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对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形成了大量研究文献。梳理这些文献资料，有助于深化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相关研究。
一 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留守或流动已成为当今农民工子女的显著特征。我国目前约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万人，农村流动儿童2877万人。[1]关注农民工子女这一群体的现状和发展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一）留守儿童研究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留守儿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献成果，关于留守儿童究竟是什么样的研究状况，研究结论中呈现了什么样的留守儿童形象，有必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来予以回答。面对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献，本文从中国知网（CNKI）中筛选出影响大且方法规范的期刊论文进行再研究，以研究立场、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为主线来梳理研究成果，再现留守儿童被认识的脉络，呈现留守儿童研究的演进历程。
1.留守儿童研究的基本立场
研究立场是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研究对象，由于研究立场的不同，对同样对象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是因为社会中的事实只对处于某个观察点上的关怀心灵开放，对处于不同观察点上的人来说，向他所呈现的社会事实也不同。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研究立场始终贯穿于研究过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研究结论，留守儿童的研究也不例外。挖掘留守儿童研究背后的立场，是要揭示研究者从何种角度来呈现留守儿童的现状与问题，以及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最终关切。从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秉持着教育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研究立场。
（1）教育学的学科研究立场
教育学的学科研究立场是基于教育学视野来分析留守儿童在校内外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探讨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措施。在留守儿童的早期研究中较多地持有教育学的学科研究立场，把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纳入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中来予以关注与思考。
在家庭教育中，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后缺少学习辅导与监管、隔代教育的溺爱与放纵，以及爷爷奶奶等监护人文化水平低，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只停留在吃饱穿暖上，在品格、道德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学习态度散漫，出现迟到、逃课、不交作业等现象，导致学习成绩下降。[2]在学校教育中，受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制约，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够、教育方法不到位、教育措施缺乏针对性。[3]在道德教育中，由于亲子关系的失谐、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父母榜样作用的剥夺以及道德行为监控机制的弱化，共同对留守儿童的道德成长带来了负面影响，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对心灵关怀的需要，致使留守儿童道德发展出现危机。[4]在社会教育中，由于监护人“重生活抚育，轻社会抚育”，以及农村文化市场和治安环境较差，网吧、游戏厅及娱乐场所容易使留守儿童沾染上不良习惯，造成人格发展不健全，甚至成为乡村“混混”。[5]对于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建立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组织“青年志愿者”关爱留守儿童，增设心理课程，构建有助于留守儿童心灵成长的德育环境。[6]
（2）心理学的学科研究立场
心理学的学科研究立场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心理统计与测量等手段来反映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下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探讨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对策措施。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留守儿童身上表现出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现象与心理问题，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更为紧迫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以心理学为主导的研究立场来从各个维度对留守儿童进行研究，逐渐取代教育学的研究立场而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学科研究立场。
当前，留守儿童普遍性地表现出情绪、自卑和交往等心理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龄留守儿童和留守女童身上。[7]而且，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8]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产生，与学习困难、亲子关系缺失所造成的分离焦虑，社会环境所带来的适应问题，以及缺乏心理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有关。[9]因此，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由父母外出务工所引起的情感缺失和心态异常的问题，而是学校、社会、父母、监护人与留守儿童自身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10]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措施包括与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加强与留守儿童家庭的家校合作，树立留守儿童积极的学业自我概念，重视心理咨询与辅导，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档案，开展“夏令营”来引导留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等。[11]
（3）人口学的学科研究立场
人口学的学科研究立场是运用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规模、分布、性别、健康、卫生等方面来反映留守儿童的群体特征。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关注留守儿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从整体上把握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的特点，是对相关研究提出的必然要求，于是，人口学的学科研究立场也开始在整个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具有不可忽视的替代价值。
