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世之谜
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号铁岩，贵州省贵筑（今贵阳）人。作为末科进士，清末立宪运动中最早向朝廷公开请愿要求速开民选国会的风云人物，他在当时可谓名动四方。然而，他的生平事迹，尤其是早年经历，却极少为人所知，后来的许多史学著作也都语焉不详。
关于熊范舆的身世，贵州本地学者刘毅翔先生提供了目前最详细的介绍：
熊范舆，字铁崖，原名继先，字承之。贵州省贵阳府人，1878年7月29日生。1897年入贵州经世学堂肄业。1903年中举人。1904年成进士，分发湖南即用知县。未受禄即东渡日本习法政。1907年入梁启超政闻社，并常撰文于《中国新报》。主张改革政体，开设国会，以为当时中国救亡之道。1908年1月归国，任河南汴梁法政学堂教员。9月3日与沈钧儒等百余人上书请求开设民选议院，为中国立宪派请愿第一人。1909年擢直隶州知州、署理天津县知事。旋随云贵总督李经羲赴滇，任总文案。补广西直隶州知州、擢云南顺宁府知府等职。1911年10月30日参与策划云南起义，任都督府参议院议员、法制局局长兼秘书官。是年，由蔡锷派充贵州赴沪、鄂会议全权委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遭抵制。1913年回黔任刘显世秘书长，参与贵州护国讨袁世凯活动，后兼任贵州中国银行行长。创办贵阳首家丝织厂。并于1917年3月，为首发起举办首家“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11月11日晨，贵州“民九政变”中被杀于家。[1]
相比于其他各种论著，这份简介中提及的史实最为丰富。不过，其篇幅仅有几百字，远不足以概括熊范舆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而且，一些细节仍然有误，比如熊范舆并未加入梁启超的政闻社，联名请愿书的时间不是1908年9月而是1907年10月，随李经羲入滇后并未实补知州、知府等。
1. 名字和籍贯
“继先”不是熊范舆的原名，而是他的本名。所谓原名，一般指曾经用过、后来很少使用乃至不用的名字。所谓本名，即一个人最基本的名字，在传统时代往往与家族辈分相关。传统时代，士大夫除了本名之外，往往还有不同的称呼，如别名、字、号等等。不少人以别名、字、号行世，本名反而较少为人所知。尽管如此，本名依然要伴随一生，去世之后依然永远保留在家族谱系中。熊范舆在熊氏家族中排行“继”字辈，“继先”即为其本名。在1897年进入贵阳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求学时，他使用的也是“熊继先”这一名字，这在学堂创办人、熊范舆老师严修的日记中可以得到佐证。[2]最迟在1903年参加贵州乡试之前，他就已经公开使用“熊范舆”这一名字。次年考中进士，清朝官方档案以及至今尚存的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记载的都是“熊范舆”。此后直至去世，“熊范舆”这一名字更多地出现于各种公私场合。但在家族、亲戚和少数密友范围内，“熊继先”这一本名依然在使用。
关于熊范舆的字、号，各种说法不一，而且相互矛盾。刘毅翔先生前述简介中写作“字铁崖”、“字承之”。有的著作则称熊范舆“字承之，号铁严”[3]。近年出版的《蔡松坡集》，提到熊范舆时既用“铁崖”，也用“铁岩”等名号。还有的论著称熊范舆“字铁厓”。熊氏后人的说法也不一致。熊范舆之子熊伟称，其父“字铁崖”。[4]熊范舆侄孙熊让礼编制的熊氏家谱系表，则在“熊继先”之下开列了“范舆”、“铁岩”两个名称。
依据较为原始的史料，结合当时人命名取号的习俗，熊范舆的字号应该这样表述：“字承之，号铁岩。”古人的字，往往与本名在意蕴上有所联系。熊范舆本名“继先”，以“承之”为字，“继”和“承”在意蕴上刚好相互连通。古人的号，则可以与本名无关，而与特定情境或者心境有关，而且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可能使用不同的号。熊范舆号“铁岩”而非“铁崖”、“铁严”，可以从原始史料中得到佐证。与熊范舆熟识的梁启超，1917年在一封亲笔手书的电报底稿中提到熊范舆时，使用了“鐵岩”二字。[5]至于后来的记载之所以说法不一，很可能是由于简繁字体“巖/岩”、“嚴/严”与“崖/厓”字形相近，致使书写、排字、打印过程中出现混淆。
关于熊范舆的籍贯，很多论著都误以为他是湖南人。这种说法源于当时新闻报道的疏忽。1907年10月5日，上海著名报纸《申报》在其“专电”栏目刊登了一天之前发自北京的标题新闻：“湘绅熊范舆等百余人联名请立民选议院由都察院代奏。”两天之后，《申报》又刊登了一则内容类似的简讯，标题中仍然使用了“湘绅”字眼。[6]又过了三天，《申报》终于刊载了熊范舆等人上书的内容要点，这回清楚地提到了“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7]
当时熊范舆的官方身份确实是湖南即用知县，由他领衔的宪政请愿书署名也是“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所谓“湖南即用知县”，乃是熊范舆考中进士后获得的一个空头衔，意思是说有资格随时分发湖南担任知县。但在当时官缺紧张的情况下，取得任职资格与实际任职，二者并不是一回事。熊范舆根本没有到湖南任职，更谈不上是“湖南士绅”。《申报》为了刊发即时新闻，可能来不及核对细节，并且采用长途电报发稿的形式，也不利于清楚地交代细节，因而使用了“湘绅”这一模糊的说法。《申报》的后续报道虽然更加明确，但并没有对此模糊说法做出更正，反而给人这样的错误印象：熊范舆确实是湖南士绅，具体身份是“即用知县”。这对后来的撰述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种论著遂以讹传讹。
大半年之后，当时的著名媒体《东方杂志》和《申报》相继刊载回顾国会请愿运动的文章。前者称“国会请愿……实惟湘人熊范舆单衔倡于前”[8]，后者赫然提到“湖南之士绅熊范舆，始于去年倡议，单衔上书请愿”[9]。进入民国以后，《东方杂志》主笔、著名文人杜亚泉在回顾清末立宪运动时也称：“湘人熊范舆等，亦联名请愿设立民选议院。”[10]直至今日，这样的说法还可见于海峡两岸权威的史学著作：“1907年秋，湖南士绅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 [11]；“湖南人熊范舆等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12]。就连大陆高等院校通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也采用了“湖南留日学生熊范舆” [13]之类的说法。还有个别论著说熊范舆为“贵州苗族人” [14]，但作者并未注明这种说法有何依据。
