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费孝通先生首倡民族学的“南岭走廊”学说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是以我国的民族格局为基石，而我国的民族分布与地理环境相关。“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1]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三大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2]板块之间以走廊相联结。“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民族有个形成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费孝通先生（以下称“费老”）“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4]。“对民族板块与民族走廊理论进行研究，成为研究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费老第一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中华民族棋盘式分布格局一起提出的。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老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5]由于民族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民族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故研究民族走廊是打开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的钥匙。而进行民族走廊的微型研究就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关于这一点，1935年费老和其前妻王同惠所进行的有关广西大瑶山瑶族的社会调查，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的表率，是有关南岭走廊民族研究的楷模。

1982年5月，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费老第二次提出南岭走廊，这次是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并提及的。对这条位于“中南的走廊”，费老说：“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应为壮侗语族——引者注）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以后的发展的前景也不同。”“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6]费老第二次提到三大走廊是在不断完善他的民族走廊学说，此次对南岭走廊各民族的分布以及苗瑶、壮侗两大语族的关系都有提及，对南岭附近的桂、湘、粤等省区的有关研究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并使我们对南岭民族走廊的认识更加清晰。费老的民族走廊学说在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贡献巨大。

1984年，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费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建议“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民族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我们划的。我国境内几个地区可以分得开来，大体上有西藏、西北、东北同西南等地区”。“我们不妨从六江流域作为一个地区开始综合研究。南岭走廊也是一个地区。按地区去研究民族历史的方法，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感到困难，才找到这条路子的。西北是一条走廊。”^[7]费老第三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六江走廊”（即“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起提出的，而且这次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应以民族地区（民族走廊）为切入点，这无疑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费老第四次提出南岭走廊是1986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上，费老指出：“中国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岛屿及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来看，各族人民流动的总趋势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在这种迁徙变动中，逐渐融合许多古老民族而逐渐形成的。”^[8]费老的这次发言，不仅是对1981年他第一次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的进一步完善，而且还指明了中国民族迁移的大势和汉族形成的原因。费老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还单独就大瑶山所在的南岭走廊地区提出了研究的思路：“希望能从近年来的大瑶山调查开始，发展成为以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为主的综合性调查。这里面有作为山居民族的瑶族的各方面问题；有瑶族和跟他接近的苗族与畲族的关系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渊源问题，也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较问题，包括了苗、瑶、畲族与壮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土家族等在历史上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有什么差异的问题，以及长期历史上汉族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问题，汉族与上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仅有助于上述各族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各民族情况的深刻了解。”^[9]这是费先生在他从事大瑶山瑶族历史社会调查和研究后，对南岭走廊所做的最详尽和最具体的阐述，不仅指出了南岭走廊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各民族间的关系，而且对南岭走廊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殷切希望。这也是费先生最为详尽地提出南岭走廊研究的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

与费先生先后五次提出有关藏彝民族走廊学说相比，^[10]费先生的南岭民族走廊学说是在他长期对南岭瑶族历史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南岭民族走廊学说涉及南方壮侗和苗瑶两大语族的十数个民族，是研究这些民族迁移、发展的历史以及了解民族间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途径，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同时，南岭民族走廊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强调中华民族整体的同时，重视各民族个体和民族间相互交流的研究，动静结合，古代交通与民族文化交流相联系，对解决民族学、民族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无疑有重要意义，成为指导学术界开展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