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联地区日本战俘营的设立

一 日本战俘营分布状况

根据1945年8月23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作出的第9898号决议，大部分日本战俘将被安置在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同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在9月15日前准备好4500名军官，1000名医务人员，1000名军需官及6000名士兵。对于50万日本战俘的具体分配与安置方案，苏联政府规划见表1-2。

由表1-2可以看出，除了哈萨克共和国与乌兹别克共和国以外，大部分日本战俘都被苏联政府安排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地战俘营里。原因主要为：第一，自古罗斯以来，俄国就一直实行犯人流放制度，其中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在近代以来成了主要的犯人流放地，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等就曾被流放至该地区从事劳役。苏联成立之后，继续将这两个地区作为流放刑事罪犯和政治犯的地区，并设立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通过强制劳动来改造这些犯人。第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蕴含了大量自然资源，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急需大量劳动力来从事开采或开发，成建制的日本战俘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到1946年2月26日，日本战俘的实际移送情况如表1-3所示。

表1-3中的数据只是日本战俘在苏联各地的大致分布情况。这些被移送到苏联地区的日本战俘，大部分处在战俘管理局管辖下的各个战俘营中。一般而言，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总局所辖的日本战俘营，分为三个类型：收容普通日本战俘的一般战俘营，收容日本军官的军官战俘营，以及专门收容100多名日军将军的将军战俘营[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20收容所]。除了这三个类型的战俘营外，战俘管理局还设有收容违反战俘营管理条例者、消极怠工者、抵触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者的战俘惩戒营。另外，针对战俘中的病患人员，战俘管理局另设有战俘专门医院与战俘疗养所。同时，各地战俘管理局还利用日本战俘组建了不少劳动大队，外派或者移交给其他国民经济或军事经济部门从事劳动，这些被外派的劳动大队名义上隶属于各战俘管理局，但实际上由战俘所在经济部门实行具体管理。

日方资料显示，苏联各日本战俘营的管理人员分为苏方正式管理人员与日方辅助人员两部分。苏联方面设战俘营负责人一名，负责粮食与日用品供给、人事调配、劳动安排、营房修缮等日常工作的管理，另外战俘营内的财务状况也归其负责。同时各战俘营设警备部门，有负责人一名，下辖警备人员若干。每个战俘营也都设有卫生所，通常包括常驻军医2 名，负责进行战俘体格检查、日常病患处理。在各战俘营内日方辅助人员中，一般以该营最高军阶的战俘军官为中心设立管理本部，安排数名日本战俘从事炊事、理发、修缮、被服供给、劳动调配等日常辅助劳动。[45]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务省（外務省）调查分析所得来的统计数据，从1947年起到1955年为止，关押日本战俘的苏联战俘营以西伯利亚为中心，东起堪察加半岛（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的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西至黑海（Черноеморе）附近，北起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Норильск），南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46]日方根据归国战俘回忆资料所作的统计，在整个苏联地区收容关押日本战俘的各类战俘营、劳动大队及分支机构约有1200—1300个。[47]而据苏联方面的资料，集中关押日本战俘的大型战俘营有217 个，其派生出的小型战俘营则达到了2112 个，另有派驻到各地国民经济部门的特别劳动大队392 个，战俘专门医院178个。[48]

此外，作为重视意识形态宣传的国家，苏联亦在各战俘营设立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对日本战俘进行政治教育。一般而言，1946年，战俘营内政治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后，在关押日本战俘较多的战俘营设两名专门的政治军官，主要负责对战俘的思想审查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规模较小的战俘营里，战俘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负责人兼管。此外每个日本战俘营都驻有日语翻译人员，其任务分两个层面：第一，负责掌握日本战俘的思想动态；第二，组织政治宣传工作，培养日本战俘对苏维埃制度的政治认同与好感。[49]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营内思想政治教育的详细内容，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论述。