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主要有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监护，但以单亲监护和隔代监护居多，近80%的留守儿童与祖辈生活在一起。[12]总体上来说，留守儿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基本持平。[13]有学者指出，人口流动会导致儿童健康照料关系中的主体与对象发生空间分离，留守儿童在健康照料上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农村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存在“高患病率、高就诊率”的特征，对父母双方都外出的留守儿童而言，患病风险最高，就诊率最低，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14]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表明，父母外出对0—5岁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健康并无显著性影响，学龄前儿童的健康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及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但父母外出对6—18岁学龄儿童的健康有显著的负影响，特别是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健康的负影响较为显著。[15]
（4）社会学的学科研究立场
社会学的学科研究立场是基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化过程、社会交往、社会支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来剖析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内，这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狭隘化，因为，留守儿童本身就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把留守儿童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才能深度挖掘出产生留守儿童现象与问题的各种社会因素，因此，社会学的学科立场在留守儿童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同辈群体的封闭性、亲子关系的残缺性、教育管理的松散性、社会交往的闭锁性都会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产生负面影响。[16]同时，留守儿童在选择同辈群体成员时缺乏监管和引导，容易进入不良群体，在社会交往中会出现失范行为。[17]特别是对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社会支持利用度低，存在较多的违法行为、欺骗行为和违纪行为等问题行为。[18]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权、照顾保障权、教育保障权、健康保障权等诸多权利处于全面缺失的不利状况。[19]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包括：对留守儿童同辈群体文化进行引导，实行学校主导、教师主体的代理家长制，构建全方位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发挥农村社区的教育功能等。[20]
学科研究立场强调分析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对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深入探究，是对留守儿童认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学科研究立场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即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是零散的，虽深入但不全面，各说自家话，造成对留守儿童认识的分裂，学科研究立场所呈现的是教育学、心理学、人口学或社会学中的留守儿童，是对整体人的分割，学科间的割裂无法全面描述留守儿童的整体形象。学科研究立场呈现出的是学科视野中的留守儿童形象，但研究仅停留在描述层面是不够的，无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这就需要从解释问题的研究视角转向解决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学科研究立场转向实践研究立场，即从留守儿童本身出发，以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学科知识与方法为研究手段，打破学科壁垒，从教育公平、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社会适应等方面服务于留守儿童现状的全方位改善，促进留守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2.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观点
在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形成了大量研究文献，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留守儿童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派别，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要观点。
（1）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还是弱势群体
在对留守儿童本身的基本判断中，研究结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要观点。一种主要观点认为，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有学者指出，学龄期留守儿童的现状并不乐观，69%的学龄留守儿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近3成初中留守儿童有终止学业的意愿；与父母联系频率低，在卫生保健、安全等方面问题突出；同时存在着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55.5%的留守儿童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和孤独，64%的学龄期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滞后于身体健康。[21]由于留守儿童道德认知易欠缺、道德品质易弱化、道德行为易失范，由此留守儿童还存在突出的道德问题。[22]更为严重的是，在山东农村，由于法定监护人严重缺位、委托监护不力等原因，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高达12.54%，比非留守儿童高出近11个百分点，大大高于非留守儿童。[23]
随着研究的深入，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另一种主要观点，即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而是弱势群体。有学者指出，20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留守儿童是否是“问题儿童”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24]基于对5省留守儿童的实证调查显示，留守儿童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大多数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和心理发展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没有差别，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社会各界应客观理性地看待留守儿童现象。[25]10省（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实证调查进一步表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和学习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并非“问题儿童”，而是“弱势群体”，其弱势主要表现在身体生长发育、教育监管等方面。[26]学生的自我报告结果也显示出，留守儿童在孤独感、社交焦虑和学习适应方面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处于劣势。[27]
（2）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还是由于农村本身的衰弱
