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重庆的氏族部落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重庆的古人类就已经在从事人口的迁移与移动。
1.鱼复浦——7000年前的原始村落
鱼复浦原始村落遗址位于奉节县永安镇鱼复浦村长江左岸的第二级阶地上。1998年春季，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鱼复浦遗址堆积层中的出土遗物种类多，内容丰富，石制品、骨质标本、牙齿化石、红烧土遗迹、残陶器（片）等应有尽有，各类遗物皆是有规律地分布的，为明显人类活动过的居住遗址，其应为古人类一个群体的大本营，人们在此至少有两个比较长时间的稳定生活时期。经北京大学年代实验室加速器质谱C14对A区文化层中的木炭测试，推测年代为距今7560±110年。
据发掘者对该遗址出土遗物的整理分析和研究，鱼复浦原始村落遗址属于华南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推测年代距今在8000年至10000年左右。在重庆地区长江沿岸，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地点还有10多处，其分布地点都在长江（包括有些支流）沿岸第一、第二级阶地上。
2.向梅溪河深处发展的远古人类
梅溪河是奉节县长江左岸的一条小溪河，是该县境内除长江外最大的一条支流。梅溪河发源于巫溪县境，从竹园区入境流经五区一镇，在永安镇东注入长江，境内全长83.6公里。在梅溪河流域发现的远古人类活动遗迹位于奉节县康乐镇横路村的梅溪左岸第二级阶地上，东南距长江约13公里。1993年12月，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在重庆三峡库区调查时发现了这处远古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当时在遗址堆积层中获取到石制品标本30余件。考古界称此遗址为横路遗址。1998年、2000年，考古工作者对横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据统计，从第一次调查到后来的考古发掘，共获取石制品150余件。
从横路遗址堆积层中出土的石制品已具有一定先进性的特点分析，横路遗址所处时代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距今年代在7000-10000年[42]，与遗址所在地东南方向不远的长江左岸永安镇鱼复浦遗址的年代相当。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在重庆库区的长江以及一些支流沿岸的第二级阶地、第三级阶地的台地缓坡地带上，分布有多处这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古人类居住遗址。
鉴于横路遗址堆积层中发现的石制品标本不是太多，石制品分布也不是很集中，加工石制品的质量较低，推测在发掘区范围内，远古人类在这里活动的规模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可能当时在这里活动的人群不仅不多而且还只是在这里进行过短暂的狩猎或修整工具活动。从石制品在地层中的分布来看，远古时期人类在这里的活动虽然不多却可能是经常性的。
总之，横路遗址的发现，不仅把我们寻找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新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视野由过去多限于重庆地区长江沿岸向后扩展到了长江的一些支流沿岸地区，而这些拓展了的新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远古人类已开始由长江沿岸逐渐向自然环境良好的支流及溪河深处发展了。
3.沿大宁河开发的先民们
1992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龙溪镇调查时在当地村民称之为刘家坝的台地上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物，并采集了许多的文物标本。值得注意的是，在采集到的这些标本中发现了数件早于巫山大溪文化的陶片。陶片为夹炭和夹砂陶，棕褐色，器表外饰细绳纹。器物制作系采用原始的泥片贴塑法。器形为釜、罐之类，多为饮食、炊煮类用具。因在配料时有意加入了一些颗粒状的羼和料，增大了陶器的膨胀系数，故其耐热能力强，可耐高温。
尽管刘家坝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主体部分）已被洪水冲掉，但该遗址仅存的遗物仍能说明渝东地区的先民们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已经活动在大宁河流域了。而遗址面积之大，正说明在这里活动的先民们人数众多。那么，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什么会从长江沿大宁河流域向峡谷深处开发呢？历史文献和专家分析表明，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盐矿资源，人们来这里主要是从事制盐生产，其开发的年代可能早至几千年前。
4.新石器时代早期活动在渝中地区的原始人群
从目前重庆地区考古发现资料情况来看，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遗址仅零星几处，并且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中尚有考古价值并经过考古发掘的唯丰都县玉溪遗址。玉溪遗址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北约3公里的金刚村北端之长江第二级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8万余平方米。这一地带为长江宽谷区，沿岸多为缓坡和山前台地，其间有龙河、渠溪河、碧溪河等河流注入长江。这些缓坡、台地皆为长江和后山洪水长年冲击下来的泥土淤积而成，土地相当肥沃，适宜种植各类农作物。而江河中鱼类资源丰富，后山坡原始森林中亦多有野生动物出没，为这里的原始人类捕鱼和狩猎创造了优越条件。因此，此地确实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在玉溪遗址早期地层中，无论出土的石器还是出土的陶器，都给人一种比较原始的感觉。陶器的器形与长江西陵峡及西陵峡出口处的鄂西、湘西地区的“城背溪文化类型”（湖北）和“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类型”（湖南）的出土遗物相似，其距今年代大约为7000年[43]。
