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文献中的“巴蜀”与当代重庆政区及交通
在中国古代，巴与蜀一样，本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人们常常将西南部的巴蜀地区看着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早在战国中期的《尚书·禹贡》中，在将全国土地划为九州的同时，就将巴蜀等地划归入长江以北、华山以西，包括今甘肃、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域的梁州。《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等篇则将巴蜀归入西部的雍州，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巴蜀与西秦联系起来看成同一地域的观点。《汉书·地理志》则并称蜀郡、巴郡，这反映出在秦汉时期，巴蜀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属于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同一地域。因此史籍常常是“巴蜀”同称。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49]；《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50]。《史记·秦本纪》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51]，司马错攻黔中必经巴地，司马迁只称蜀而未言巴，以蜀代巴，表明在他看来巴与蜀是一体的。
秦汉时人们的这种观点，与秦统一全国时，秦已经在巴蜀统治了九十多年是有关系的。它表明了巴蜀地区在秦汉时期，仍然被当时的中原、关东的人们看成是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构成，并且很早就隶属于秦国的历史。这样史籍在论述到秦汉时期的人口流动时，常常将巴蜀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延续至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例如隋唐，唐高祖《遣使安抚益州诏》：“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昔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于堕业，其类实繁。”[52]说明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巴”与“蜀”视为地域上的一体。
但是，巴与蜀毕竟是有区别的。从政治管理与地理区划来看，巴与蜀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区别。常璩《华阳国志》说巴国的地理范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53]。也就是说，在秦并巴蜀之前，巴人的居住区域大致在今四川东部、重庆地区、湖北西部、陕西汉中一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巴的政治中心也长期建立在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中上游的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常璩《华阳国志》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54]，由此可知巴人曾在重庆、合川、丰都、阆中等处相继建立过都城，但是江州是其比较稳定的政治中心。从其他文献记载看，《史记·张仪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巴子城，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故垫江县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峡州界也。”[55]民国《合川县志》也有“今（合州）州治之南，地名水南，俗谓之故城口，即巴子别都”的记载。巴人为什么要在江州之外还建多处都城？恐怕与巴族自身的发展，以及巴与楚曾多次发生战争都有一定的关系。譬如《华阳国志》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56]，就是例证。从考古发现看，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等地的很多重要考古发现，其中很多遗迹都与巴族先民有关。这也说明巴人的活动范围广阔，巴族的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古蜀王国有三星堆与金沙大遗址，而古代巴国迄今尚未发现有类似的大遗址。由于缺少大遗址的印证，巴族的由来以及创建巴国的历史，也就始终笼罩着一层难以抹去的传说色彩。从现在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历史上的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巴、蜀在空间地域形态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具体来说，秦汉时期的蜀主要在今四川北部、西部、中部及成都平原等地，而巴则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四川东南、东北部地区。这一时期，巴则主要是由巴人居住。其中北部主要是板楯蛮，东北部、东部主要是廪君蛮，东南部则主要分布着五溪蛮。现今的重庆政区，则主要以巴郡为中心展开。而在行政管理上，巴、蜀亦各有其较为稳定的空间范围。例如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一说伐蜀在公元前329），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灭蜀以后，张仪乘胜率军东进，陷阆中——巴国最后的都城，灭巴国。按照秦制，于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置为郡县，由于这一地区原系巴国，故仍以巴为名，建立巴郡，将巴蜀地区直接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当时秦在巴蜀地区共设置了汉中、巴、蜀三郡，这是秦推行郡县制时，除上郡以外，最早设立的三个郡县。自魏晋以后，这一行政区划有所变化，与蜀、黔、湘、鄂等省的地域亦有所交叉。如据《隋书·地理志》载，隋时今重庆分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遂宁郡、资阳郡、通川郡、宕渠郡、黔安郡[57]。宋灭后蜀，今重庆属于夔州路，另外梓州路（南宋时改为潼川府路）三州（府）部分地区也属今重庆。北宋时期，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万、开、达、涪、恭、珍；军三：云安、梁山、南平；监一，大宁；县三十二[58]。以今重庆的地域来看，施州今属湖北、珍州今属贵州省，达州今属四川省，而其余的七州、三军、一监今属重庆。元朝时，今重庆政区分属四川行省（治今成都市）的重庆路、夔路、怀德府、绍庆府；另外，石耶洞长官司和湖广行省播州军民安抚司所辖的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也属今重庆[59]。但是，以现今重庆主城区为主的地域始终处于古代巴地的中心位置。