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与把留守儿童看作问题儿童是两回事）。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也存在两种不同的主要观点。一种主要观点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所造成的。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会对留守儿童的人格与心理产生负面效应，无论父母选择何种外出形式及时长，留守儿童都会出现非认知发展问题，表现出隐性的、较严重的适应问题；同样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特别是对留守男童的学习成绩负面影响较大。[28]尤其是父母远距离外出务工、长时间外出务工，以及母亲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29]总之，正是由于父母与子女的分离导致了教育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性格缺陷和行为偏差。[30]
另一种主要观点则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并不是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农村本身的衰弱。有学者认为，监护人是否为其父或母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其实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父母外出务工之后再返乡并不会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成绩，父母外出务工也没有导致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方面的劣势，甚至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有提升作用，特别是父母的汇款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来说，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31]其实，留守儿童能较好地完成基础教育，留守儿童的平均成绩要好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平均比非留守儿童高3.87分。[32]424名农村儿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双亲外出儿童、父亲外出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并没有制造出许多媒体或学者所批判的中国农村中的“问题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父母外出务工所导致的。[33]事实上，留守儿童问题的实际根源是农村本身的衰败，乡村价值失范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导致其出现道德滑坡和越轨行为，使留守儿童陷入学业、行为和社会适应上的困境。[34]
（3）是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问题，还是建立关爱体系来预防问题
把留守儿童当作问题儿童来看待，对于已出现的问题，相应地就要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问题，这是留守儿童研究中所形成的一种主要观点。有学者指出，从教育层面来看，要完善寄宿制中小学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和人身安全保障；创办托管中心，完善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建立“代理家长”制度，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真空”；发展职业教育来改变大龄留守儿童失学、失管和失业的局面。[35]从心理层面来看，针对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以“爱国主义电影”“过集体生日”和“野外生存体验”等主题活动为载体，通过建立阳光话剧团平台、希望编辑部、运用心理咨询辅导等方式，在思想政治、人格品质、心理情感、行为习惯和健康安全等方面进行干预，改善和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36]从社会层面来看，由于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安全风险、学习风险、人格形成风险与社会交往风险，要增强抗逆力教育，使留守儿童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拥有实际生活技能和社会参与意识、具有合理期望和判断标准等各种应对风险的能力。[37]
另一种主要观点则认为，任何干预措施都会对留守儿童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留守儿童的问题要通过建立关爱服务体系来加以预防，把问题消灭在出现之前。有学者认为，目前，农村地区所推行的“学校家庭化”和“代理家长制”等干预措施不宜提倡与推广，因为强迫教师承担留守儿童监护职责的做法是不妥当的。[38]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在发展农村教育中解决留守儿童问题。[39]另一方面，要以留守儿童本身发展为本，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着力统筹城乡、学校、群体教育均衡发展。[40]具体而言，是要在尊重留守儿童主体地位和保护平等人格的基础上，对留守儿童的安全、卫生、学习、品格、沟通交流及女童生理等方面提供关爱服务，并以校本课程的形式落到实处，通过满足需求来化解留守儿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41]
留守儿童研究结论中所形成的主要观点不仅分为两大派别，而且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路径。一派的主要观点认为，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母亲外出务工，因此应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另一派的主要观点则认为，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弱势的根源在于农村本身的衰弱，因此应通过建立关爱体系来满足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通过弱势补偿来消解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留守儿童究竟是问题儿童，还是弱势群体？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究竟在于父母亲外出务工，还是农村本身的衰弱？究竟是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关爱服务来预防问题？在研究观点上的分歧，导致对于留守儿童的认识存在模糊感。随着研究的推进，留守儿童的研究将从群体特征的外部呈现走向内部差异的深度描述，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观点将表现出具体化趋势，研究对象将侧重于低龄留守儿童、大龄留守儿童、留守女童、母亲外出留守儿童、长时间处于留守状态儿童，因为他们正处于学习、心理、品格、交往等变化成长的关键期，相比其他留守儿童更是处于弱势状态，缺少关注与关心，容易成为问题儿童；研究重点将集中于问题出现的时间段、影响因素、程度、性质、负面影响及化解路径，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将更加微观，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将更加具体，更深刻地揭示出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3.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方法
研究方法是呈现研究结论的重要手段，能够反映出研究的整个过程。不同的研究方法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对留守儿童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方法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法、跟踪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1）实证研究法