二 日本战俘营居住条件与周边情况

（一）居住环境与居住条件

众所周知，苏联幅员辽阔，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地域环境与气候差异极大。日本战俘的主要分布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都处于未开发状态，自然原始，交通不便，且春夏季短暂，一年中有6 个月以上是昼短夜长的冬季，这对于习惯了气候温暖、四季缓慢交替的日本战俘来说较难适应。另外，即使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同一地区，冬夏之间的温差也极为巨大，这使日本战俘感到不适应。以赤塔州为例，冬季最冷时候平均气温约为零下26—30 摄氏度，盛夏7月则为17—21摄氏度。[50]正如战俘经历者宫泽信行（宮沢信行）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西伯利亚几乎没有春秋季，从夏季直接入冬，通常9月份开始下雪，第二年5月才开始解冻。”[51]另据战俘经历者（姓名不详）记述：“在赤塔地区，11月以后超过零下30 摄氏度的天气很常见，更有零下60摄氏度的极端天气，在这样的气候下土地冻结，工具亦冻结，寒冷会让人丧失知觉，失去意识，因而根本无法劳作。”[52]

苏联战俘管理局为日本战俘所提供的居住设施，与提供给其他国家战俘的居住条件基本相同。大部分日本战俘在抵达战俘营后，居住在砖制或木制兵营及犯人收容所中，或居住在由仓库、马厩等建筑改造成的临时宿舍中，此外有极少数日本战俘在抵达之后因战俘管理局准备不充分，暂时居住在露天建筑中。

根据1994年日方进行的归国战俘调查：在3085 名日本战俘中，抵达目的地时有现成宿舍者为2237人，抵达后自行建造木制宿舍者为351人，自行建造半地下式建筑者为171人，而居住在露天宿舍的有308人。[53]如战俘亲历者天谷小之吉（天谷小之吉）所述，他在入苏后第一个冬天所居住的就是寒风连连的露天宿舍，其四角冻结之后的冰柱竟有一米多高。[54]无独有偶，在赤塔州的一些日本战俘营，战俘在到达之初并无可住之处，战俘需在用简易栅栏围起来的被监管地就地取材自行建造宿舍。好在苏联木材资源丰富，因此一般都是就近伐木来制作简易木制宿舍。[55]但大部分日本战俘抵达时已是秋冬时节，在已经硬化的冻土上建造宿舍绝非易事：一般都是先选定一片地域，在其之上连续焚烧火堆两个小时，才能往下挖掘10 厘米左右以立柱建立简易房屋，屋顶则敷以马粪。这种马粪房顶的简易建筑在冬季尚能起到抵御风寒的作用，但是在夏季因气温升高及雨水肆虐，造成简易宿舍的房顶腐败变质，且容易滋生细菌，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造成战俘营卫生环境恶劣。[56]

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最大的日本战俘营为例。该战俘营共有8栋建筑，其中3栋为宿舍，收容了约1500名日本战俘。另有1栋为厨房兼粮秣库，1栋为蔬菜、被服储存库，1 栋为浴室兼被服工厂与理发所，1栋医务、疗养室，厕所等其他附属设施则是用木材简单搭建而成的。[57]

在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营里，战俘所居住的宿舍都是兵营式的并列通铺。人均居住面积为2.5—3平方米，人均床铺面积则为1—1.5平方米，即除床铺之外几乎无个人空间。关于照明设施，各战俘营条件与情况不一。有些战俘营宿舍装有电灯，有些宿舍则无电灯。即使在装有电灯的战俘营里，电力供应与灯泡供应也难以保障，由此造成大部分战俘营的宿舍在照明时使用的是就地取材的石油、松油或从各式机械上拆卸下来的可燃油脂，以及燃烧白桦皮或直接借助屋内暖炉火光。有些油脂或木材在燃烧之后所散发的气味，造成战俘宿舍内空气污浊，而且含有一定的毒性，成为损害战俘健康的一大原因。另外，各战俘营的供水是一大问题。大部分战俘营的水源都位于营区之外，需战俘轮流去打水。打水对于取水战俘而言，夏季打水较为方便。而在封冻的严寒冬季，打水则极为困难，需战俘合力凿取坚硬的冰块抬回以融化利用。[58]

严酷的冬季气候，对日本战俘的生活和劳动出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西伯利亚地区战俘营规定的冬季起床时间为5 点左右，劳动出勤时间为8点左右。除此之外，按照苏联内务部的规定，超过零下30摄氏度日本战俘可不外出进行作业，但是各地战俘管理局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此有所调整。[59]如在阿拉木图（Алма-Ата）及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当地战俘管理规定超过零下30 摄氏度不出勤；而在马加丹地区（Магадан），超过零下45 摄氏度才不出勤。可以说，寒冷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战俘的生活与出勤，苏联战俘管理局对此也一直较为注意。如在1945年11月24日，苏联战俘管理局针对因寒冷造成的日本战俘患病与死亡率剧增现象颁布了专门措施：要求各战俘营加强战俘宿舍条件，进行修缮炉子、改善供暖设施工作，并保证战俘营内室温不低于18 度。同时针对室外作业的日本战俘要加强防寒保暖措施。[60]