玉溪遗址考古资料的披露向人们表明，早在7000年以前，玉溪地区的原始人类就已经与重庆以东湖北、湖南地区的原始人类有了密切的联系，也有可能当时生活在玉溪地区的原始人群是由两湖地区沿长江西迁来到这里的。
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1.巫峡地区的原始氏族部落
巫峡地区是远古时期人类活动较密集的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时，这里聚集的人类主要是以大溪文化遗址为代表的一个个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主要活动在长江沿岸及支流大宁河下游地区。在这一地带，考古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巫山大溪遗址、碚石遗址、巫山人民医院遗址、欧家老屋遗址、江东嘴遗址、下沱遗址等。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口右岸大溪河与长江交汇处的第二级阶地上；碚石遗址位于碚石镇长江巫峡段右岸之山脚下；巫山人民医院遗址位于大宁河下游右岸与长江交汇处的第二级阶地前缘；欧家老屋遗址位于大宁河下游右岸的第一级阶地处（与魏家梁子遗址为邻）；江东嘴遗址位于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处的第二级阶地上；下沱遗址位于巫峡西口长江左岸第二级阶地上。其他还有一些被长江、大宁河冲毁的遗址。
依2000年、2001年发掘资料划分，大溪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文化相当于三峡出口处枝江关庙山第一期或略早于关庙山第一期，年代距今约在6400-6000年之间；第二期文化相当于西陵峡地区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的第一期或庙山遗址第二期偏早阶段，年代距今约在6000-5700年之间；第三期文化相当于关庙山遗址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及中堡岛遗址第三期，年代距今约在5700-5200年之间；第四期文化已进入大溪文化末期阶段，年代距今约在5200-5000年之间。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中期时，巫峡地区的远古人类约在距今6400年至5000年的1400年里，世世代代一直都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巫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原始人类，其活动范围主要在瞿塘峡以东至湖北巴东长江沿岸地区，瞿塘峡以西至重庆的长江沿岸地区都没有发现大溪文化的遗址。不过，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不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却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的典型陶器，如20世纪90年代末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云阳故陵发掘一批战国墓葬群时，在有的墓葬填土中就发现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陶器。据白九江、蒋晓春二位先生介绍，他们于1999年至2000年间对丰都玉溪遗址发掘时，在玉溪遗址上文化层中发现有一种饰红陶衣的具有大溪文化特征的陶器（片）[44]，此外，还有碗、钵之类的陶器。2000年在奉节三坨遗址地层中也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的典型陶器，同年发掘的奉节羊安渡遗址地层中出土的折沿罐、圈足碗、直口釜、钵等类陶器也都是典型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但没有发现文化层。
2.以忠县哨棚嘴遗址群为代表的原始居民
在忠县
井河下游及出口处的长江沿岸有许多山嘴、台地、缓坡和坝子，而这些山嘴、台地、缓坡和坝子，正是古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这一地带进行了多次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其中主要有中坝、哨棚嘴、瓦渣地、杜家院子、崖脚、周家院子、罗家桥、李园等诸遗址。就遗址的面积而言，因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有的遗址面积大、有的面积小；就地层堆积的情况而言，有的遗址堆积厚、有的堆积薄。在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哨棚嘴、中坝、瓦渣地、杜家院子等。以哨棚嘴、中坝遗址地层堆积最厚，出土遗物也最多。现以哨棚嘴遗址为代表作以下简略说明。
哨棚嘴遗址位于忠县忠州镇红星村五组，西南距忠县县城约两公里，地处井河与长江交汇处。由于长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从县城附近转而向北，然后在井河口折向东去，这样，哨棚嘴遗址就处在长江西岸的位置了。遗址面江傍山、三面环水，为一长条形脊状高冈。哨棚嘴遗址最先发现于1957年，是由四川博物馆川东调查小组在三峡地区调查时首次发现的，当时称井沟遗址[45]。
