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成就篇
五个不同的十年
——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发展历程回眸
刘国平
200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余永定和江小涓就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新趋势和特点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作了讲解，并提出了有关建议。图为会前胡锦涛总书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王洛林以及余永定和江小涓同志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央领导的重视、关怀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已经有了一批著名学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如张闻天、陈翰笙、李一氓、宦乡、刘思慕、钱俊瑞、陈忠经等，他们是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遇到过种种困难和挫折，特别是遭到1957年“反右斗争”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但它的基本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断有新的较高水平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蓬勃发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辉煌。回眸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十年。
艰难起步和大论战的年代（1956—1966）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业待举，开创国际问题研究事业，更是困难重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手段，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只能寻求和依靠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不二的选择。学习、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和经验，自然是那初期国际问题研究的主题，因此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都很狭窄。
1956年，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重要转折的一年。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艰难起步和获得可喜发展的十年。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攻击中国的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以“三和一少”为核心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中苏关系破裂。1963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震动整个世界的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大论战，就此展开了。在这种论战中，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心或压倒性的任务，自然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针对苏共的反华宣传，中国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性文章，系统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这种论战当然也波及学校，一时间，以学习《建议》和“九评”为中心，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国家的大事，也成为学校的大事。世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严重分歧，并进行激烈论战。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这对整个世界的震撼，非同小可。
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促使中国不得不改变一边倒战略，提出向世界所有国家学习先进东西的方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开始面向世界。也就是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一方针的提出，无疑使研究国际问题学者思想得到了一次解放。同年，周恩来总理接受张闻天同志的建议，批准建立了隶属外交部的、我国第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进行研究。同年国家计委设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也设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组。有的高等院校也抽调人员，从事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
虽然在当时环境中，国家还没有能力和条件，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国际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对外关系的开展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涉外部门，都尽其所能，开始组织专门的人员对苏、美、日和欧洲主要国家进行重点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基于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和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指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亚、非、拉国家问题的研究。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太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并要求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从这时起，一些正式的国际研究机构开始建立，研究队伍和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
1963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门讨论了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并由中央外事小组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在研究经费、图书资料、研究机构和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措施。报告提出，除加强已有的研究所之外，还要新建一系列研究所。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我国建立了一批新的国际研究机构。诸如：中联部建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在1961年建立了原属中科院的拉美研究所，这年也划归中联部；外交部建立了印度研究所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更加有组织、有系统的轨道。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国家的一些重点大学，开始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开设有关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课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还开设了世界经济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复旦大学还设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研究国际问题的小高潮。当然，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其进行批判，这是与当时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总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的。然而，这对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现实，毕竟是基础性的工作，意味着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良好开端。
此时期，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开始拓展。突出的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等问题的研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还开展了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而且取得了突出成就。此时期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中，不再是介绍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主要是批判其霸权主义和所谓修正主义的言行。特别是对苏联霸权主义形成的根源和修正主义的表现、对应当如何评价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应当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应当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进行了研究。在对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也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研究内容和观点上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诸如开始强调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马上就要灭亡；还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学术上进行了争论。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学科建设方面，此时期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建立世界经济学的问题，并在此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但此时的学术研究和讨论，都难免受“左”的思想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不能充分开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除正面宣传马列主义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之外，大量的仍然是内部报告。凡是带有敏感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创见、有新意、有突破的理论研究成果，都必须通过内部渠道，经过层层把关，最后才能在有关内部刊物上发表。60年代之后，当时党的各个大区，都创立了“内部未定稿”刊物，专门发表这些不能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的批判性的成果，也多是以官方的形式和在权威性的刊物上出现的。比如，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论战中的“九评”等，都是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甚至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在学术方面，公开发表的批判性文章有对西方庸俗经济理论的批判、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西方人民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等等。除此之外，最突出的公开成果之一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和争论，有不少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
此时期表现为内部报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供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研究报告。在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方面，在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方面，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共同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内部研究报告。
我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亚非会议上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等，都包含着这些研究报告的作用。比如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内部报告，对中央上述的外交决策就具有重要意义。
此时期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表现在大学自己编的内部讲义中。在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要数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1965年由樊亢和宋则行主编的《外国经济史》（第一、二、三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翔实的资料，对近代和现代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阐述，不仅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至今仍为研究近现代世界发展史很好的参考书。
研究机构瘫痪和研究人员遭迫害（1966—1976）
