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为解释中国国家形象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本书为中国国家形象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从“民族国家内部建设”和“民族国家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检讨了影响国家形象的各种因素。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建设”这一内部因素又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国家理念、政治合法性和国家形象的公共化，它们正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从上到下树立起来必须经历的一个政治过程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完整地构成了分析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尽管以往的研究也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国家形象的研究，但对它们的研究是着力从传播媒介入手的，因此那样的分析往往陷入媒介中心主义的框架中。这一全新的理论框架不仅带有“政治”这一新颖的视角，而且还极大地拓宽了国家形象研究的领域，带来对国家形象的全新认识。

本书所提出的全新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中国国家形象所面临的困境和疑惑。21世纪以来，关于国家形象的问题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主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多次对这一问题发表谈话。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一文中，将国家形象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当前，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国家形象对一国发展和安全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快、更直接。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对于推进全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1]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世界范围内围绕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竞争更加激烈，国家形象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削弱、损毁、抹黑、丑化我国国家形象的行径时有发生，有时甚至相当突出”。“目前我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12]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也在《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坦承“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与实际极不相称”。国家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也多次提出要提高我国媒体“能见度”问题，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首次以“中国制造”的形象广告在CNN亚洲频道推销中国“软实力”。2010年国家启动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此次启动的国家形象宣传片由《人物篇》和《角度篇》两部分组成。此片在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广场进行了密集播放。这种从决策层到实践层面的频繁行动，显示了国家和政府要改变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读的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所伴随的“心理焦虑”，这种焦虑是因经济崛起相应地要求提高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急切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之间的矛盾而产生。

对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解释经济的崛起与国家形象的巨大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国家理念、政治合法性、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是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国家形象之所以呈现出目前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进而探讨国家形象构建与上述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理论借鉴，从正面回应大国崛起的“心理焦虑”问题。

（二）实践意义：为国家形象塑造活动提供经验借鉴

本研究既在理论层面研究国家理念、政治合法性、公共性和世界体系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又结合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形象与上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历时态的考察。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战略与策略，认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战略目的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而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战略依靠力量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战略方针是国家内部建设与外部认同的协调共进，战略重点则是恰当把握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接受之间的张力关系。这四点在战略层次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提供了方向。

在策略层面，从传播主体、传播手段、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偶发事件处理六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可执行的操作体系。具体来说要传播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传播主体要不断完善和调整国家理念，在传播手段的运用上要平衡发挥不同类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在传播环境上要准确把握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在传播内容上要做到国家利益与全球关怀的有机结合，传播媒介上要实现媒介话语的转变。

上述战略措施和具体策略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对策体系，战略以其全局性、宏观性和统领性为传播策略提供指导，而传播策略以其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将传播战略落到实处，两者互为犄角，为我国的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实践提供借鉴。

（三）学术意义：为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提供新视野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本研究力图超越以往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研究的狭隘学科视野，转而求助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融合传播学研究，以便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新视野——政治传播视野。

以往的国家形象研究大都是从传播学视野切入，将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套以拉斯维尔的“5W”模式，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手段、受众等问题，不能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但它很有可能会陷入媒介中心主义的藩篱，也很难将此问题的研究往深拓展。从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融合的角度，以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在研究视野上与以往的从传播学出发的研究区别开来。

而要做到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融合，首先，必须抛弃盲目的“传播学本土化”思维，拓宽学科视野，将传播问题的研究跟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相联系，即更多地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注重它的交叉性、跨学科特征，追求“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其次，借鉴欧洲传播学的批判传统，融入批判的理论元素，以平衡美国经验传播学派的深刻影响。因此，当我们研究国家形象构建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问题时，不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将世界体系理论纳入讨论的视野，以考察世界体系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形象的影响与制约。最后，要摆脱拿西方理论硬套中国现实的做法，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发掘其中的批判意义。

本研究力图做到以上三点，也是践行上述三点要求的一个粗浅尝试，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