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汉代的篆书

篆书在汉代渐次被隶书所替代，竹简、木牍墨迹文字西汉以后已经很少用篆书书写，今所见者，只有甘肃敦煌、武威一代出土的汉简和木牍中用篆书写干支纪历的文字，以及个别墓葬中书写墓主姓名籍贯的一些经幡。汉代通行的是古隶和八分，但是，篆书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书体，它作为一种书体，仍然被人们艺术地使用着。

一 汉代石刻篆书

汉碑中还有少量以篆书书写刻石的，最早的西汉石刻是《群臣上刻石》，石刻文字仅15字，字为篆书但已有隶书意味。其次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但文字已经难以辨认。文字刻石，秦代已经蔚成风气，西汉石刻何以如此稀少？有人说可能是王莽篡汉时有毁碑之举，是耶？非耶？言之无凭，不如存疑。

（东汉）《袁安碑》

《袁安碑》和《袁敞碑》是汉代为数不多的标准小篆碑刻。《袁安碑》又名《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刻石，碑高约150厘米，宽74厘米，篆书10行，行15字，碑文底部残损，每行各缺一字。《袁敞碑》又称《汉司徒袁敞碑》，立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形制与《袁安碑》略同，篆书10行，但此碑上下皆残损，每行只余数字。这两通碑均于民国初期发现于河南偃师县，《袁安碑》发现于1929年，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袁敞碑》出土于1923年，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二碑初拓本。两碑篆书风格基本一致，线条挺劲有力，结构匀称宽博。两碑立石时间前后仅距25年，袁安、袁敞职位相同，二人很可能为血缘近亲，世袭为官，两碑书写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书手为谁，虽不得而知，但东汉时期篆书碑刻如此之美者，尚无第三通出现，足堪珍视。

（东汉）《袁敞碑》

（东汉）《祀三公山碑》

东汉以降，篆书渐衰，属于篆书但略有变异的石刻还有一些，如东汉元初四年（117）刻石的《祀三公山碑》（清乾隆年间发现于河北省元氏县），延光二年（123）所刻的《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均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等，皆带有隶书的意味。自秦而汉篆书演变为隶书，足见这些石刻篆书也受到了影响。两石篆书风格亦近似，似应出于一人之手。清冯云鹏《金石索》云：“汉碑皆隶书，其篆书者绝少，此（指《开母庙石阙铭》）与《少室铭》实一时一手所作。篆法方圆茂密，虽极剥落，而神气自在。其笔势有肥瘦，亦有顿挫，与汉缪篆相似。”但此二石已经不是标准的小篆了。

（东汉）《少室石阙铭》

（东汉）《开母庙石阙铭》

汉代人崇尚文化艺术，生活在一种包容与自由的空间里，因为这种包容与自由的精神，乐于创造，对美的追求也具有多样性。这从汉代人们对于文字的各种字体的随意创新与审美情趣的追求中，便可明显见出。《祀三公山碑》便是一例。该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117），此碑被称为“缪篆”的代表作。所谓“缪篆”，就是将篆书线条的圆转改为方折平正，篆字的结构也不再像秦代小篆那样大体上是长方形，而改为方形或扁方。颜师古曰：“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严格地讲，“缪篆”已经不是纯粹的篆书，而是如杨守敬所言，是一种“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的新作。出土于山东诸城超然台旧址的《延光残碑》（现藏诸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其拓本）亦属于此类，只不过更率意稚拙。

《祀三公山碑》

（汉）《延光残碑》

汉代篆书碑刻虽然不多，但各种变体篆书的运用，妙出于心，在碑额、治印、刻铭以及瓦当等篆书文字中的表现，都足以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二 碑额及铜器铭文篆书

汉碑形制以正文用隶书，上部碑额用篆书为正体，故汉代篆书用于碑额的文字，如人之冠冕，多庄严华美且富有特点。但篆书作为艺术化的字体，却在此后又有它的特殊用武之地——碑额文字专属使用，并且不断被创造性地美化，如《孔宙碑》碑额竖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两行10字，字体与秦李斯小篆相近而端庄典雅过之，写得舒展华美，流畅而极富装饰性，书写线条于粗细变化中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之美；文字结体之妙，浑然和谐之中展示出一种纯美的精神境界。莫非是墓主孔宙如此值得尊重与颂扬？有此碑额，不必看碑文，斯人德才之美，千载之下仍如在眼前，书法艺术之感染力于此可见。

（汉）《孔宙碑》额

（汉）《鲜于璜碑》额

《鲜于璜碑》篆书额题“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又别具一格，其奇特之处有三：首在章法，它将“汉故”二字置于顶端，下面分两行各四字；其次是文字用阳刻；其三是线条挺直，且用方笔起收，有斩斫之利。此碑额篆刻有此三奇，使文字豁然醒目，令人难忘。

（汉）《赵宽碑》额

《赵宽碑》额题“三老赵椽之碑”六字，又别开生面，六字两行竖题，篆法不拘成规，唯求爽利，线条之下垂者俱似悬针，这种文字处理方法在汉碑中极为罕见，或谓开后世《三体石经》与《天发神谶碑》用笔之先河，但后二者之劲健爽利均不及此。

《张迁碑》额题“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篆书两行12字，亦别具情趣。它是篆书，却是隶书的扁方字形，且字与字之间不留间距，一行直下，结构茂密如一字，笔画或直或曲，参差错落，富有变化。清杨守敬《评碑记》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别具一格也。”实际上，并非此碑额写法独具一格，统揽汉代诸碑额篆书文字，大都各擅一美，不落俗套。艺术贵创新，于斯可见一斑。

