投债、保险资金等共计10多个融资科目，另有大量的BT和BOT项目，致使其负债结构从此大为丰富和复杂化。并且，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将其真实的负债情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不管是谁来调查、统计，甚至审计，一般均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瞒报少报比比皆是。此外，平台负债本身也是个动态管理的体系，常常变化多端，发展很快，所以实际上至今难有一个全面、完整、准确的统计。
第二是持续增加，风险越积累越大。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政策控制，说来已持续多年，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和负债总额却不仅未见减少，反而越发“做大做强”。这是为什么呢？具体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地方政府作为负债主体的需求方，其所思所想及行为方式，可从几位行政长官的几段谈话中了然于胸。
一位省委常委兼职某大市的市委书记曾对我说：“不是说我非要搞什么政绩工程，而是以前所欠的债务过于庞大，每年仅还本付息需要的资金就超过市本级财政的预算收入，如果你要求我停止借贷，那么明天政府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另一位新任市长说出他的心声：“债务都是前任所欠并积累至今，如果我不再借下去的话，那么就变成前任借债我还债；前任干了许多政绩，我什么也不能干。这样的市长能当下去吗？上级和当地百姓能干吗？”
还有一位资历较深的市委书记则神情凝重起来，他说：“这的确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即使我现在不想再增加债务——的确也不能再增加下去了，但原来所欠的债务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你要付利息呀，这样每年自然就会大约递增10％吧。所以实际上地方债务会越滚越大，负担越来越重，总有一天难以承受下去。”
第二，从银行、信托等资金的供给方来看，虽然明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法人治理不科学、经营管理不规范、结构复杂且透明度不高，却为何又偏偏对其钟爱有加呢？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控制和垄断着当地的主要权力和大量资源，多个公司关联运作，相互借用，腾挪空间巨大，又有政府做担保，而现实中中国的各级政府又不会倒闭或“跑路”，所以即使出现一些违约风险，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将其化解或延期，这就造成从表面上看，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现实风险的确不大，远低于普通企业等不良贷款率水平。因此，大部分银行从现实出发，宁愿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项目，也不愿选择普通企业客户（当然，这也与银行的考核机制使其经营行为短期化有关）。而我常常对银行说：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不是没有风险，而是风险尚未爆发。平台公司属于治理结构最差的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企，怎么能没有风险呢？
第三，是融资平台公司负债所遵循的规则不同，暗中破坏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普通企业负债是以盈利即经营收益足已覆盖融资成本为目的和原则，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则是以资金链在本届政府任上不断裂为目的和原则，这样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一届一届传下去，以致债务总额越积累越大。由于普通企业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对待自身债务的管理规则和行为模式不同，所以两者在融资成本的竞争上就大相径庭。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不仅相互关联、腾挪空间巨大，而且本身预算软约束，这使其掩饰风险和融资能力均大为提高，所以在举债竞争中，就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问成本、不计代价、不同凡响的气质来，结果却直接破坏了融资市场的竞争机制，使普通企业很难与其“同台竞技”。因此，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对中国金融的最大现实危害，并不在于其本身产生多大的不良资产额，而是对融资市场机制的严重破坏。我感到：多年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疯狂成长，看起来很像一个恶性肿瘤，它越生长、越大，对整体经济金融这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力也越强。这种破坏的背后，还对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带来直接挑战，往往表现为：货币管紧了会造成市场上资金紧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管松了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进而形成明显的通胀压力，并对国民经济内在的结构、比例关系造成重大损害。这种新形势下的“倒逼机制”使中央银行进退两难，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四，是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一个地区的土地储备相联系，其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收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收益状况及风险补偿能力，直接与土地市场相关联，因此土地市场火爆，其融资规模就自然放大，流动性充足，且无风险爆发之虞；而当土地市场遇冷，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就好景不再，搞不好还会触发金融风险。而中国的土地市场，现实中主要又由房地产所支撑，这样一来，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就成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营状况及风险是否爆发的晴雨表，因此，哪个地方房地产市场火热，其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控制就相对容易，基本上可高枕无忧；哪个地方前几年出让土地过多，房屋开发量过大，其房地产市场就会持续承受压力，进而影响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运作艰难，政府的日子也相应很难过。因此，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安危及风险控制，实际上主要维系在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上，大部分与房地产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如前面所述出现“拐点”，甚至有可能引发某种程度的“崩盘”，那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违约风险就会进入高发期，其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神话或许将就此终结。