正当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出现可喜发展势头的关键时刻，从1966年至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十年，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学术研究政治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几乎完全被抛弃，在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到了极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被破坏，不少研究人员受到迫害，整个国际问题研究几乎瘫痪。此时期，我国处在了东西两面受敌的极不利的地位，国际环境十分严峻。不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有些方面仍然有所进展。针对国家安全和摆脱困局的需要，此时期我国国际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如何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摆脱两面受敌和孤立的被动局面；二是研究如何划分世界各种力量，如何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和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以联合第三世界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当然，在那种年代，这些研究不能排除极“左”思想的干扰，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全面展开和蓬勃发展（1979—1989）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发生了重要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饱受摧残的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事业也终于度过了它最困难的岁月。随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日益繁荣和大发展时期。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发展最快的十年。这十年中，在研究力量、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长足的进展。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大胆进行科学探索，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观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形势趋向缓和，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斗争仍在继续，许多地区形成热点。西方国家和苏东国家都进行经济的大调整和某种改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东亚开始崛起；80年代中后期，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提出了所谓“新思维”，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大转变，政治、社会、思想开始动荡；苏联与美国争霸斗争中劣势日益明显，开始与美国妥协。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据此，我国调整了对世界大战危险的看法，调整了“一条线”战略，推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先是在农村取得重大成效，随后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国际国内的这种大变动，为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许许多多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如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性质、改革的不同模式、具体做法、经验和教训，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新认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新现象，冷战局势下的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问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问题的认识等。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两种制度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的探讨，以及对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垂死性、新殖民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等问题的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是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研究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以及建立世界经济学、世界政治学的研究。此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都有了进展。80年代后期，国际问题研究又集中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各种矛盾和世界格局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等问题上。
这一时期，不仅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空气渐趋浓厚，各种学术讨论会逐渐增多，理论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为适应国际问题研究大发展的迫切需要，原有的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一大批新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这些研究机构分属社会科学院、教委所属各高等院校、党校和党的组织、政府各部委，以及解放军五大系统。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宦乡同志的积极推动下，于1981年就建立了由八个研究所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欧研究所、拉美研究所、亚太研究所、西亚非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国际片。在全国，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遍布各省市，尤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为最多，其他如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厦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也都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专门研究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或某个专题的。这些研究机构规模不等，职能不一，各具特色。可以说无论从研究机构、研究队伍，还是研究的内容上看，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体系已经形成，并有着很大潜力。
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主要是表现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上。在学科建设方面，钱俊瑞是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1978年他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仅使我国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而且他致力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事业。他依靠自己个人的影响力，组织当时全国的知名国际问题学者，诸如滕维藻教授、关梦觉教授、吴大琨教授、吴纪先教授、陶大镛教授、宋则行教授、洪文达教授、仇启华教授、韩世隆教授、钟远藩教授等，对创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反复论证，并于1980年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提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总论》的初稿。1983年由他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在社会上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钱俊瑞逝世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继续进行，并取得可喜成绩；1985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经济学会扩大会长会议上，时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的浦山同志提出了要建立包括研究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要求采取百家争鸣的方式，从专题研究开始，逐步深入、逐步成熟。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专门著作，也相继问世。学科建设的开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各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使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取得突出成就的是仇启华和樊亢，1982年，仇启华的专著《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樊亢著的《资本主义兴衰史》也在同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以其高质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很高的评价。当然，依据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思想理论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还对时代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新的认识，对两种制度国家关系问题、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性质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1981年滕维藻给杭州国际世界经济研讨会提供的论文《跨国公司的形成、发展和对其实行国际监督的必要性》，198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国平和魏化纯同志著的《两种制度国家经济关系新探》等。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还表现在编写的工具书上。比如1987年由钱俊瑞主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经济模式，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苏联的社会性质，苏联霸权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危害性和表现形式，新时期的中苏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推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力作。例如：辽宁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金挥、陆南泉、张楚著的《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1985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的《苏联经济概览》，198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国平著的《苏联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徐葵主编的《苏联概览》等。
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还表现在有关期刊的陆续出版上。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少数公开刊物，如1959年国际关系研究所就已出版《国际问题研究》。但“十年动乱”时都被迫停刊，“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仅原有的期刊一一复刊，而且新创办了几十种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于1978年创办月刊《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译丛》之后，又陆续创办了《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与中国》、《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年鉴》等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于1981年创办了《苏联东欧问题》（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85年创办了《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于1981年创办了《现代国际关系》。该所还于1988年起创办了英文刊物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稍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又创办了英文刊物World Economy & China 。国际片的其他所也都创办了自己的所刊。而且这些刊物都享誉全国。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际问题研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局面，逐步开展对外学术交流。1981年3月，在钱俊瑞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联合主办，香港新鸿基公司协助召开的国际性世界经济研讨会，经国务院批准，在杭州召开。与会的有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国际问题研讨会，会议围绕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困难和问题，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苏联东欧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国际间经济合作，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对外经济关系、利用外资和技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与国外合作的良好开端。自此之后，我国派出不少学者到外国进行学术访问，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邀请外国学者来国内讲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日益增多。这一切对促进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