（汉）《张迁碑》篆书额

汉代铜器铭文上的篆书，风格又有一变。汉代铜器因其贵重，多为官铸，钟、鼎、升量、灯具等多属皇室贵胄、达官显贵所拥有，所以，器物上多刻有器物名称、使用处所、铸造日期及工匠的名字等。此类文字统称为器物铭文，字体则基本上都是小篆，间或也有用隶书者，但为数极少。不过，这些器物铭文上的篆书字体与所见到的同一时期的石刻篆书多有不同。其最大的差异，是笔画不以圆转取势，大都横平竖直，行笔方折且在方折处断开不相连属，字形则如隶书，呈扁方型。唯新莽时期倡导复古，铜器铭文或有似标准的小篆者。所以，说这类铭文字体在篆隶之间，也无不可。如《长杨共鼎铭文》《池阳宫铜行灯铭文》《上林鼎铭文》《竟宁铜雁足蹬铭文》《临虞宫铜灯铭文》，无论刻画粗细、挺劲与否，大体都属于此类。这类文字多由刻凿而成，其所以采取方折笔画，或者与刻字刀具以及铜质材料难以刻写出圆转的笔画线条有很大关系，而字体的扁方，则与布局有关。字体的创造，总是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能够适应新的工具与材料，创作出一种自然和谐又洒脱精美的新的文字风格，才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的精神。

（汉）《长杨共鼎铭》

（汉）《池阳宫铜行灯铭》

（汉）《临虞宫铜燈铭》

这种铭文篆书与汉印的文字风格颇为相近，是汉印文字的风格影响了器物铭文的风格，还是相反？抑或二者相互影响？今已不得而知，但二者相互关联则是必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器物铭文篆书与汉印乃至瓦当文字中的一部分文字，都采用了横平竖直的笔画和扁方字形，都对后来的楷书字体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今看《临虞宫铜灯铭文》中的“高二尺”“重”“斤”“工常”“合史”“主解”等字，与标准的楷书字形，已经基本没有差别。楷书由何而来？钟繇为鼻祖，但他也不是凭空臆造，下文再作探讨。

三 汉印篆书与瓦当文字

汉印，也是用篆书文字刻铸而成。但用于印章的篆书文字已经被改造，秦书八体中有“摹印”一体，即上文所说之“缪篆”，篆圆而印方，以圆字入方印，加以诸字团聚，疏密互异，故稍变小篆之形体，使之平直方正。变篆之形式，而不变篆之义法；近隶之结体，而不用隶之挑磔，这就是所谓的缪篆。汉印无论形制大小、朱文（或称“阳文”）白文（或称“阴文”），即多用这种缪篆，其实际是对秦代小篆的一种改造，汉印篆书文字分间布白的布局章法与线条之美，都成为后世篆刻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其对汉字字体变革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汉印）关内侯印 皇后之玺 开阳唯印

篆书在汉代被艺术化使用并推向极致的，还要算是瓦当文。瓦当，本来的用途是以瓦遮挡屋椽头。瓦当最早应用于西周，秦汉时房屋建筑使用瓦当最为兴盛。秦代的瓦当多用花纹作装饰，汉代亦有用花纹的，但更为普遍的是使用文字作装饰，其中有隶书，稍晚还有楷书等，最为常见的则是篆书。瓦当的形状多为圆形或半圆形，在这样有限的面积上安排一个或若干个篆书文字，为了适应圆形或半圆形的要求，篆书字形必须作相应的变化处理。但无论如何变化，美观是它的准则。当时的能工巧匠，或者也可称他们为书写瓦当文的书法家，把他们的天才智慧和艺术灵感都凝固到了这些瓦当头上。瓦当文字都是精警的吉祥文字，如：“长乐未央”“亿年无疆”“与天无极”“千秋万岁 舆地无极”“富景当千金”“益延寿”“永受嘉福”等。这些瓦当文字的形式美与吉祥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张皇于华屋之上，使瓦当文字之美与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相辉映。瓦当文字的优美形态效果，增加了建筑的人文内涵，是可借鉴的范例。后来乃至今日的古典建筑多用匾额、楹联做装饰，使建筑成为文化景观，使人与建筑之间多了一层情感与亲和力。汉代人这种诗意的栖居，直令后世艳羡，更为后人所仿效。

《单于和亲》方砖

《长乐未央 子孙宜昌》方砖

《海内皆臣 岁登成郭道毋饥人》方砖

《亿年无疆》瓦当

《千秋万岁 舆地无极》瓦当

《永受嘉福》瓦当

《富贵昌》方砖

除瓦当之外，汉代的陶文还有多种形式。在砖、瓦、陶罐等陶器上写字、刻字，秦以前既有，汉代更是种类繁多，书体也多种多样。汉砖中既有很精美的篆书作品，如“单于和亲”“长乐未央”以及“海内皆臣”方砖等，又有属于缪篆的“富贵昌”方砖文，还有一些刻写草率的草篆或介于篆隶、隶楷之间的文字，如《公羊传》《急就奇觚》砖文等。对于书写艺术来说，其主流毕竟不在陶器砖瓦之上，不过偶做装饰或标签作记，其中虽不乏精妙之作，而草率的民间书手所留下的痕迹，或可见当时书风的演进，于文物考古，自当珍视，于书法艺术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公羊传》砖

《急就奇觚》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