籍贯问题看似琐细，然而这个细节却提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首先，为什么当时人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下意识地将熊范舆误为湖南人？答案显然与晚清政治变革过程中湖南人扮演的特殊角色有关。19世纪中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湖南籍士大夫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崛起，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8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试图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戊戌维新”。在这场维新运动中，梁启超亲自前往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为湖南知识圈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使湖南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端。进入20世纪初年，立宪风潮开始兴起，湖南人依然在其中发挥着突出作用。熊范舆恰好与湖南籍立宪派名士杨度等人关系密切，遂被不知情者误以为也是湖南人。
其次，来自偏僻闭塞、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熊范舆，为何能够与居于文化潮头的湖南名士杨度等人交好？这个问题，又与传统时代的士人流动和文化整合有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上，贵州确实属于边陲地带，无论是与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师（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还是与上海、武昌为代表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相比，都还显得闭塞、落后。然而，在举国一致的科举制度之下，全体读书人都习惯于相同的知识体系，在统一的纵向社会阶梯内攀登。在这种环境下，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依然能够产生熊范舆这样的知识精英，只是数量上相比于江南地区明显偏少而已。同时，在大一统的皇权体制下，出身于文化发达地区的士人，多有被派往边远地区任职的经历，他们往往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士大夫精英文化的气息，使当地学子有可能接触到外面的文化潮流，进而与外地的文化精英产生交集乃至交好。熊范舆恰好赶上了这种机会，在贵州求学时即有幸遇到名师，对于时代新知已经有所接触，成功走出贵州后，与趋新士人自然而然地建立联系，逐步走向了时代潮流的前沿。这一切，还需要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成长经历说起。
2. 家庭背景
熊范舆先祖并非贵州土著居民，而是在清朝中期才由江西迁至贵州。据熊氏家谱记载，1806年，熊文灿（1780—？）、张星（1779—？）两位表兄弟从江西丰城远赴贵州谋生，先至独山县，后来迁至贵筑（今贵阳）永乐堡乡落户，以卖草帽为业。熊文灿与妻刘氏无子，张星遂将儿子绍周过继给熊家，改姓熊，即熊绍周（1801—？）。熊绍周后来娶苑氏为妻，育有六子，此时熊家已渐渐发展为一个大家庭了。
熊绍周第三子为熊经畬（1834—1887），娶出身于贵阳世家的严氏（1850—1934）为妻，生有四子二女，以经营小杂货铺，贩售酱油、香醋维持生计。熊经畬去世较早，子女大多年幼，都由严氏艰苦抚养，培养成人。
熊经畬长子熊继昌（1873—1917），身为大哥，自然负起协助母亲料理家务的责任。后来熊家搬至顺城街居住时，熊继昌一家仍然留居乡间，怡然淡泊。三子熊继瀛（1880—1940），字静安，长期在贵阳从事商业，民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城总商会会长，还出任过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下属安顺支行行长。四子熊继成（1884—1925），字述之，曾于清末赴日本学习农业，后来返回贵州，主持全省农桑事业。[15]
熊经畬第二个儿子就是熊范舆（1878—1920）。父亲去世时，熊范舆虚龄仅有10岁，但他天资聪颖，用功又勤。他曾拜学识卓著的贵阳“张四先生”张忞等人为师[16]，加上母亲严氏的严格督促，学业进步极快。[17]不到20岁，他就入选当时贵州最高学府—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有幸追随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严修问学，从而在传统学问和时代新知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于出身寒微的熊范舆而言，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是他日后成长为士大夫阶层一员，走出西南边陲，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第一步。由此可能改变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命运，也是整个家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