根据哨棚嘴遗址地层叠压的早晚关系及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的分析排比，发掘整理者将此次所获遗物分为九期。第一期为哨棚嘴遗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哨棚嘴一期文化的遗物，特色鲜明。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成型，有的器物的口部、器身和器底分段制成后再接为一体，然后用慢轮修整。器物口唇部自早期至晚期皆流行压印、戳印或滚印花边，在器物表面多施滚印绳纹构成的菱格纹或滚印绳纹，有的器物腹外施数道箍带纹。
哨棚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年代，因采集样品的测定年代数据暂时还没有公布，故发掘整理者主要是依据对出土器物的比较分析后认为“哨棚嘴一期文化”的时代约相当于三峡东部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中、晚期，其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之间。[46]由此可见，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约6000年前开始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4000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哨棚嘴遗址处的原始人类就一直在这里定居生活，直至夏商时期及以后，哨棚嘴遗址的原始人类仍然还是在这一地带定居生活。
3.向高山地区移民的原始社会部落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主要是沿长江、溪河聚居的，他们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而有些原始人类，或为了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求生存，或为了躲避原始氏族部落间的争斗，不得不在自然或强者的打击下举族迁徙，向高山密林深处进发或移居。考古发现资料已有这方面的相关披露。
1987年由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组织的长江三峡古生物与古人类考察队，对巫山大庙区进行了考察，在错开峡西南的太平村发现了一个山洞（当地群众称之为“大脚洞”），山洞海拔约1100米，在洞内发现了较多的古脊椎动物骨骼及陶器和骨制品。
大脚洞遗址与大溪遗址相去不远，出土遗物也与大溪遗址中常见的遗物相似。因此，大脚洞遗址当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时期重庆地区的先民们迁移到这里居住时留下的遗迹。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1.大宁河下游的魏家梁子原始部落
魏家梁子遗址位于巫山县大宁河下游左岸的第二级阶地上，199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3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与巫山县文管所再次进行了复查。大宁河为巫山县境内长江北岸的主要支流，自北向南流经县城东面注入长江。遗址所在地高出河面约20米，遗址残存面积约1500平方米，199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魏家梁子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150平方米。
遗址的主要遗迹有居住址1处、灶坑3个、柱洞3个、墓葬1座。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动物骨骼等。地层堆积可分为5个单位，其文化堆积层主要是第3、4、5层，最深处可达2米左右。三个文化堆积层可分别代表该遗址的上、中、下几个遗存单位。经整理研究，该遗存有早、晚两个时期，上层（第3层）为晚期，中、下层（第4、5层）为早期。
出土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代表性的打制石器为石片刮削器和砍伐器两种，石器均以青灰色泥岩或砂岩制成，第二次修整的痕迹较明显。磨制石器多以青灰色砂岩制成，主要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石、石球等。除石器生产工具以外，还有少量骨制工具和陶纺轮。骨器有锥、纺轮等，皆通休磨光。陶纺轮形如圆台，有的表面饰有压印的点线纹。
魏家梁子遗址的时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测定年代，获5个数据，除其中1个数据偏晚外，其余4个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513年、公元前1517年、公元前1326年、公元前1381年，参照四川成都平原及长江西陵峡地区的几处遗存的C14测定年代数据，魏家梁子遗址的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4750年之间，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时代相当（石家河文化上层距今约4400年）。
2.重庆地区长江沿岸的原始人群
