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寒窗岁月

1. 幸遇名师严修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偏僻遥远，长期以来，都只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明代大儒王阳明贬居贵州时，就曾经慨叹：“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教育方面，直到明代嘉靖年间，贵州才有设科乡试的资格。明清两代，贵州全省只出过两名文状元，即光绪年间的赵以炯、夏同龢，以及康熙年间的武状元曹维城。直至清朝中晚期，贵州科举之风渐盛，考中举人、进士者才稍微多起来。

19世纪末，由于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士大夫阶层当中出现了一股倡行维新变革的风气。中央层面，一位黔籍大臣顺应时势，首次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张。地方层面，教育改革的首次实践，也在贵州大地上开始推行。熊范舆正是在这种新旧转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1896年6月12日，清末维新名臣、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贵州人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呈递《请推广学校折》。他在奏折里指出，过去洋务派虽然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存在着种种不足，比如学堂数量太少，教学内容浅薄狭隘，教学仪器设备不足，学生学习目的不纯。这就导致各种新式学堂开办已逾二十年，但并没有为国家培养多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故此，李端棻提出广开学堂，教授经史、外语、算学、天文、地理、外国历史等科目。同时他还考虑到，如此大张旗鼓地举办新式教育，成本必定很高，因而可以先选定各省及府州县原有的部分书院进行改革，变通章程，增加一些新的课程，并由地方政府贴补部分经费。[18]李端棻的奏折呈递上去不久，在他的老家贵阳，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即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这一切，离不开近代著名教育家、时任贵州学政严修的努力。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原籍浙江慈溪，其先祖于顺治年间北迁，定居于天津。严修自幼聪颖，23岁应顺天乡试中举，其试卷获得正考官徐桐击节赞赏。次年中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严修历任翰林院编修、会典馆译校官、直隶乡试试卷磨勘官等职。1894年，严修一年之内三次受到光绪皇帝召见，8月被任命为贵州学政，12月到达贵州。

有清一代，担任过贵州学政的共有99人次，在拔擢人才、引领风气方面乾隆时期的洪亮吉、道光时期的程恩泽以及光绪年间的严修成绩卓著，其中又以严修最为突出。[19]

严修赴黔后，目睹贵州学风之衰颓，风气之闭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善。一到贵州，他就亲自拟发了一系列文告，如《劝学示谕》、《举优报劣通饬》等，旨在训勉、引导士子向学。针对贵州的乡试，他还提前公布“观风卷”试题，以了解全省诸生学识水平、学业方向，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与过去一味以八股文、试帖诗考选人才的出题办法相比，这是不小的革新。

1895年，严修主考贵州上游地区。[20]主持考试过程中，除了革除科场弊习，以及严禁收受贿赂之外，他也力求了解诸生的学习情况。在大定府时，他要求考生写出自己常读的书和喜爱的书，发现不外乎“四书五经”和一般的诗赋骈散书籍。[21]这些考生中当然不乏文笔斐然之才，但知识面较为狭窄，对省外及全国大势所知甚少。

有鉴于此，严修于1896年向光绪皇帝请旨，要求援引天津书局的例子，在贵阳设立官书局。得到朝廷批准后，严修为书局起草管理章程，拟订购书计划，并聘请黔中宿儒雷廷珍为书局董事。该书局成立后，从上海、湖南、湖北等地购入大量自然科学书籍、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历史的书籍，以及维新派人士的著作，以原价发售，由政府及官员垫付运费。[22]1896年8月，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严修得知后，向贵阳知府建议，使贵阳官书局成为《时务报》的代派处。[23]从此，贵阳学子始能拓展眼界，读新书，求新学。

严修在贵州巡回视察考试，增加了算学一科，考试的题目也不仅仅从“四书五经”中选择，而是结合时事，将是否通晓时务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通过两年来在各地的视学考察，严修深感贵州书院既少，教学方法与内容亦颇为落后。时值变法维新风潮正盛之际，而维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改革教育，这与严修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

贵州省城向来有贵山、正本、学古三所书院。贵山书院位于城中；正本书院位于城北，又名北书院；学古书院位于城南，又名南书院。过去，在贵山书院肄业者多为文生，在正本书院肄业者多为童生，在学古书院肄业者多为举人、贡生。[24]严修遂以层次最高的学古书院为基地，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实验，努力为这所传统书院注入新的内容。