因此，今重庆政区在古代人们的眼中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时西南夷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代政府开发西南夷，也涉及现今重庆地区的一部分。这样，在历史文献中，则常常“巴”、“蜀”联称，甚至在很多时候，文献中还以“蜀”代“巴”，作为四川盆地及周围区域的总称。例如历史文献记载“巴蜀”的事件，有的则是以“蜀”、“蜀人”、“蜀中人”、“蜀兵”等指代整个巴蜀地区，这里的“蜀”应是包括现今重庆地区在内的巴蜀的泛称。这就使巴地的移民人口有时无法准确统计。例如宋代文献记宋朝攻灭后蜀，“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60]而后蜀时期的重庆，有十三州四十五县[61]，都包括在蜀地之内。当时后蜀职官将吏及其亲属迁入北方（开封）或者“由峡江而下”[62]、“下瞿塘”[63]，途经重庆至开封，有部分人因此移居重庆，其迁居人数就由于文献措辞笼统称蜀而无法判断北上南下的人数多寡。这样，我们在探索、研究重庆移民史时，常常由于历史上地域的交叉、文献中“巴蜀”的混淆等原因，而产生移民统计与分析上的具体难题。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重庆政区的户数与人口，不能不说有很大障碍。由此，从文献方面区分清巴与蜀的地域与移民特点，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梳理文献时，就要尽量按照今重庆政区在历史上的地域进行整理，以求能够比较准确地探索重庆政区历史上人口流动、迁移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文献的缺失，在分析、研究中也难免有不当的地方，请读者谅解。
历史上重庆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当时的交通也有着密切联系。在古代，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移民往往与地理、交通的便捷与否有着重要的关系。古代的巴蜀统属于四川盆地，在远古及先秦时代，与中原路途隔绝，山高路险，消息闭塞，是属于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区域。加之巴蜀地广人稀，荆棘茂密，文化落后，民族众多，因此巴蜀长期被看作偏远蛮荒之地。尤其是巴地，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东南部，离关中、中原更为遥远，其地以高山、丘陵为主，人民生计以渔猎为主，因此更具蛮夷特点。但是，随着秦帝国的统一，大量人口的流动，巴蜀的内外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关中、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逐渐密切，人口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成都平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带动了古老的巴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不断改善。巴蜀交通状况的改善，一方面，加强了中原对于巴蜀的经济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增加了巴蜀与其他地区的人口移动及经济、文化的交往，使历史上的巴蜀地区成为支撑其他地区的重要地域。
仅从历史上的重庆交通与移民关系来看，自古以来，重庆特有的交通区位就促进了巴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重庆地区处于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虽然重庆地区被群山环绕，但是水道纵横，境内有长江及嘉陵江、乌江等大河，为本地区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我国南北和东西古居民的交流通道，亦为我国古代居民迁徙、混杂的主要地区。夏商时期从重庆峡江地区走出的巴人鱼凫部，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而从峡江走出的巴族弓鱼部，则在城口县沿河北上进入汉水，在陕西汉中盆地建立了古鱼国。秦汉以来，巴地的民众开创出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荔枝道、子午道、米仓道、褒斜道、金牛道、陈仓道等。各个古道相互连通，纵横于大巴山、秦岭山地之间，北上关中平原（到达现西安、眉县等地），中通汉中盆地（勉县、汉中、西乡等地），南下成都、恩阳（今四川巴中市）、涪陵，构建起我国翻越大巴山、秦岭山系，连通长江、黄河上游的交通网[64]。尤其是重庆北部的大巴山、秦岭间连通关中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古道，在关中平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上有着重要作用。如秦惠王时，三次占领巴地都是通过秦巴山地的古道通行，从而完成占领巴地而攻克楚国，最后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所以，重庆北部山地古道又称“秦巴锁钥”。秦汉时期，是巴蜀地区交通快速发展的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65]。当时，开发巴蜀与西南夷地区，是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大事。这一时期，朝廷注重对于巴蜀地区的交通改造。在秦汉时期，关中越秦岭南下之路至少修治或者开通了四条。同时，巴蜀境内的交通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在秦昭王时期，使司马错发陇西，攻楚黔中，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占领黔中地区和奉节、巫山、巫溪等地。秦凭借巴蜀之力，以及巴这个通道，灭楚而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说明当时巴已经成为联结关中、汉中及蜀、楚的主要地域。在陕西至四川的秦岭山道开通以后，一旦关中发生战争、饥荒等，大批关中民众翻秦岭进入汉中，再越大巴山而入四川，迁徙的距离大大缩短，形成关中与中原人民向南迁移的重要通道。
同时，许多移民自荆襄向西溯汉水谷地进入陕南而后入盆地。如此众多的各方民众，不可能都集中在与今陕西边界附近的四川北部地区，必然要向四川其他地方分散迁移。于是，一部分民众携家带口，迁往巴地，寻求合适的居地，就是自然的了。尤其在魏晋以后，北方战乱，大量北方移民从关中南迁进入四川。而当时四川西部也渐被兵祸所及，迫使大量迁居四川西部的民众，又不得不向着四川东部、东南部迁徙。这样，在这些移民的二次迁徙中，位处四川东部、东南部的重庆地区以及相应的沿江流域就成为移民的滞留地或定居地。
长江水道对于古代重庆的对内对外人口迁移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巴地的几大能够通航的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等，使巴蜀向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的交通变得便捷起来，成为联系楚、吴与中国中部、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例如古代楚人进入巴蜀，多由水路而来。其水路为沿长江中上游即川江线路，经巫、夔而达枳与渝，即自湘鄂地区，通过峡江，西入川西。所以，“蜀地之甲，轻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66]。从楚地到巴蜀的移民，或者从关中到楚地，巴郡及其长江水道都是其主要的通道。巴蜀地区向东南、西北部的移民，也要通过这些水、陆通道交通往来。大量流动就食的移民也就在迁移过程中，留居在巴地。