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重庆地区长江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较多，由东向西排列，主要有巫山地段的锁龙、下沱、跳石、碚石、大溪（上层），奉节地段主要有老关庙、杜家坪、老油坊、羊安渡，云阳地段主要有东阳子、大地坪、佘家坝、伍家湾，万州地段主要有中坝子、涪溪口、黄柏溪、苏和坪、大地嘴、麻柳沱、下中村，忠县地段主要有哨棚嘴、中坝、瓦渣地、杜家院子、王家堡，丰都地段主要有玉溪坪，涪陵蔺市，长寿地段主要有陈家湾、杨家湾、渡口、石湾、焦石，江北区地段主要有寸滩、观音阁、朝阳河、文家湾、唐家沱、羊坝滩、赵家溪、唐草湾，南岸区地段主要有鸡冠石、大沙溪、老君坡、中窑，巴县地段主要有沙浣、团结河嘴、薛家溪、干溪沟、新房后湾、飞机场、广阳坝，江津地段主要有王爷庙，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地段主要有沙梁子、唐家坝、河嘴屋基、猴清庙等共70余处。这些遗址中部分保存较好，但多数遗址因遭受数千年长江及支流洪水的冲击，有的只保留了局部，更有的已基本上被破坏掉。
考古发现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其分布地点远远超过了先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地点。就居住地的选址而言，这时期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与前面说到过的一样，主要选择在长江及支流沿岸一些较稳定的阶地上，但支流一般相对较少，而长江沿岸某些地段则分布相当密集。不少遗址的占地面积都在1万至数万平方米以上。如：
巫山江东嘴遗址 占地面积约75000平方米。
巫山碚石遗址 占地面积约25000平方米。
巫山锁龙遗址 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
巫山跳石遗址 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
万州涪溪口遗址 占地面积约44000平方米。
忠县中坝遗址 占地面积约50000平方米。
忠县瓦渣地遗址 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
丰都玉溪遗址 占地面积约80000平方米。
丰都玉溪坪遗址 占地面积约45000平方米。
合川唐家坝遗址 占地面积约120000平方米。
合川河嘴屋基遗址 占地面积约90000平方米。
据现有的发掘资料，遗址堆积有的较厚、有的较薄，其厚者如忠县中坝遗址，文化层厚达10余米。1999年发掘资料表明，从第11层开始到第22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堆积。忠县哨棚嘴遗址的文化堆积也较厚，一般都在6米以上，最厚的可达8.4米。至于发掘报告、简报中介绍的地层堆积较薄、较浅或占地面积不大的遗址，推测原遗址面积实际应是比较大的，文化层也是比较厚的，但因千百年来受长江及支流溪河洪水的冲击外加人为挖掘，这些遗址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遗址甚至全部被毁掉了。
总之，重庆地区长江及支流沿岸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堆积资料充分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前后是密切相连的。
对重庆地区长江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资料，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此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的时代可分为偏早阶段和偏晚阶段。偏早阶段的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研究者称为“玉溪坪文化”；[47]偏晚阶段的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研究者称为“中坝文化”。[48]
现将这两种文化遗存的资料情况简述如下：
（1）玉溪坪文化遗存
玉溪坪文化主要是依据2001-200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丰都玉溪坪遗址连续几年发掘后所获遗址资料而命名的。玉溪坪遗址分布面积大，地层堆积厚，出土遗物丰富，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特色，文化前后的延续时间长。玉溪坪文化遗存主要以重庆三峡库区丰都、忠县、万州一带的长江沿岸为中心，向东连接巫峡西部，向西至江津地区，向西北到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北碚。近年在四川南部叫化岩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遗址中，出土有大量来自重庆三峡库区玉溪坪文化因素的陶器，[49]在渝东南乌江流域的涪陵、武隆、酉阳地区，也出土了一些具有玉溪坪文化因素的陶器。不仅如此，考古还发现，在川东北和川东的广元、巴中、通江、南充、广安、渠县、宣汉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同样也发现有玉溪坪文化因素的陶器。据研究，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属于玉溪坪文化系统，而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遗存具有明显差异。
据考古学研究比较，玉溪坪文化遗存共分八期十段。八期间具有较多的共同文化特征，拥有未曾中断的、渐进的文化系统。若对这八期文化遗存再进行细分，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第一至三期为第一阶段，第四至八期为第二阶段。[50]玉溪坪文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于瞿塘峡以东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4600年间。玉溪坪文化早期阶段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5000年间，晚期阶段的绝对年代距今5000-4600年。