在留守儿童的初期研究中主要采取了观察法。在实际观察中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并提出对策措施，是观察法的基本路径。观察法主要体现在留守儿童的品德、社会化、教育等研究中，着重从经验层面来揭示留守儿童的实际状况，增强了关于留守儿童的感性认识，但由于受观察对象的数量及范围等方面的局限，缺少普遍的解释力。随着研究的深入，留守儿童的研究方法从经验层面走向实证层面，通过样本来验证假设，呈现出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并以此来证明或反驳研究结论。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法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取样范围和样本量逐步扩大。从5城市（北京、南京、广州、兰州、亳州）到两省10县1010名农村在校儿童的样本数，以及对5省、区（甘肃、宁夏、四川、云南、广西）与5省（河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的留守儿童进行调研，再到10省（市）9948名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样本数，取样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二是分析工具的规范化，在实证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倾向值匹配方法、倍差估计法、逆境信念量表、计量经济模型和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等工具来采集、统计和分析相关数据。三是揭示出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发展间的关系，把父母外出务工作为自变量，留守儿童发展作为因变量，通过验证假设来描述两者间的关系，侧重于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学校适应、心理适应、身体发育、营养水平、健康状况、社会交往、自我效能感等关系的研究。[42]
实证研究法通过样本数据来验证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下的实际情况，是对留守儿童状况的一般性描述，能增强对于留守儿童的整体认识，以及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但同样是对“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影响”的实证研究，由于对相关因素及变量控制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显然，我们对于实证研究要持谨慎态度，要严格控制无关因素，所得到的结论才较真实可靠。而且，实证研究容易忽略留守儿童所处环境的区域差异、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等影响因素，而忽略上述因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实证研究法还容易忽视留守儿童的个体差异，无法揭示出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2）跟踪研究法
在不同时间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群体特征会发生变化。跟踪研究法是对不同时间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呈现留守儿童群体特征的演变状况。从规模上看，在2000年，全国有留守儿童1981万；2005年上升为5861万，留守儿童占所有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8.05%上升到2005年的21.72%，留守儿童在5年间增长了近两倍，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至2010年，留守儿童已达6102万，占农村儿童的28.52%，占全国儿童的21.88%。从年龄上看，目前，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比例为38.37%，达到2342万；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比例为32.01%，达到1953万；初中阶段留守儿童的比例为16.30%，达到994万；大龄留守儿童的比例为13.32%，达到813万。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在5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学龄前留守儿童的规模快速膨胀，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规模逐渐收缩，大龄留守儿童的规模明显缩小。从性别上看，2000年，留守儿童性别比为116.82；2010年，性别比为117.77，留守男童占54.08%，留守女童占45.92%，约2713万。从分布上看，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广西、贵州的农村地区，其中四川留守儿童最多，占11.34%，约692万；其次是河南，占10.73%，约655万。从受教育上看，低龄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无性别差异，都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留守女童小学教育状况良好，但初中阶段教育问题明显；大龄留守儿童接受高中教育状况差，尤其是大龄留守女童；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也较差。[43]
跟踪研究法能动态地反映出留守儿童在不同时间段的群体特征及变化状况，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跟踪研究法目前还只局限于人口学研究中，表现出留守儿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是对留守儿童群体特征的宏观描述。事实上，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心理、身体及品格状况也很有必要采用跟踪研究法，在长期跟踪研究中，从微观层面深度描述留守儿童的状况在不同时间段的动态变化过程。跟踪研究法是一项耗时长，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的研究，是对研究者信念、勇气、毅力、耐心和专注度的综合考验，但对于全过程地呈现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是特别有意义的。
（3）比较研究法
处于留守中的农村儿童究竟是什么状况？唯有在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其他儿童的比较中，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在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比较研究法。从生长发育来看，与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发育迟缓率较高，发育不良问题较严重。[44]从心理状况来看，与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主要受情绪问题困扰，表现在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以及忧虑等方面，留守时间越长，消极情绪越强，公正感和自尊感则越弱；而且，留守儿童在未来压力感知、孤独感、抑郁和幸福感等方面也差于非留守儿童。[45]从教育机会来看，与流动儿童及其他儿童相比，11—14岁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儿童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与父亲一起的留守儿童教育机会显著降低。[46]从学校适应来看，留守儿童的学习方法、学习环境、行为习惯和人际交往等适应情况要差于流动儿童。[47]从社会适应来看，与流动儿童及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自尊低、孤独感强、抑郁高，特别是留守女童和低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方面处于不利地位。[48]
比较研究法呈现出留守儿童在学习、心理、生活等方面的相对状况，有助于在差异中发现问题，反映出留守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的实际情况。已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强调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在空间上的横向比较，主要反映留守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相比较中所表现出的问题，是一种问题视角的比较研究法。但事实上，处于留守状态下的儿童也有与其他儿童相一致的地方，这也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法呈现出来。目前，对留守儿童本身的纵向比较研究是缺乏的，没有从时间维度上比较留守儿童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状态，没有从整体上描述留守儿童身心变化的历程。而且，由于比较研究法在样本取样、对象选择、因素控制、分析模型上的差异，同样的比较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面对留守儿童现象的纷繁、问题的复杂、影响因素的多样，以及群体内部的差异，单靠一种研究方法，将无法全面而深入地描述留守儿童的实际状况，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取长补短，从单一化走向综合化。实证研究法通过样本抽样、假设验证和模型建构，来解释留守儿童现象及问题的因果关系，是对留守儿童状况的静态描述，从横向上反映留守儿童在不同空间的实际情况，但无法深层次地揭示出留守儿童的心路历程，需要结合深度访谈法等方法来加以补充与深化；跟踪研究法是长时间对留守儿童进行动态研究，反映留守儿童在不同时间背景下的演变状况，从纵向上呈现留守儿童的身心变化特征，但需要与实证研究法及访谈法等相结合，才能落到实处；比较研究法是要描述留守儿童在同龄儿童中身心发展的相对状态，呈现农村儿童在留守状态下身心发展的得失，但如何来进行比较，还需要借助于实证研究等方法来具体实施。因此，在留守儿童研究中固守单一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片面的研究结论，无法相互印证事实；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才能全面、及时、动态地反映留守儿童在不同时空下的真实状态。
