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隶书之定体在汉简墨迹中形成

汉代的简帛墨迹历史上也有出土。西汉木简在西晋泰康年间就有过出土，居延汉简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和北宋崇宁、政和年间都有发现。18世纪末，西方人斯坦因等在敦煌一带也曾专门发掘过汉简，即《流沙坠简》。但今天可供我们从书法角度进行研究的汉代简牍墨迹，几乎都是20世纪发掘出来的。简牍书是汉代最为普遍使用的文字载体。它们在20世纪的大量出土，足以使我们有条件看清楚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演进的情况。

一 从西汉简书看字体演变轨迹

（西汉）银雀山兵法简例字

西汉早期的简书有湖南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和安徽阜阳出土的《阜阳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人多熟知，兹姑不述。《阜阳汉简》是指1977年出土于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的一批竹简文字，该墓墓主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随葬简书包括《仓颉篇》《诗经》《周易》《楚辞》《年表》《大事记》《杂方》《算术》《行气》《型德》《日书》等，字迹在篆隶之间，多含篆书意味，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前期帛书《老子》字体颇为相近。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银雀山兵法简》近5000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等亦属此类。

（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

（西汉）《银雀山兵法简》

甘肃的《居延汉简》自1930年至1982年，曾有过多次出土，总数量多达30000余枚。其时间跨度也比较长，从西汉元朔元年（前128）到东汉建武四年（28），前后100年，各种内容的简牍，如诏书、簿册、书信等都见于此地，因为北方不产竹，所以，居延汉简几乎全都是木简。

字迹亦颇具多样性，有用篆书书写纪年月日的双行木牍计时牌，有用隶书随意书写的流水账簿，如《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还有一些名签，如《地节四年签》《鸿嘉二年签》等，因为文字少而重要，写得都比较庄重认真，且隶书的波磔与飘逸飞动，均得到充分体现。《竟宁元年签》和《甲渠侯官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中的第二十四简看似隶书，但颇带楷书意味，该册第二十简又颇似行书作品。而《误死马驹册》，显然是书写者略含激愤，故难以平静书写而成，遂以章草书写之，点画开张有力，颇带今草意味。

（西汉）地节四年（前66）居延简

（西汉）敦煌本始六年（前68）简

《敦煌汉简》大约有2000余枚，是20世纪在甘肃敦煌县一带陆续出土的木简，这些汉简的内容颇为驳杂，包括诏书、律令、医药、经籍、小学、术数、方技等，字体也颇多样，有隶书、草隶、章草和类似于今草的木简。其中有一批书记简，全用章草书写，用笔自如，自由洒脱，颇为可观，章草之实用速记的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西汉中期的隶书《居延汉简》是一大宗，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出土20000余枚，大部分是西汉的竹简，其中已经有一部分相当精美的隶书，如《居延元康四年六月简》提按运笔都十分有节制，波挑稳妥，间架紧凑，颇有韵致。《敦煌汉简》中的《玉门都尉简》，笔势圆劲富有弹力，书体秀劲宽绰。1973年出土的《定县汉墓汉简》据专家考定为汉宣帝时的墓葬之物，出土时已炭化，经技术处理拍摄出字迹清晰的照片。

（西汉）元康四年（前62）居延牍

（西汉）《定县汉墓汉简》

《定县汉墓汉简》发现于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内容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仪》《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日书·占卜》等。这批汉简书写时间间隔不长，大约写于西汉昭、宣时期，但书体之精美简直可与东汉的任何一种碑刻相媲美。这说明隶书在西汉中期已基本趋于成熟。这批汉简字体扁平，结构匀称，蚕头雁尾，横向开张，整体显出一种端庄整齐美，隶书之定体在汉简墨迹中形成，就今所见，当以此为最早。中山这个地方，自春秋以来，虽为蕞尔小邦，但此地之人对文化艺术尤其对文字书写却颇有感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曾出现过令人过目难忘的优雅流美的篆书文字，而在西汉文字演变过程中，这里又最早见到接近于成熟的隶书，此地先贤的艺术创新精神是值得后人礼敬的。

竟宁元年（前33）、鸿嘉二年（前19）签

（西汉）敦煌始建国天凤元年（前14）牍

（西汉）武威磨嘴子礼仪简

（西汉）《江陵木牍》

西汉晚期的汉简，有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江陵汉简》和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汉简》等。

东汉的竹简书在居延汉简中已有所见，20世纪中叶以来陆续出土的《武威汉简》和甘肃出土的《甘谷汉简》均为东汉时期的简书。

这些竹简书主要有隶书和草书两大类，隶书由秦隶变为汉隶，草书由草篆而草隶演化为章草、今草，行书与楷书也在这些竹简书中略露端倪。文字的演化于竹简书所见虽东鳞西爪，但脉络轨迹已清晰可见。

从这些简书墨迹来看，西汉早期的隶书上承秦隶的风格，其结体与用笔略具篆书体貌，笔画尚无明显的波磔变化。但出于实用快写的需要，秦隶中原有的篆书意味在消退。改秦隶中行笔平稳缓慢为有节奏的轻重变化。用笔保留了篆书藏锋、中锋用笔的特点而兼用侧锋、露锋。由于运笔的轻松快捷，使字体更见扁阔，平直的横画减少，略带波挑的笔画增多，竖画多被缩短，偶有夸张的长竖出现，也都略带弧形斜势，给人一种自由飞动而不失雄健的美感。

