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化研究”近年来已然成为中国学界最为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线，经过约20年的运行，在几代学人的积极推动之下，不仅极大地刷新了学科的面貌，而且潜在地形塑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至少在一些人文学科中，凡是欲对新的理论话语有所了解或借用的学者，几乎很难绕此前行，为此也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史谱系中牢固地确立起了自己的坐标。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的流通，最初是从引进英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开始的，这与文化研究在国际学界逐渐展开的进程也相吻合。从早年的翻译原作到后来的脉络梳理，进而过渡到对其理论的消化以及本地化的运用、改造、创新等，形成了一较为完整的知识生产与循环的链条。在其中，没有一个环节是可以随意遗漏或省略的。

提到“脉络梳理”，首先要归功于最早的一批开拓者，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在赴英国参加“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50周年纪念会”所提交的论文中也有一些描述与说明。但绝不仅限于此，全面地看，也与进入新世纪以来大批青年学者在其毕业论文写作时所从事的探索性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角度看，由于这些博论书写者所确立的主题往往是更为专门化的，并有充裕的时间投入对之的琐研中，因此完成的著述一般也会包含更为丰富的资料，在对系脉的梳理上也会更加细致，等等，由此而对中国学界借鉴域外经验，及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孙勇的博士论文也可归入这一类型或行列。自2009年读博以来，想必孙勇也见证了这些年来文化研究的活跃景象，北语的文化研究也与此同步，并更多地致力于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与国际文化研究场域连接在一起，这也是后期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其中包括了“请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在“请进来”的规划中，不仅有诸多海外学者跨洋而来，举办不同形式的讲座与对话，而且有隔年举行的“BLCU国际文化研究系列讲坛”，延聘了众多一流的英美等文化研究学者，与中国学人同堂切磋，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碰撞，这使得年轻的学子们得以增长自己的学识，洞开大脑的视阈。“走出去”是指鼓励学生们去海外问学，在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地便有多位在读的博士与硕士学位攻读者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我们组团出席了在伯明翰大学举办的CCCS50周年纪念会。孙勇不仅有幸于此间获得一前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学的机会，并借此而能在伯明翰等大学的图书馆里翻阅旧文，搜索资料，也在2014年夏随我们的师生团再度蹈英，接触到大批CCCS的元勋级大佬，这无疑为之更为具体地了解、探索英国文化研究，揣摩其真实的氛围与场景等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孙勇的博论瞄准的是英国文化研究最为鼎盛期的媒介研究，但又不是对之做单纯的或泛化式的理论描述，而是将之与一个特定机构的成长经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其考察的是驻扎于伯明翰大学中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媒介研究，因此，从选题的设置来看，孙勇一开始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演绎边界。这一课题的优势是明显的，因为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从事过媒介研究并为后人广为知晓的学者都曾在这一机构内活动与逐步成长起来。既然作为一个教学与研究机构，那么就会有相对确定的配置，比如成员、小组、教案、讲座、项目、杂志、丛刊等，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个指导性的理念及围绕此理念制造出的特殊氛围，这些都有形或无形地构成了一个“边界”，而中心有关媒介的讨论及思想的流动状态，都会与这些边界内“要素”的综合作用直接相关。这也是机构研究的特殊性所在，可以想象，没有这样一种机构的概念，许多分析自然就会流于空泛，或是说找不到“地基”。此外，作为对这项研究的一种肯定，也需要特别多提一句，尽管对CCCS中心作为机构的事实，也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只有在孙勇的论文中，才出现了更为详尽的展示，虽然这并不属于该文重点论述的对象。

孙勇论文的重点仍然是中心所从事的媒介批评或媒介研究。正如我们所知，中心的研究一直都是多方面的，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比如从多个“小组”的设立中便可见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媒介研究无疑是所有领域研究中的一出“重头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心建立以来所处的时代情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即大众媒介在技术与商业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意义竞争”的主战场，前所未有地在人类所居的大地上创造了一个以其命名的“帝国”。关于这点，在媒介后来的发展中应当看得更为清楚，但是即便在那一时代，“帝国”的轮廓也已经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浮现于世。就此而言，作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社会抱负的CCCS，是不会轻易地错过这一面对的机遇的，它必须对之有所介入，而且是一种具有深度的介入。而最终的结果也一如其愿，在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布局及与其他思想的多场论争之后，成功地创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解释“体系”（想必CCCS的领导者斯图亚特·霍尔是不太喜欢用这个词语的），并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媒介研究的进程与格局。而孙勇的课题所触及的，正好是这一理论范式运行的最初状况。

如果要对文化研究的媒介研究做一个总体上的概括，我建议可以使用“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或“媒介文化批判学派”这样的概念，在大的范围内，可以归入“媒介批判理论”之中，而“文化”是其最有特征性的标识。当然，无论怎样称呼之，其最初的运演也就是对其理论基本向度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从孙勇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这个阶段，也就是CCCS早年（1964—1979）所占据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三大理论的引入与灵活组合，使之获得了一个主要的阐释方向，一方面，总是会有一种主导性的理念贯穿其中，这与它从文化政治的立场上观察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又不像其他的学说那样会聚结为一种固定的阐述模式，而是随着语境和其他理论的加入不断地向前繁衍，为此又“延宕”出关于媒介的受众理论、编码/解码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与种族研究理论等。即便以论文所指定的1979年为最后期限，我们也足可见CCCS在当时的理论创造活力。然后是1979年之后，它的这条延宕线经过一段过渡，又没入了后现代的地平线中。

我对CCCS在这一短期内理论进程的简要勾勒，主要还是为了读者可以借此验证孙勇的论文布思的合理性。这一布思概念所指更偏向于一种隐在的条理，并不等同于面上的框架。当然，这篇论文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或许还是它所使用的“细描式”的梳理，其中包括线索的细描与文本的细描。比如就线索而言，CCCS的媒介研究是如何从最初的“业余”式评论转入理论化研究的，从霍加特的“残余”转向一种去人道主义的，哪些人物逐渐参与进来，又逐渐退出行列，议题是如何一个个地滚动式出现、扩展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地前后绾连、缠绕推进的……凡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始终未有揭晓的历程，而在其著述中都有详细的刻绘。就文本而言，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大多熟悉的主要是一些著名的篇章，但是孙勇却能凭借其敏锐的嗅觉与细勘的热情（这应当属于他的天性的一部分），搜索到大量不为人晓的资料，并从头道来，不计其详地予以介绍与解析。也正是因此，通过这部著作，我们便可以大体掌握CCCS在这一阶段媒介研究中的一个相当完备且带有“原样”的面目。

孙勇毕业之后即离开北京，去外地高校任职，有时也会在我们的一些文化研究活动中见到他的身影，除了岗位的变化之外，似乎其他的一切还如同往常。不久来信告之其论文即将出版，并索序于我。故简述如上，以循己责。也盼其能沿着已经开辟的路径，继续前行，做出更多新的成就。

黄卓越

2017年夏于北京海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