（二）流动儿童研究的现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带着孩子外出务工，在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城市当地儿童的特殊群体，这个特殊群体在城市中面临的学习、生活、心理等问题较突出，开始引起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是继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之后，又一个学界关注的重点。其研究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动儿童基本状况研究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的流动儿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成了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群体；流动儿童大多来自农村，来自人口大省，相对集中地分布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少年的平均水平；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较高，达到4.8%；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表现得尤为突出，46%的6周岁儿童没有入学接受教育，部分流动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较高比例的流动儿童不能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15.4%的14岁流动儿童离开了学校。[49]
2.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由于受到原有乡村课堂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适应城市学校的课堂文化，甚至与其发生冲突。从课堂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课堂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倾向、符号体系、规范意识和教学行为层面。[50]流动儿童城市适应过程呈现三种类型：U形、J形、水平线型；长期习得的外显行为、内隐观念、人文环境、学习成绩是几个较难适应的维度。在对三种适应过程进行比较后，提出了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过程理论，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兴奋与好奇、震惊与抗拒、探索与顺应、整合与融合。[51]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但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并不显著低于本地儿童，这可能与学习成绩评定的方法有关。风险因素的研究发现，虽然行为问题和学习成绩的风险因素不尽相同，但普通话水平、流动时间和留守时间是稳定的预测因子。[52]
3.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主要包括心理融合、文化融合、社会交往融合和身份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考察，他们的社会融合已经达到了“半”融合水平，但内部差异较大。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心理融合、文化融合、社会交往融合和身份融合呈现出依次降低的趋势，说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各个维度之间进展不平衡，社会融合质量不高。[53]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大多属于同化和分离模式；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及适应模式在性别、家庭经济地位、来城市时间、教育安置方式等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认同对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均有正向预测作用，老家认同仅对社会文化适应有负向预测作用；城市认同在教育安置方式与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老家认同仅在社会文化适应上起部分中介作用。[54]流动儿童对不同层面的城市特质认同状态存在差异，对易接触、易学习的表层文化特质了解更多，情感更亲近，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习惯，并选择性地接受城市文化，对具有“符号性”“标志性”的城市文化愿意积极付诸实践；他们并未形成清晰的身份认同，仍具有乡城“我群”“他群”之分，城市归属感较弱，其文化体验整合存在矛盾性。[55]社会融合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充分的亲子交流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发展。传承结果决定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起点，而亲子交流决定其方向和速度。[56]有研究者认为，影响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家庭、个性和社会接纳等。其中，制度障碍是影响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家庭是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个性心理影响农民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进程与深度；社会接纳是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前提。[57]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流动儿童习得城市社会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同时，却被城市的身份识别系统限制和区隔，他们在城市生活、学习和娱乐的过程是一个多重类型的社会化过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化呈现出“封闭化”与“街角化”现象，其令人担忧的社会化现状是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化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社会融入则是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和城市社会化的重要路径。[58]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有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又次，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59]
4.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研究
有学者以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4650名农村户籍流动儿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农村户籍学生家庭举家迁移；学生就学年龄明显大于正常就学年龄且年龄跨度大；学生多次转学是因为教学质量差和父母工作流动；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最大障碍是繁杂的入学手续；与民办小学相比，民办中学的教师和硬件问题更为突出；省内流动、家庭购有住房、独生子女等有利于学生就读公办学校；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对所在城市有更大的认同感。[60]有研究者指出，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倾向于将自己归入城市，对城市认同度高、倾向与老家孩子比较、自我肯定；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倾向于将自己归入农村，对老家认同度高、倾向与城市孩子比较、自我否定。流动儿童社会认同中的城市归类、城市认同、自我肯定对城市适应中的探索顺应、融入整合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老家认同对城市适应中的探索顺应、融入整合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61]