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风险的防控及会否发生风险的问题，不少人做过研究。总的来说，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际上蕴藏着巨大风险，长时间之所以没有暴露，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和强势地位，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相互借用、腾挪，拆东墙补西墙，竭力维护的结果。一旦融资环境在某个时期进一步收紧，连融资平台公司借新还旧都难以为继之时，就极有可能爆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问题，企业生产经营异常困难，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货币管理甚至出现紧缩并紊乱现象。第二，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整顿和风险防控，虽然有关部门同心协力，做了大量工作，但实际上并无太多的好办法。有人认为给融资平台公司多开一些融资渠道，允许其直接发债，甚至自借自还，促使地方债务显性化，以增强其自我约束的责任感，从而便可解决融资平台公司无限扩张、风险不断积累的问题。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许给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开的融资渠道越多，其负债规模会越大；债务显性化也解决不了其负债软约束的问题，因为大量的负债仍是银行贷款等所谓隐性债务，并不能使其真正做到全部债务硬约束。因此，早在几年前我就对银行讲：不要指望融资平台公司因为增加了非信贷类负债渠道而将银行的贷款风险予以替代；实际上有可能越发加重了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因为显性债务越是硬约束，它越有可能先赖银行的贷款。
最后，我再次强调：在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日趋庞大的债务问题，其实并无多少好办法，唯一的措施就是应当严格控制，就像考核PM2.5指标或18亿亩耕地那样设置“红线”。而且，我预计：中国最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办法，实际上只能是扩大货币发行量，不断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将最后形成的呆坏账“打包”处理，就像20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所形成的大约3万亿元不良贷款那样。而背后的买单者，实际上是全国的企事业单位及咱们的老百姓。
3.“影子银行”尾大不掉，必将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爆发的“重灾区”。有关“影子银行”的概念，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应发端于美国，开始是特指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并出售到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英文缩写为MBS，就是金融危机前曾在美国等风靡一时的所谓资产证券化活动。当然，现实中金融机构又在MBS的基础上进一步包装，从而衍生成一种新的产品，这就是CDO即担保债务权证等，这种金融衍生工具与资产的原始形态进一步脱离，变成一种标准化产品，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广泛交易，并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房地产贷款的证劵化活动，从银行业监管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过渡到资本市场，由表内转为表外，因而脱离了原有的市场与政府监管体系。但是，后来各国引进和套用“影子银行”概念时，由于各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千差万别，所以就逐步将其宽泛化。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金融体制及金融市场自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差别巨大。因此，“影子银行”概念引进到中国来就出现了移花接木之奇效。在2013年国办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将中国的影子银行按照有无金融牌照及监管，具体划分为三类，包括的机构和业务极其广泛，其中有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如此来看，实际上是将银、证、保三家监管机构监管不到的几乎所有社会融资活动，全部纳入到影子银行范畴，这与美国“影子银行”的原意相去甚远，或者有些混淆了影子银行的基本概念。当然，西方国家后来也有将影子银行进行扩展的情况，如把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其他基金、各类表外项目等囊括其中，但主要还是指围绕着资本市场进行的金融活动，而一般不泛指所有的社会融资活动。对照“影子银行”概念的原意，在中国最贴近的应当是近两年兴起的资产证券化以及信托、证券、基金公司等极为活跃的所谓资管业务，即银行为规避监管而将其部分资产转为表外，由各类有资质的金融机构进行代持，并已开始出现初级的场外交易活动。而融资性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甚至农村互助基金等经营活动，包括P2P等互联网金融，就与“影子银行”的概念区别明显，有的纯粹属于民间借贷等社会集资活动，不仅近几年活跃，就是过去也长期存在。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均与逃避监管或监管套利有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为逃避资本监管，因为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要求，正常的风险资产应当配置相应比例的资本金，而转变为证券化产品并由表内出让出去之后，就自然减少了风险资产，从而可以降低资本占用。在中国，规避监管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除了资本监管之外，主要还涉及三个其他指标，即存贷比监管、利率管制和贷款规模管理。其中，存贷比管理因在中国长期存在并写入“商业银行法”，银行还可根据自身的主观努力加以争取或进行主动管理，所以现实中规避监管的动机并不是很强；而利率管制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已出现明显放宽，所以商业银行逃避利率管制的动机也越来越弱。最关键的是贷款规模管理，自上而下，直至县域，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在其限制之下，包括农商行及农信社，甚至连新成立一家村镇银行，都要给设定一个具体的贷款额度，有的小到只有千万元。贷款规模管理本来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信贷管理的产物，甚至连那个时期都未管到今天这种程度，真可谓无以复加、今古奇观。显然，这种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方式，本身极其陈旧落后，与银行市场化经营管理的现实完全脱节，也与银行的市场自由竞争规则相矛盾，因而必然影响到企业等社会融资主体的资金使用效应，造成极其不合理的状况。