玉溪坪文化时期的居民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与外来人群交流，其表现在重庆三峡库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属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典型陶器。如在玉溪坪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的网格纹彩陶壶形器、高圈足杯、盂形器和彩陶纺轮等。这说明当时生活在江汉地区的居民们已进入到重庆三峡库区的万州、忠县、丰都等地。此外，在鄂西地区的巴东李家湾、楠木园、茅寨子湾，秭归黄土嘴，宜昌中堡岛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属于玉溪坪文化因素的陶器，这些考古发现同样也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时生活在重庆地区的居民们曾与鄂西地区的居民们有过交流和往来，他们甚至继续向东到达了宜都地区。
从以上重庆、四川、湖北等地的考古发现资料中我们认识到，当时玉溪坪文化在向西、向北、向南的发展中，文化推进力度很大，最西边推进到川南的宜宾地区，南边到达了与湖南交界的酉阳地区，西北边进入了成都平原北部地区。可以说，玉溪坪文化向西、南、北发展的形势是非常壮观的，但在向东发展时就不太理想了，这可能是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要比重庆地区的玉溪坪文化更先进、更发达的原因，从而制约了玉溪坪文化的向东发展。
（2）中坝文化遗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瞿塘峡以西自奉节至江津、合川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很少，故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时期的文化遗存还缺乏认识。其基本情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关部门对忠县井沟遗址群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试掘简报》在分析该遗址的时代时也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且下限可能进入青铜时代。[51]至20世纪80年代，对于前述之江津王爷庙遗址资料，发掘者也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因素可能为后来的巴人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和创造，从而发展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巴族文化。[52]20世纪80年代，考古部门又对忠县中坝（又称中坝子）遗址、井沟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者对这批资料的文化性质没有具体说明，只是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从陶器特征看，表现了一种比较原始的风格”[53]。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这类遗存的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铜石并用时代，[54]对其文化性质，有学者笼统将其归为“早期巴蜀文化”。[55]而这类遗存到底是不是“早期巴蜀文化”，在当时并不能仓促做出结论。限于当时考古发现资料还没有真正找出一整套“早期巴蜀文化”的器物群，且各地的文化面貌也不尽相同，因此对这一文化性质的认识还必须仰仗于今后更多的地下考古发现资料来证明。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考古人员在瞿塘峡以西地区陆续发掘了以忠县为中心的中坝、哨棚嘴、瓦渣地等遗址群，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资料才真正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性质、文化命名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在以忠县中坝、哨棚嘴等为中心的诸遗址的考古发掘后，因中坝遗址资料内容最丰富、遗迹最多、文化堆积层厚、出土器物多、时代前后延续时间长，地方土著文化风格浓郁、独特，故被考古学命名为“中坝文化”。在瞿塘峡以西地区，这类属于中坝文化遗存的遗址比较多，三峡库区考古大会战的十余年里，来自我国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和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相关人员先后发掘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址。对这些遗址的性质，曾经出现过多种文化命名的现象。如对忠县哨棚嘴遗址，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将其遗存命名为“哨棚嘴文化”；对奉节老关庙遗址，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将其遗存命名为“老关庙文化”或“老关庙下层文化”；对巫山魏家梁子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耀利、丛德新研究员将其遗存命名为“魏家梁子文化”；对忠县中坝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智彬研究员将其遗存命名为“中坝文化”，等等。不过如前所言，由于中坝遗址和哨棚嘴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最为丰富，最为典型，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倾向于以“中坝文化”的命名来概括上述有关遗存。但尽管如此，这类遗存却事实上是最先发现于老关庙遗址中的。