1896年9月，严修和雷廷珍开始筹划改革书院的各项事宜。雷廷珍为1888年举人，但也关注西学，是贵州难得的具备新思想和开阔视野的人才。严、雷二人志同道合，都立意革新。[25]他们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同时号召各界捐款，再加上官府的补贴，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关于师资，传统经学、诗赋，有雷廷珍等人主持。至于“新学”，特别是“算学”老师，在贵州省内却无从延揽。严修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求助，希望在两湖书院中代聘一位数学教习，然而竟无一人肯应聘来遥远的贵州任教。[26]所以，后来严修只得亲自授课。

学生的选拔是办学的重要环节。严修与雷廷珍等人拟定了招生文告和学堂章程，发往全省，要求各府选送有志于新学的优秀学子。1897年3月，各地选送的46名学生汇集贵阳，他们都是从全省3000多名廪生、增生当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27]熊范舆即为其中之一，这表明他已经从大致同龄的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崭露头角。

1897年3月30日，全体46名学生齐聚贵阳顺城街学古书院，在学政严修和山长雷廷珍的带领下，举行正式开学仪式。这是发生在“戊戌变法”前一年的事情。这年10月，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直到次年7月，京师大学堂才由光绪皇帝诏准成立。严修在贵阳实施的书院改革，在全国都算得上领先之举。

2. 学古书院求新知

严修当时的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办学，大体是以“孔孟之道为经，以西方科学文化为纬”，可谓“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实践。[28]具体到教学内容，则体现为以经史、数学为主，以时务、外语等为辅。

经史依然是教学的核心内容。严修拟定的《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规定，每月朔日昧爽（即初一凌晨），院长要率领诸生到孔子牌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学生应“笃师信法”、“恪守礼法”。[29]可见，儒家精神依然贯彻教学始终。经学讲席由山长雷廷珍兼任，主讲经史子集各书以及各类诗文，包括诗词、歌赋、八股文等等，具体有《易经》、《尔雅》、《左传》、《文选》、《唐诗》、《呻吟语》、《?轩语》（张之洞作）、《二十二子》、《经籍纂诂》、《谒子山集》、《陆士衡文赋》、《学海堂经解》，等等。

算课（数学）是又一重点授课内容。严修亲自出任数学教习，同时延请对数学颇有研究的本地人才李福田、郭竹居等来校任教，主要讲授《代数学》、《数学理》、《自乘方》、《演算方程》、《三色方程》、《勾股定理》、《少广缱凿》、《算学须知》、《算法须知》、《代数须知》、《微积须知》、《算学丛存》、《算学启蒙》、《四元玉鉴》、《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开方古义》、《九数通考》、《代微积拾级》等等。[30]为了加强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严修规定每月考试数学一次，按成绩发给奖金或奖品。严修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师生共同研讨数学的记载。学生们缺乏相关书籍，就互相借阅、传抄，自行刻印数学读物，校内学习数学的热烈气氛由此可见一斑。严修离任前夕，学校正在筹备设立“算学会”，由熊范舆拟定算学会章程，严修亲自审阅和改定。[31]

此外，书院也积极鼓励学生学习时务和外语。学习时务，主要是阅读学校订阅的《时务报》，上面刊登有不少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严修还发布命令，将阅读《时务报》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32]外语不是必修课程，而是采取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学习。同时，书院也要求学生学习《万国公法》、《书目表及读法》、《读西学书法》，以及农学相关书籍。1901年，李端棻返回故乡，后在学古书院任教，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和维新思想，讲授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卢梭、培根的社会思想，以及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天演论等。

学古书院的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要求学生记“省身日记”、读书札记，每月末由山长调出日记、札记和考勤簿，评定优劣，张榜公布，再由学政复核。[33]每年有季考、大考若干次。

严修对学古书院的管理颇为严格。学生一律住校，每日分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阶段，按规律作息，要求“黎明前起，二鼓后眠”。课余也只能在学堂内散步，不准出门。夜晚则必须在房间温习功课，向教习请教疑难问题，不得串房。上课时不准吸烟、饮茶、交头接耳、任意瞌睡。每逢十日休息一天，无故不准请假，亦不能与闲杂人等私相往来。[34]有一次，熊范舆与同学未请假而外出赴宴，结果被发现，严修将他们“诘责”一番，还将此事记入日记中。[35]

