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形势的转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度发展（1990—2000）

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十年，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结合这种巨大变化的实践，向深度、广度、高质量大发展的十年。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结束了冷战，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和格局，震撼了世界。冷战结束，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膨胀，世界原有的许多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又出现了许多人们料想不到的、更为棘手的矛盾和问题。在已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新的世界秩序尚不能形成的过渡时期，世界不可避免地将处于动荡之中，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均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调整。苏联东欧的剧变，对中国也是一大冲击。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世界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又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他要求我们，抓住机会，更快地发展。这种形势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都有了新的拓展，而且更加实际和具体，对大量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质量、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也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课题主要有：苏东国家剧变的根源、性质、教训以及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的前景；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和基本特征，在新的形势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发展问题；东西欧关系、欧美关系和南北关系问题，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问题，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新变化问题，亚太地区安全机制问题，各国依据新的形势对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调整，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的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以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等；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基本立场和原则等；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国力的概念和构成因素问题等。

此外，从90年代中期开始，高新技术更加迅猛地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墨西哥和东亚国家相继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1999年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问题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空中打击，并提出“新战略概念”，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应和不安。这一切都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成为学者们进行研究的新课题。

这一时期，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开始并重发展，国际政治研究落后于国际经济研究的局面，开始改观。在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实质与根源，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的有关问题；我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地位、作用和应采取的对策；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问题；金融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国际金融自由化，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证券市场国际化，经济安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汇率机制形成与发展，汇率利率变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质和作用，非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欧元的启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人口、环境、粮食、人权、失业、国际组织、毒品经济和经济犯罪等；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等；此外，还有过去很少涉及的新问题，如综合国力比较、国际竞争力比较；等等。

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除了在学科建设方面深入研究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同时，依据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深入研究了当今国际政治关系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国际政治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实行民主、平等对话问题，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尊重世界多极化和多样性问题等。还着重研究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安全以及中日、中美、中欧、中俄战略关系问题，中东和平进程问题，非洲、拉美地区形势和我国与这些地区的关系问题。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空中打击后，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世界格局单极化和多极化之争问题，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中美关系的新发展问题等，成为我国对国际问题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展、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研究的深度、研究质量的提高上。在上述广泛研究领域中，每个领域都有高水平、高质量的论著发表。不过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更深刻地再认识上。如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水源著的《论新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构建》、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琮著的《当代资本主义论》、1998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琮著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等，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学科建设中，对世界经济学研究又深了一步。比如2000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琮著的《世界经济学新编》、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肇鸿著的《国际经济学概论》等，都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剧变，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很大冲击。研究这场剧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所产生的影响，已成为此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学者在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16字方针指导下，展开了对苏东剧变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例如：1990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刘克明、金挥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199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克明、吴仁彰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1994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同志主持、国际片各所组成的大型课题组共同完成的专著《苏联剧变研究》，199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邢广程著的《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等，这些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江泽民在一次全国省部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读读这本书。为配合国内研究，徐葵和张达南还组织翻译了国外资深学者、政要、高级将领所著的对苏联剧变真相论述的25本书，也受到学界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还有张文武、张森、高中毅主编的《简明东欧百科全书》，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的《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等，也接连出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整体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还值得提及的是，由胡绳倡导、院领导主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所研究人员撰写的150多部《列国志》，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其作用不可估量。此外，这一时期各大学出版的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科的各种专业性教科书，可谓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一门新的科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进入了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领域，并初步取得了成果。在这些成果中，199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大学陈岱孙、厉以宁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说史》，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宋新宁、陈岳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在社会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对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逸舟著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以及其著的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编写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文明与国际政治》等。

新世纪和新课题（2001—2011）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和区域合作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世纪之交，正当美国踌躇满志谋求全球霸权的时候，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令全球震惊的事件。这个事件的不寻常性，在于它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的特殊性和象征意义，令人思之无穷。

接着是爆发了强国入侵弱国的奇特的战争，即世界最强国家美国仗势欺负贫穷落后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和与此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使人慢慢清楚，这两场战争，并非简单的报复，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反恐为名，实施全球战略的重大步骤。实力的差距自然决定了这两场战争的结果。然而奇怪的是，这两场战争非但没有改变美国神话破灭的事实，相反，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更暴露出这个金元大帝国的虚弱。2007年从纽约引爆，很快波及世界，至今还在向深度发展的金融危机，在危机中那些世界性金融大亨的纷纷破产，似乎映照了“9·11”事件，使研究人员思路逐渐清晰。

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依据实践的发展和要求，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研究的课题更细化、更微观，与实践的联系更紧密；二是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化，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深化寓于反思之中。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人们对许多问题不得不重新认识，即带有反思性的认识，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上升过程中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这十年，国际问题研究涉及问题非常之多，诸如：恐怖主义问题，“9·11”后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变化问题，美国新战略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问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影响问题；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新发展和全球化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经济转轨及其世界影响问题；新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问题；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区域经济合作和构建和谐世界问题；文化的国际化及其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作用问题；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霸权问题；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问题；等等。

由于在全球化发展中，各国的相互依存度、相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合作中的矛盾，都不断加深，所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从国际问题研究有关刊物所发表的论文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最多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研究这些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时，自然涉及大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和变化问题。在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当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学科建设方面，研究最多的也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的问题，包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以及国际关系史学。这一时期对西方理论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进行了诠释和评价。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2007年之后，学者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和认识，又进入了更高的阶段。2007年爆发于美国并很快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目前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尤其在它的刺激下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还在不断扩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失业、劳动者收入大幅度减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动荡、罢工和上街游行。发生在欧洲国家的游行潮，发生在美国的“占领”运动，都标示着资本主义世界这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衰弱与变革。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击，都不亚于20世纪那次大危机。因此，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自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对这场危机的原因、性质、趋势、影响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问题研究中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的话，那么在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研究中，又在过去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更新的认识，或者是再认识的再认识。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危机以不争的事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优越、不灭的神话，表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顶峰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已经达到极点，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将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在学科建设上，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主创新性有所提高。具体说，就是与中国的实践紧密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尝试建立中国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摆脱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更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学科建设工程，但毕竟大幕已经拉开。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之多，是过去时期无法比拟的。诸如：在对国际关系研究方面，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爱华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未来走向研究方面，2004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靳辉明和谷源洋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国平和范新宇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最新发展》；在对西方国家政治研究方面，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国平著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201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杰著的《当代美国政治》，2011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侯学华著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2010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王子昌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论》，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正毅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等，这些著作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的进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国平和范新宇所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最新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进入了它的第四个阶段，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对进入这一阶段的基本标志、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综上所述，60年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在艰难、曲折的发展中，成绩斐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应首先归功于党中央的关怀，归功于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归功于各个系统的广大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和努力。60年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进行新老更替。其中有数以千百计的老专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甘于清苦，不计得失，埋头苦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科研事业中，其中不少人以自己独到的成就成为我国著名学者，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知名度。更可喜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为数更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知识结构新，对新事物反应快，头脑敏锐，有创新精神，年富力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科研人员，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已经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他们已经或正在脱颖而出，成为我们队伍中的新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国际问题研究的成绩和研究队伍的成长，二者是互为表里，密切结合的。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今后发展，则主要就靠这支年轻队伍的发展和成长。

（刘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