就中坝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而言，东边到达奉节瞿塘峡，但在瞿塘峡以东巫峡地区的巫峡大溪遗址第五期文化遗存和巫山魏家梁子、巫山锁龙等遗址中，也都发现有中坝文化因素的陶器。而西边重庆市主城区西端的江津王爷庙，西北边嘉陵江下游的合川沙梁子、大土、小鼓浪丘、老菜园等遗址，当属中坝文化最西边的分布区。另外，在渝东南地区乌江流域的酉阳邹家坝遗址中也发现有较多的中坝文化遗存的典型陶器，故该遗址也应归入中坝文化遗存。
中坝文化遗存主要以忠县中坝、哨棚嘴等遗址群为核心区，从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资料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遗址核心区中出土的遗物与边缘地区的遗物（指陶器）虽说总体上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遗物在组合、陶质陶色、纹饰、形态、制作等方面也并非完全一样，存在主次之分。如瞿塘峡西口的奉节老关庙遗址、东口的巫山大溪遗址第五期文化遗存，整体面貌属于中坝文化，但在巫山魏家梁子遗址中，遗物资料反映出的是，早期遗存主要是玉溪坪文化因素，而自晚期开始，来自东边西陵峡地区的白庙文化因素则占主导地位了。又如巫山锁龙遗址，其与巫山大溪遗址相距仅6公里，都位于长江南岸，但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巫山大溪遗址第五期文化遗存差异较大。锁龙遗址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夹砂折沿深腹罐、盘口罐、翻沿高领壶、折沿敞口罐等，这是中坝文化的典型器物。除此之外，在锁龙遗址中也同样发现有来自东边西陵峡地区白庙文化因素的陶器，但数量似乎要少于魏家梁子晚期遗存，这或许是其时代偏早（即早于魏家梁子晚期遗存）的原因。位于锁龙遗址东边不远的巫山跳石遗址（巫山县城东长江斜对岸），其文化面貌又与锁龙遗址有很大的差异，性质与西陵峡地区宜昌白庙文化早期遗存相同，遗址中出土的大口罐、圈足盘、敛口钵、碗等都与宜昌白庙文化早期遗存相似，应属于白庙文化。当然，在跳石遗址中也发现有中坝文化因素的陶器，如盘口罐、箍带纹、撇口缸等，只是数量较少。[56]
由上述考古发现资料可知，中坝文化时期的原始人群曾沿江东下与巫山地区的原始人群有过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不仅如此，考古发现资料还证明，在西陵峡地区白庙文化诸遗存中亦发现有中坝文化因素的典型陶器，如在巴东雷家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折沿花边直口罐、盘口罐等，均为中坝文化因素的陶器。又如秭归庙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侈口高领壶、夹砂折沿花边深腹罐、夹砂折沿花边鼓腹罐、折沿平底釜、瓦棱纹平底钵、盘口鼓腹平底罐等，皆具中坝文化（早期）的典型特征。[57]反映出了当时瞿塘峡以西和以东地区两地原始居民的交往关系。
再看西边江津王爷庙遗址中的出土器物，器物组合主要为高领罐、束颈盆、釜、碗、钵、碟、花边罐、瓮、盆、杯、器盖、纺轮等。该遗址包含有早、晚两个时期，以早期遗物为主。据分析研究，早期遗存属于玉溪坪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有中坝文化因素的陶器，如盘口罐，罐上的水波纹装饰显示其为中坝文化的遗物。只是晚期遗物的数量不如早期，这说明早期阶段时，以丰都、忠县为中心的玉溪坪文化对王爷庙遗存影响比较强烈，继后的中坝文化对王爷庙遗存的影响减弱。西北边嘉陵江下游合川沙梁子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则与王爷庙遗址不同，如器物纹饰，主要有绳纹、线纹、方格纹、小菱格纹、带状尖角纹等，又陶器中的卷沿罐、盘口罐、大口花边缸等，皆是中坝文化因素的遗物，因此，这一地区（指嘉陵江下游）应该是中坝文化的分布范围。从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两遗址中的出土器物来分析，沙梁子遗存接近于中坝文化，而王爷庙遗存接近于玉溪坪文化（晚期可归入中坝文化）。
中坝文化的年代，据中坝遗址地层中采样标本测定分析，中坝文化早期（即第一期、第二期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600-4300年；中坝文化中期（即第三期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中坝文化晚期（即第四期文化）相当于夏时期，距今年代约在4000-3700年。[58]
3.嘉陵江下游沿岸的原始居民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川江河段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全长1119公里，发源于跨川、陕、甘三省的岷山、秦岭、米仓山之间，大致由西北向东南在重庆市渝中区注入长江。由西北向东南流的涪江，由东北向西南流的渠江在合川汇入嘉陵江。自合川以下至渝中区入长江的嘉陵江段为下游，此段江水流量大，江水切开华蓥山支脉形成沥鼻、温塘、观音等峡谷，俗称“小三峡”。嘉陵江流经重庆地区的江段形成狭谷和宽谷地貌，狭谷地段河流湍急，河岸险峻，地势异常逼窄，因此，这些地段无人类居住。而在一些宽谷地带，江面宽阔，水势平缓，两岸台地多覆盖有较厚的淤积土层，土质疏松、肥沃，且这些台地多背山面水，便于古人类种植各类农作物，靠山还可以从事狩猎，近水又可以进行捕捞，因此这些地段适宜古人类居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嘉陵江下游两岸进行过多次调查，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尤其是近十年来，为配合各项工程建设，考古部门对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对发掘材料的粗略整理，基本弄清了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性质。