5.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研究
有学者指出，非独生子女和兄弟姐妹个数增加对流动儿童继续选择读书有负面影响，其中女童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在无证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选择回家继续读书和工作的概率，大于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因此，教育部门应建立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资助，改善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各级政府应该协调配合，提高流动儿童高中入学率；各地政府应当立足各地的实际，在探索中逐步推进流动儿童异地高考改革。[62]流动儿童转学次数的增加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特别是对女童、初中阶段和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的负面影响更大。分性别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只对男童有积极的影响，说明流动儿童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增加男童的教育投入；在分教育阶段模型中，家庭生活状况只在初中有显著正影响；在分学校类型模型中，家庭经济状况在公立学校和有证打工子弟学校有显著正影响。[63]流动儿童初中后教育的障碍包括流入地政府积极性缺失、迁徙自由受到影响、流动儿童面临初中后就学与就业的困境，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居民有着强烈的制度依赖，不愿意分享改革成果。[64]有学者利用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对农民工子女流动还是留守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八成农民工在进城过程中，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将子女带进城的只占两成左右。农民工自身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在城市的适应状况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有显著影响。[6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两种编码的转化，即从以限制编码为主的场域转换为以精密编码为主的场域。两种编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文化特征不相匹配；教师教学的实际内容与农民工子女学习内化之间存在差距；学业评价的内容和标准与农民工子女生活境遇区隔明显。在学校中，教师应采用多样性教学策略和多元化评价方式；社区、学校和家庭要形成教育合力，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改变其习惯的生活方式，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66]
二 研究述评
从近二十年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的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评析，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已有文献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研究是深入的，但对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还缺乏整合，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整体，今后的研究趋势是要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框架。同时，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视角来研究留守与流动儿童，是一种学科研究的立场，这种学科立场是从专业知识、专业方法和专业理论的角度来提供一个有关留守与流动儿童研究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是深刻的，但无助于留守与流动儿童问题的实际解决，这就需要转变留守与流动儿童研究的立场，即从学科的立场转向实践的立场，基于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实际问题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学科背景只能起到优化解决方案的作用。
第二，把农民工子女当作问题儿童是目前的一个研究倾向，但农民工子女，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并不等于是问题儿童，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问题，而是在留守或流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外在的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所以应该把他们看作目前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一个特殊群体，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基于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的研究。
第三，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的视角来揭示留守与流动儿童身上的系列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这是从把农民工子女看作问题儿童的假设中推导出来的，这种假设本身是值得质疑的。把问题群体的假设转换成特殊群体的假设、把干预措施转换成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是今后有关农民工子女研究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站在预防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干预的角度来看待留守与流动儿童的问题，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着力构建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把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作为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来看待，通过建立关爱服务体系来促进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
第四，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是关注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共性部分，较少去涉及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个性部分，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的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分门别类地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除呈现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共性特征外，还要深入地挖掘他们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性特点，尽量全面地反映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问题。要挖掘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个性特点，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法，深入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学习与生活中，切实去了解这些儿童真实的生存与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