严修极为关心书院的教学。虽然工作繁忙，但一有时间，他就“按时到堂听讲，无少迟误，虽学子无其勤也” [36]。他对教育改革的投入很快就初见成效。1897年丁未科乡试，书院中有姚华等多人中举。虽然此时的科举仍以八股文、试帖诗为评价标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院教学的效果。

严修不久任满返京，书院教学工作由雷廷珍继续主持。在贵州巡抚王毓藻的支持下，“学古书院”正式改名为“经世学堂”。学堂的教学内容，亦比初创时期更加完备。除了数学，还增加了经济、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科目，外语也成为必修课程。学生每人每月发给四两“膏火”银，成为定制。[37]

到了1903年8月癸卯科乡试，学古书院（经世学堂）的学生共有7人考中举人。他们是：熊范舆、王书农、张协陆、桂百铸、王延直、陈廷策、牟琳。此为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教学改革成效的又一明证。

仔细分析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学生名单即可发现，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在贵州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风云人物，如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陈廷棻、陈廷策、张协陆、钟昌祚、周恭寿、吴绪华、黄禄贞、姚华、唐桂馨、李映雪、徐天叙等等。[38]对于这些学生，严修在日记中都留下了简洁的评价。比如，他评价唐桂馨“文思敏捷，书法亦佳”，为“美才”；评价刘显治“笔下颇有奇气，可望有成”；评价黄禄贞“气平静，与人无争，心思栗密”[39]。

对于熊范舆，严修又做何评价？他这样记载：

[铜仁]唐桂馨、孙士杰，贵阳熊继先，平越刘思明，皆少年而聪颖者也。唐长于赋，孙长于散文，其于算则与刘生相伯仲也。熊尤敏锐，然乏沉毅之气。[40]

虽然挨过严修一次严厉批评，但事实上，熊范舆是一名聪敏好学的学生。他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算学问题，曾多次在算学月考中获得佳绩，还被派令拟定算学会章程。对于表现优异的熊范舆及其余3名学生，严修分别面授诗扇一把，以示奖励。以下是严修日记中的部分记载：[41]

到南书院，熊继先以代数演益古题呈阅……（丁酉四月二十二日）

到书院，奖吕、李、欧阳、熊（继先）四生诗扇，是日面授之。（丁酉五月二十八日）

到书院，为熊（继先）、欧、张、周、罗诸生讲算（学），发算课奖……（丁酉六月二十二日）

看杂作五本：杨德懋、刘增礼、熊继先、徐天叙、周恭寿……（丁酉七月十八日）

到南书院，为刘思明正算草，为熊继先正算草……（丁酉九月十一日）

……到南书院，熊（继先）、刘、周、滕问算……（丁酉九月二十日）

到书院……属黄、周、张、熊（继先）、唐、孙、罗、刘八人联算课……（丁酉九月二十五日）

黄禄贞、熊继先、周恭寿[来见]。（丁酉十一月十一日）

到书院……熊继先呈所拟算会章程……（丁酉十一月十二日）

可见，熊范舆实属严修的得意弟子，与其他人相比，尤其“敏锐”。

所谓“乏沉毅之气”，其实与“血气方刚”所指的含义差不多，都是针对年轻人的锐气而言。青年阶段，往往是一个人锐气最盛之时，即便言语、行动上显得冲动，也在所难免，只不过不同个性的人表现程度不一样而已。儒家文化强调修身，以“谦谦君子”作为理想的为人处世方式，主张内敛而不鼓励锋芒毕露。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在大多数读书人身上，年轻时的锐气都会趋于减弱，甚至衰绝。士大夫群体的主流特质，也显得文气有余、勇气不足，习惯于俯首因循，而不习惯于挑战创新。如果说在“超稳定”的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这种特质还有其适应性的话，那么，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时代，这种特质的缺陷就日益明显；而直面挑战、奋起求新的锐气和勇气，则显得尤为可贵。青年熊范舆即将面对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明转折，恩师严修在他身上发现了一股难以抑制的锐气，这在传统承平时期可能无足称道，但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却很难说不是好事。熊范舆后来一路攀登至传统进身之阶的最顶端，高中进士，但却很快将目光转向域外；留学期间又不甘于死读洋书，而是挺身奋起，为中国的宪政事业极力鼓与呼。这些都是后话，但也跟他青年时期即已显露的性格气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