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媒介美育的思想史回溯

第一节 媒介美育理念的发生及发展进程

媒介美育作为媒介教育的一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被西方教育界关注并提出，至今已有80多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各地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媒体制度、教育制度不尽相同，媒介美育在其产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必然呈现各具特色的历史路径和取向。本节在整理理论和实践史料的基础上，对媒介美育理念的发生及发展进程加以论述，以期明确媒介美育的概念范畴，洞察历史脉络中内涵理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进而提炼出“保护主义”美育范式的阶段构成、核心内容以及主要特征。为下文对比论述“超越保护主义范式”铺垫理论阐释基础。

一 20世纪30—70年代媒介美育的甄辨时期

20世纪初，通俗小说、大众报刊、流行歌曲、电影和广播等大众媒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舞台上不断登场。它们不仅成了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且广泛地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突出的是随着购买力提升，通俗报纸的“媚俗化”趋势日益显现，报业大亨对于流行文化的控制势不可当，很快带有“传统文化”信念的社会精英开始关注到这些新型媒介给传统价值观和高雅审美品位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保护文化价值的动机还表现在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担忧。而美国国内则将这种类似的担忧体现在对本国强势媒体中传播的性和暴力以及消费刺激和实用主义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媒介美育的理念正是源于上述“大众文化”对“共同文化”的冲击下，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捍卫初衷。

正如大卫·巴金汉姆（David Buckingham）和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在他们各自的代表著作中记述的，世界上媒介教育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是英国。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利维斯首次提出将媒介美育引入学校课堂的建议，并涉及了一系列针对新闻、流行小说和广告等批判“识读”的课堂练习。这本书后来经过不断改版，实际上是媒介美育史上第一部被广泛使用的教材，并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前一直占据媒介美育实践的指导思想地位。有趣的是，利维斯在这本著作中并未真正使用“媒介素养”“媒介教育”（Media Literacy）或“媒介美育”（Media Education）的概念表述，而始终强调的是“Literary Education”——文学、人文的教育和“Culture Education”——文化教育。[1]这也意味着，在媒介美育的诞生初期，其基本的核心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素养在工业化时代的变体，这一时期的媒介美育在骨子里秉承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和理想，是带有鲜活人文属性的文化素养。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今日在主要的欧美国家，正规媒介美育课程大多数是下设在大、中、小学的英语文学教育课程和艺术类课程体系中的普遍现象。

从媒介美育的阶段性发展来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和稍晚一些的马尔库塞的媒介批判思想对“甄辨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延续利维斯的“批判”精神，但却抛弃狭隘的贵族精英特权意识，吸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立足于整个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冷眼旁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遇到的历史文化困境。他们的美育思想在“媒介批判”的语境中展开，以“文化工业”重要载体的大众媒介为审美批判客体，目的就在于揭露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和其承载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反审美属性”。而其关键的发力点在于对大众传播媒介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穿，即鞭笞了“文化工业”在后工业时代沦落为商品的“单向度”文化，必然引起单一化、标准化和同质化，“以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造成人主体性的沦丧。人失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毫不自知的媒介生活中变成“缺乏否定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更无超越欲望的单向度的人”。就法兰克福学派的美育思想的核心价值而言，审美批判于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脱离麻木与愚钝而不自知的状态，反思媒介文化工业的异化属性，通过甄辨对人的“单向度”发展形成免疫。

由于上述时期的媒介美育理念，着重强调培育受众对大众媒介文化的“甄别与抵制”，因此这种通过“免疫法”维护传统文化、维护纯正民族精神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媒介美育发展阶段就被称为“甄辨时期”。

二 20世纪70—90年代媒介美育的表征分析时期

20世纪70—9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兴盛，对媒介审美素养的理解也开始深入细化，单纯视听语言的审美鉴赏已经不足以平衡这一时期受众对大众媒介深度依赖所带来的利弊关系。于是文化价值论的主导地位开始被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所取代。符号学解密的方式更强调对媒介表征的“细读”。语言、图像、声音，一切表征背后能指与所指关系成为关注焦点。意义是什么不再成为首要问题，关键的是理解意义是如何产生的。“结果”让位于“过程”，这一理念也成为媒介素养理念的新内涵，重视对受众自主批判能力的内化培养取代了简单授予其现象分析的技能和手段。