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隶书在竹简书中已经表现出极为成熟的艺术性，并且有了不同的风格。文字形态扁方舒展，笔画运行已有明显的规律性，所谓蚕头燕尾的横、捺笔画和结构上“燕不双飞”的处理，都有了明确的讲究。因不同地域而形成不同的书写风格，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明显的表现。《居延初元五年简》《居延建始元年简》的秀劲，《居延鸿嘉二年简》的温雅，《敦煌始建国天凤元年牍》的开张，《临沂银雀山兵法简》的古朴，《武威磨嘴子仪礼简》的清整，都足可谓开东汉石刻隶书各种不同书风之先河。

二 东汉简牍帛书对书法艺术的孕育

纸张在东汉中期才开始用于文字书写，所以，在东汉中期以前，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陆续出土的《武威汉简》，包括隶书《仪礼简》，均属《王杖诏令简》和章草《医药简牍》东汉时遗物。也许是人性中固有的追求创新与变化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汉以前，草篆、草隶也是有的，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东汉时期的简牍中草隶、章草居多。《仪礼简》书写内容为六经之一，隶书中夹带草笔，其书风凝静沉实，寓跌宕于厚重，横画秀劲，用笔顿挫有力，表现出一种成熟的仪态美。《王杖诏令简》大体上是隶书，但由于运笔快捷，结构与点画都有丰富的变化，长方形的结体时有所见，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其点画中楷书与草书的笔法亦历历在目，所以，有人称它为“隶化的楷书”。《敦煌建武三年简》等，其笔法结构都可称得上有相当水准的章草书。

（汉）《武威礼仪简》

（汉）《武威医药简牍》

武威王杖简例字

《长沙东牌楼木牍》

2004年，在湖南长沙市东牌楼建筑工地第七号古井出土了2000余枚东汉时期的简牍，包括名刺、文书、书信、签牌、账簿以及习字简牍等，其中有隶书、行书和草书，也有一些隶书中带有楷书意味的，就书法而言，自然是不知名的民间书手所作，但这正是书法演变与进步的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在东汉中期纸张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以前，竹简是最主要的文字书写材料。近百年来的出土汉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些也不过是万一的遗存。可以想见，汉代及其以前的文献典籍，如先秦诸子、经史、辞赋、诗文等抄诸简册，公私收藏，必然是汗牛充栋、盈箱满架。这其中必然有许多书写精美的文字，而绝大多数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了。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些有限的汉简遗存，不过是为我们了解汉代文字书写的一斑之见。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竹简并不是最佳的书写材料，数不尽的一代又一代的书写者，为了适应竹简的特性，共同创造出了一种汉字特殊的形态美，这就是隶书。所以，也完全可以说，隶书的定体是在汉简上孕育出来的，而艺术化的隶书则是在汉碑上得到张皇光大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知道，在竹简上写字，这些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书写者虽然不是后世所谓的书法家，但他们会有自己对美的要求，写什么和怎么写既是职责所限，也受工具和材料的限制。所以，从容而认真地写，便有了所谓的古隶或今隶，率意而潇洒地写，或者就成了后世所谓的行书、章草甚至今草了。但不论如何，他们虽然有审美的感觉，未必有艺术的自觉。因此，就汉简上的文字而言，虽然其中不乏稍有艺术性的文字，但却称不上是书法艺术。今天的学书者，或有以汉简文字为法帖，以临习汉简书法而自相标榜作为书法艺术的创新，可不慎欤？

此外，还需知道，东汉时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纸张的生产与推广使用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无怪乎，东汉时，张衡有三篇好文章，在天下流传，就使得“洛阳纸贵”了。所以，东汉乃至三国两晋时期，普通人写字恐怕还得使用竹简或木牍。而字体的演变，与承载文字的工具和材料有关系，所以，无怪乎甚至到了南北朝时期，还能够看到带有篆意的隶书和带有隶书笔意的楷书。文字的演变，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有各区域与各层次的不平衡性，此亦不可不知。

楚帛书《老子》甲本

楚帛书《老子》乙本

除竹简外，汉代还有帛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可谓洋洋大观。这批帛书，计28件，12万余言。内容涉及诸子、六艺、刑法、数术、医药等类。从书写风格来看，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此墓主葬于汉文帝乾元十二年（前168），这些帛书的书写年代当在西汉初的数十年间。从字体和书体看，其中有些还带有先秦古隶的特点，如《老子》甲本；有些已是结构简化了的隶书，如《老子》乙本。章法上大体都采取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文字的体势与布局一如这一时期的简书。可以说，当时有资格在贵重的绢帛上写字的人，必然是书写圣手，而帛又是一种极其便于书写的材料，因此，在帛上写字最能体现其书写水平。但以绢帛作书毕竟只能是偶一为之，这些书写圣手的功夫原本是在竹简上练就的，即使移之绢帛也仍然保持了原来在竹简上书写的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