另外，商业银行为了逃避央行无微不至的贷款规模管理，就千方百计将超规模的信贷资产转移出去（俗称“绕规模”），以便在时点上达到贷款规模管控的要求。于是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通过信托公司，即所谓的“资管类业务”或称“通道类业务”；有的通过证券或基金公司，情形与信托公司同类业务相类似；还有的在银行之间互做，即所谓的同业业务，有同业代付、委托贷款、买入返售资产、卖出回购资产等，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在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行之间，也采取相互委托放贷的形式，将本来的贷款项目改头换面为同业存放等业务。以上行为种种，其目的无非就是“绕规模”，与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重新恢复贷款规模管理已持续多年，其成效值得严重忧虑。第一是并未如愿以偿地管住货币信贷膨胀之势，否则多年来中国货币信用何以持续高涨，致使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不断快速上升呢？第二是将本来应在表内反映的信贷资产人为地赶出表外，这使中国的信贷规模从表面上看得以控制，但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发放出去，结果就一方面造成宏观管理更加混乱，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对决策当局形成误导、误判。第三就是促使中国式的所谓“影子银行”大行其道，巨额膨胀，形成监管真空，极易引发金融风险。至2014年6月末的最新统计，仅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就接近13万亿元，其中约82％为通道类业务；银行理财业务规模5月曾超过13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募集金额则达44万亿元，其中约有20％以上投向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将两者简单合计，6月末其总规模约达同期人民币贷款总额的20％左右。因此，中国“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银行为规避不当管理的有意之举，大部分由银行人为“做”出。其实，商业银行对“影子银行”背后的问题心知肚明，他们说：中国其实不应叫“影子银行”，而应当叫“银行的影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实质。
但是，不管叫“影子银行”也好，还是重新命名为“银行的影子”也罢，关键是经过持续多年的迅速膨胀，现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并尾大不掉，对中国的金融活动的确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因其逃避监管、缺乏透明度，又无资本覆盖，也极易成为爆发金融风险的诱因。
4.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仍然表现为货币信用管理的过快过度扩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货币信用保持了更高的惊人增长，致使货币供应量占GDP之比持续升高。至2014年6月末，我国各项本外币贷款接近83万亿元，而广义货币M2则突破120万亿元，年末与GDP之比将肯定超过2倍以上。这是因为：在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许多由不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造成并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始终难以化解，只能以扩大货币投放的方式进行消弭。而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本身又缺乏独立性和透明度，这就使中国的货币投放成为一个“黑洞”，常常难以有效控制。预计未来，在体制改革未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仍需依靠货币信用投放来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因而货币信用膨胀问题依旧挥之不去，货币供应量占GDP之比仍将进一步攀升。
最后，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金融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就是管不住货币。其好处是可以方便地化解诸多现实中的金融风险，但长此积累却形成巨大风险，严重威胁到整体经济金融的安全。而一旦引发影响全局的货币危机，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对正常的生产经营等活动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本文的主要观点形成于2013年末和2014年初，并见诸于这个阶段在江苏举办的各类研讨会之中。正式动笔成文始于2014年第一季度，并于8月上旬勉强完成。期间跨度较大，正好经过了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千方百计启动“微刺激”政策用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6月末，国家统计局报出的主要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其中上半年全国GDP虽然仍增长7.4％，但第二季度略高于第一季度，似有触底回升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虽稳定在17.3％的水平，但外贸进出口却由负转正，恢复性增长1.2％。社会融资规模出现明显增加，一举扭转了前五个月有所减少的情况，上半年累计增长4.1％以上。贷款和货币供应量持续加快，尤以M1和M2表现强劲，分别增长8.9％和14.7％，比上月跳高3.2个和1.3个百分点。表现在价格指数上，在CPI由上月的2.5％略降为2.3％即通胀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PPI降幅则由上月的－1.4％收窄为－1.1％；而PMI指数持续唱好，连续7个月上升，达到51，明显高于枯荣线水平。在这些较好指标的感召下，国内外看待中国经济形势的情绪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各大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值，由原来的相对悲观改变为较为乐观。
那么，我是否应该调整和改变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原有看法呢？我的态度是：所有的观察和预测均是基于长期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所以并不会因为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轻易改变自己对长期趋势的判断。
[1]本文写作于2014年4—8月。最早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9月1日、9月15日以不同形式发表。《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第9期刊载。文中所引用数据均为国家统计局当年公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