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背景

（一）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认同问题凸显

当今世界日益变得全球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不同的人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并不相同。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相互依赖逐渐增强的过程。有的人认为全球化将使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加一体化，它使原来民族国家的界限正在消失，将会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市场的力量最终将超越中央政府的权威，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社会学家吉登斯称为“超级全球化论者”。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完全消解民族国家的界限，“目前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并非史无前例”^[9]，全球化的确使得现在不同国界的人们接触更为频繁，但是当今的世界并没有像有些研究者所称的真正整合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持这部分观点的人被称为“怀疑论者”。这是关于全球化的两种极端认识。实质上，当今的全球化既不像“超级全球化论者”所认为的那么乐观，也不像“怀疑论者”所说的那样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抛却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论，它在今天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微观的个人到中观的社会组织再到宏观的民族国家，当今世界的每一个活动主体都能感受到全球化的切实影响。经济的全球整合、政治文明的冲突与交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展等都是全球化的伴生物抑或是结果。其中全球化的进行所带来的民族国家国家形象的传播与认同成为每一个大国必须面临的问题。

面对全球化推进的客观进程，面对不同经济形式、政治文明形式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置身其中的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置身其中的国家则需要选择并加强自身的国家认同，否则在全球多元文明、文化的交融中国家无法作为一个共同体维持下去。尽管我们不同意全球化的趋势取消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样极端的观点，但是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源泉的意义正在消减却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推进的一个客观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民族国家的外部寻找他们自我认同的源泉，而且全球化也给实施这样行为的人们提供了可能。此种情况下，作为政府、政党、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如何面对人们的这种多元认同？又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理念和信仰价值理念来整合、加强人们的国家认同，进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这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中国崛起及其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全球化加速发展相伴随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逐步崛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选择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开始了与世界接轨主动融入全球的过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尽管中间有插曲，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综合国力获得了大幅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已经今非昔比，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个人权利和文化生活较之以前更为多元和丰富，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态势，一个日益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较多的关注，有公开申明支持中国和平崛起的，但也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持有怀疑，甚至有些国家承认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但未必是和平的。因此，由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问题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面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是伴随中国崛起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之一。与上述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变化相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发生的变化积极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互动良好，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关系急转直下，从那时起至今天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中的呈现较为复杂——中国形象在西方有积极的呈现，但更多的是负面评价和刻板呈现。如果把中国崛起当作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来看待，中国形象三十年来所经历的变迁与这一成果并不吻合，两者并不是同向变化的关系，毋宁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反向运动关系——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的不断重演就是明证，连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被污为“新殖民主义”。某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后是否会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更深的疑虑和警惕。这些都可归结为因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外部受众的认知问题。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这种误解，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某些国家的既定认识下向他们说明并传达真实的中国形象，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

（三）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舆论格局中的位置

当今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体系，中国身处其中。世界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中国是置身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两者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拥抱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融入了当今世界体系。

需要注意的问题有这样两个：第一，中国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沃勒斯坦等人认为，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传统殖民体系的延续，从性质上讲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体系，而“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10]。从结构上讲它是一个由中心—半边缘—边缘所组成的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心区扮演着控制角色，它利用边缘地区所提供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工业制成品的加工，而广大的边缘地区则为中心区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半边缘地区则处于上述两者之间，兼具两者之间的特征，是两者的过渡地带。中心和边缘地区的不同分工导致了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换言之，中心地区的发展是建立在广大边缘地区不发展的基础上，而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则是在边缘地区不断制造“不发达”的持续进行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主义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中心地区的依附性积累造成了边缘地区的不发达。这就是沃勒斯坦等人对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认识。

很显然，中国属于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由这一资本主义体系所塑造出来的国家体系和世界秩序也必然带着上述世界分工体系的影子。这样的世界体系自然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产生制约和影响。

首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行为主体，必须回答这样的世界体系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和影响？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尤其是当中国所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体系相遭遇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世界说明自我、表达自我并建构一个良好的形象来让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所认同？

其次，尽管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存在周期性的变动，即沃勒斯坦所谓的“霸权周期”，但是这样的“霸权周期”对中国来说是否也意味着，它是一个无法打破的魔咒？很显然，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使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这种上升是不是会发展成像既有的霸权国家一样，将追求和维护霸权地位当作自身的目标？在塑造和构建自身的国家形象时，中国如何面对和消除上述疑虑？

第二，中国在当今国际舆论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中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处于“被言说”的位置。近几年，中国国家形象起伏变化的过程就是这一论点的最好注脚和说明。尽管“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与之相呼应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信息传播的新秩序的斗争也有声有色，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美、新加坡等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运动陷入了低潮。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当今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正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从大众传媒占有的失衡，到国际信息从西方到东方、从北方到南方的单向流动，再到贫穷国家饥荒、战争、疾病、政变、骚乱等信息的过度负面报道都一再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当今的世界舆论格局中是处于“被言说”的地位，中国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国际政治格局和舆论格局中，中国如何打破西方的信息垄断，以客观公正的姿态言说自己，并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是摆在政府和国家面前的现实课题。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给予说明，并能够给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