有学者认为，巴与楚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长江水道及其支流，使巴、楚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形成了巴、楚文化圈。曾代伟先生在其所著《巴楚民族文化圈研究》一书中说：“现今重庆市东南部、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北部的四省毗邻地区……四省市共计72区县市构成了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大体范围。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文化主题则是以巴文化为主构成。而构成巴楚民族文化圈的三大要素，则是区域性的特定人群，区域性的地理范围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国家政权对其实行的特殊民族政策。”[67]曾代伟先生认为，现今重庆市东南部、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北部的四省市毗邻地区正好符合了这些要素与条件，因此可以形成巴楚民族文化圈。曾先生是从民族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古代条件下，由于地理位置、自然山川形势、民族风俗以及交通条件，这些地区一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在早期的巴民族历史中，巴族的内外迁徙，大都是在这些地区之间进行的。由于其交往密切，初步形成了文化要素相同的地域特点。例如早期的巴族从巫巴山地走出，曾经举族迁徙于长江川、渝、鄂之间，最后向西以重庆为主，兼及鄂西、湘西、黔北等地，再建立其统治。公元前377年，楚军大举西进，兵锋所向，攻占了巫溪、巫山、奉节一带，战败的巴族部众则陆续向东迁徙，到达今湘西沅江流域。唐《十道志》所载的“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68]，便是这一情景的写照。现今鄂西、湘西地区仍然有着许多巴文化遗址。从这些史实来看，自古以来，长江水道及其支流流域，就是渝、鄂、湘、黔先民们活动和迁徙的交通通道。
在明清“湖广填四川”时期，长江水道及其支流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湖广移民向四川大规模迁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湖广移民都是取道由湖北到重庆的长江水道即三峡流域移居巴蜀的。这样，重庆及其三峡流域地区就易于滞留大量的湖广移民。道光《夔州府志》卷34载清初“楚省饥民”每天由三峡水道入川达到数千人之众。根据三峡沿岸区县如忠州、云阳、奉节、巫山、万州、丰都等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大部分民众都是来自湖广等地移民。这些人口中，湖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省的人口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土著人口却相对较少，以至于形成了“主弱客强”的局面。据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川人口的统计，其时成都府人户数为120076，占四川总户数（580258）的20.69%，而重庆府与夔州府（夔州地域绝大部分属今重庆市）人户数共为181032，则占四川总户数（580258）的31.19%[69]。说明随着湖广移民通过三峡地区的大量进入与滞留，重庆地区的人口显著增加。因此，三峡这一长江水道在当时也具有其在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极其重要性。
这样，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巴蜀”联称的情况中，我们以当时交通状况分析，秦汉及后来巴蜀境内的交通，北向往汉中、关中地区，以及西南方向往西南夷，主要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道为主；另一路则由巴蜀东向，沿江而下，直抵楚吴等地。或者由巴蜀直接南下，沿赤水河谷，抵至今黔、滇部分地区，则是以巴地为主。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巴蜀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及其走向的大致途经：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战争频仍、天灾人祸不断。于是因为躲避战争、自然灾害、社会不公等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在离开原住地时，并没有永久迁移或在其他地方定居的打算，充其量只是为了生存或者就食而暂定的一个临时性目的地或者居留地，有的甚至还没有明确的迁移的目的地。他们在迁徙中，大多数是沿着交通要道进行流动的。由于四川交通道路的开通，使过去认为天堑的四川迁移路线大大缩短，民众迁徙难度相对降低。于是在自然条件下，大批民众就会循着最便捷的道路进行迁移。而四川东部及重庆地区就成为关中、中原地区或者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在迁徙、逃难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由于古代民众拖家带口的长途远行，加上古代道路崎岖不平，旅途艰难，这样，路途中便于就食或者能减少路途艰辛的地方，都可能成为人们定居的地方。同时，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又决定了人口流动中，只要是地多人少，便于留居、耕作，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都可能成为移民的目的地。而重庆及其沿江的三峡地区，在古代，尤其是宋以后历经战乱的各代，人少地多，往往成为这些移民的滞留地。
在一些特殊时期，历代政府采取政策性措施，拉动地少人多地区的民众从原居地向新的地区迁移，如明清时人口大量由中国东部、南部、东南部等内地向西部的边疆地区迁徙。由于重庆峡江地区是当时地少人多的湖广民众向四川等地迁徙的重要水道，加上峡江沿岸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地少人多的不均衡局面，因此大量的移民在这里滞留下来，成为当地的居民。而政府也乐于将大量湖广人口填充这些丘陵、山地。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在文献中“巴蜀”合称的情况下，古代重庆地区其水陆交通路线在四川盆地的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人们经过这一地区时选择留居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种交通与人口迁移的走向是我们研究重庆移民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