考古发掘的几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的资料情况大致如下。
（1）河嘴屋基遗址。位于合川区铜溪镇弯桥村涪江右岸。遗址占地面积达9万余平方米。由于多年来当地村民挖掘取土，致使该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遗址已被毁掉。据对残存部分的考古发掘，遗址的地层堆积深厚，不少地方的文化堆积厚度都在4米以上。从对地层中清理出的遗物的整理，可将其分为A组和B组。下层A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溪坪文化；上层B组属于十二桥文化圈的石地坝文化，年代上迄5500年前，下至西周时期。这也就是说，河嘴屋基的先民们在这里居住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
（2）猴清庙原始村落。这一原始村落遗址位于合川区铜溪镇沙帽村二组之涪江与临渡河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包括新石器时代、商周、汉至六朝、唐宋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物。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比较丰富，主要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及劳作用的陶器和石器。陶器多用夹有沙子的泥土烧制而成，在有的陶器外表上饰有纹饰。器类主要为平底器和深腹罐等。年代和文化性质与河嘴屋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大致一样[59]。
（3）唐家坝原始村落。唐家坝原始村落遗址位于合川区铜溪镇纱帽村，地处涪江右岸及涪江支流（小渡口）左岸的第一、二级阶地上，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可分5个层位，第5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堆积层，出土遗物有石器和陶器。石器包括打制和磨制两种，皆为农业生产和渔猎工具。陶器为花边口沿罐。在第4层中出土了更多的石器，其数量远远多于第5层。唐家坝原始村落遗址不仅包含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而且还包含有旧石器时代遗物和商周及商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遗物[60]。
（4）沙梁子原始村落遗址。该遗址位于合川区东津沱办事处糖坝村四社嘉陵江右岸的第二级台地上，高出嘉陵江河漫滩35米左右，阶地宽阔、平坦，靠北有大溪河注入嘉陵江。遗址地层堆积可分26层，以Ⅱ区98HSIIT0602为例，其最底部的第25层、第26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出土的遗物有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石器包括耜、锄、镰、斧、锛、砍砸器、球、网坠、矛等。陶器主要有罐、盆、钵、尖底器、平底器等，这些陶器的形制与丰都玉溪坪二期文化、哨棚嘴三期文化的陶器相似。
从嘉陵江流城重庆江段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址资料来看，遗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少遗址的占地面积都在数万平方米以上，有的更多达1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的地层堆积厚度多在1米以上，有的厚达3米以上。出土遗物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狩猎和捕鱼的石器工具，日常生活用具则多为陶器。遗址年代可上溯至距今5500年甚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往后则延续至商周及商周以后各历史阶段。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嘉陵江流域（下游）远古时期的先民们早在距今55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简单的原始农业生产，并辅之以捕鱼、狩猎以维持简单的原始生计。而其中的简单农业生产，也使先民们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安居生活。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5500年以来，这一地区一直都有人类活动，他们为重庆地区早期的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介绍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皆分布在嘉陵江下游合川境内，除合川境内的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外，另在江北区的梨子山、戴家山等地也都曾采集到磨制石器[61]，但由于对这些地区的遗址尚未能做深入的勘探工作，故遗址的占地面积、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等尚不清楚。不过我们仍可以肯定，江北区嘉陵江沿岸的远古时期，同样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与流动，其先民的原始文化也在交流、融合与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