“语言”和“再现”成为这一时期媒介美育的核心关键词。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咨询顾问——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在1980年前后的《电视教学》（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媒体教学》（Teaching the Media）等书中就着重强调了语言、符号、意识形态和再现等问题。他一方面延续“大众艺术理论”时期《屏幕教育》杂志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则认为，这个时期媒介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揭示媒介文本表征的建构本质，且借此说明媒体的再现如何增强社会中支配团体的意识形态，而非再延续媒介文本美学分析和文化价值有无的探讨。马斯特曼致力于推广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这些分析的形式和对媒体工业所进行详细的经济研究结合，学生被要求将主观反应与快感放在一旁，而去运用系统分析来挖掘媒体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并且借此将他们自身由媒体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至此迎来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去迷思化“表征分析时期”的挑战。

作为媒介“再现”现实的过程，“表征”成为这一时期媒介教育以及媒介美育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先悬置“传统上认为理所当然的内容、价值认定和美学判断”；另一方面，全面吸纳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解密媒介表征的指意过程（即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从美育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来看，结构主义——符号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解密媒介对于现实的“再现”过程提供了科学而严密的研究方法，做到媒介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在解读媒体文本方面，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使我们最终能够摆脱对媒体的基于主观好恶的分析和判断。如果说，对于大众媒介作为“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就已经有所论及，那么发展至这一时期，结构主义——符号学就是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批判路径和教育策略。在此阶段，代表人物当属法国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的主要美育思想体现在《神话学》和《符号学原理》两本著作中。巴特延续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集中回答了“符号意义是怎样被建构的？意识形态在媒介文化中是如何渗透的？而大众又将如何反抗意识形态等问题”。

三 1990—2000年媒介美育的后现代理论时期

20世纪末期，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朝向“后工业”消费社会发展的转变，“已被视为松动了既有的劳雇模式、居住形态以及社会生活，现有的社会机制、市民社会的规则及传统的公民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日渐增加的疏离感与个性化使得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受到侵袭。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巨头，波德里亚立足于后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交织的网络中，借鉴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深刻阐释了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媒体功能以及媒介环境变迁给人类内心世界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虽然有人质疑其“媒介技术决定论”的悲观论调，但站在媒介美育对“人自由全面发展追求”的目标立场上看，波德里亚对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中媒介符号解构性的质疑，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结构在媒介文化符号中的消逝，这种揭示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警醒着媒介使用者的反观与自省，以此提高媒介审美能力和素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的匮乏已经明显改善，“怎样生存”成为继而困扰人们的基本议题。此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意义上对现在资本社会所持有的顺从、节俭的道德建构已经开始被消费社会的“欲望满足”所取代，消费取代生产主导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体系，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其实从《物体系》（1968）到《消费时代》（1970）波德里亚已经开始从关注客体的分析转向对流通领域商品结构的分析，尤为关注的是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活动中（媒介消费是典型代表）人被奴役的处境问题，“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2]，这种自我的消亡实质上就是指消费主体在消费结构中的被控制和被盘剥。“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3]波德里亚所批判的这种造成主体性被消解的“消费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他认为主要是通过消费过程中的符码控制（特别是媒介符码）来实现的。

在此阶段媒介美育虽然在总体思潮上体现出“教与学”关系，以及“人与媒介关系”的重新定位，更强调在尊重个体特征和主观意愿的前提下展开美育的具体策略，但无疑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美学思想从更深刻的层面打开了人们对媒介批判、审视的视角，如何能够知道“媒介的本质意义？以及媒介对人类生存将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哪些是有利面？哪些又是不可回避的弊端？”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辨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媒介生存中真正的自由，也才可称为具有了较理想的媒介素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