根据1945年11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针对日本战俘越冬问题下达的指示，冬季来临前，应采取以下保障措施：第一，加强宿舍保暖，确保干净与舒适；第二，进行传染病防治，澡堂、洗衣间和消毒间要准备好，并做好医药物资保障工作；第三，保障民族饮食制度和饮食标准实施到每个日本战俘；第四，战俘外出工作时要穿恰当衣物，工作地点应设取暖间。[61]

（二）日本战俘与周边苏联居民

苏联政府的战俘管理原则是最大限度阻隔战俘与苏联民众进行接触，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日本战俘。对此，各战俘营尽量利用日语翻译、了解日本文化的朝鲜族苏联警备人员或战俘营内朝鲜籍战俘及亲苏日本战俘作为管理与警备协助人员，监视日本战俘的言论与思想，同时尽量隔绝他们与苏联普通居民的接触。但是在客观现实中，除进行伐木、采矿等工作需要封闭作业或深入偏远地区作业外，从事建筑作业、工厂生产的日本战俘多集中居住在居民点附近，在其进行日常劳作期间，仍有不少机会可以接触到普通苏联居民。这对日本战俘与苏联居民之间形成基本认识、进行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换是有利的。

据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的苏联居民 Н.叶夫谢恩科（Н.Евсеенко）回忆：“1945年下半年，大约有300 名日本战俘到我们这里进行采矿。我还清楚地记得走在他们最前面的是一个穿制服的日本军官，这个人中等身材，蓄着小胡子，大概40—45 岁。……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劳动。”[62]伊尔库茨克当地居民 М.П.格鲁霍夫（М.П.Глухов）对在他所在工厂的日本战俘有着如下回忆：“我们工厂来了不少日本人，他们内部有着严格的秩序。军官当面高声训斥下属的士兵，我记得他将士兵赶到零下50 摄氏度的严寒中作为惩罚。我们在熟悉之后开始一起吃饭，他们有非常可口的咸菜。战俘中有熟练的车工，甚至还有工程师，他们能自己修理机床与复杂的零件。工程师们能获得额外的伙食与报酬，他们用劳动报酬来购买烟草与茶叶。在我的队里也有日本人，他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总是在唱《喀秋莎》。日本战俘遣返回家的时间到了，这个日本人拿着他妻子与子女的照片哭泣着说，如果他还没有家庭的话就会留在伊尔库茨克。”[63]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伊尔库茨克作为较大的工业城市，处在铁路主干道上，物资供应相对有保障，且这些战俘属于机械加工等技术工种，相对于偏远地区的日本战俘而言待遇相对有保障，与从事原木采掘、地下挖掘等作业的战俘相比，工作环境与人文环境也相对较好。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на-Амуре）的当地居民А.克拉斯诺夫（А.Краснов）是这样回忆1946年日本战俘修建一个剧院时的情景的：“他们很和蔼，任何时候都不吵架。在我的记忆中对他们只有好印象。……我记的很清楚，我们不断被教育要像痛恨敌人一样憎恨日本人，但是敌人在前线，他们则是建设者，很好地完成工作的建设者。”[64]В.波杜诺夫（В.Бодунов）对日本战俘的回忆是：“1946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小男孩，生活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这里有一些日本战俘在修路，夏天的时候我们孩子们整天和他们在一起，互相都很有好感。我看他们如何抓蛇和青蛙，烤熟之后吃掉这些食物。”[65]

日本参议院在外同胞归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参議院在外同胞引揚問題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于1949年4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关于苏联地区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战俘亲历者赤鹿理（赤鹿理）表示，他是经牡丹江进入苏联的。在入苏期间，大量卡车昼夜向苏联运送各种物资。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他们经过一所女子学校，学生们都出来看，并互相告知是日本人（японский,ヤボンスキー）。另外，儿童们穿着日本军队的服装，更有小女孩光着脚走路，看来经过长时间的战争，苏联人民已经非常贫穷了。[66]当时坦波夫市（Тамбов，位于苏联欧洲领土部分）公民谢拉菲玛·多尔戈娃的回忆，也印证了战后苏联所遭遇的经济困难：“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67]

另外，虽然苏联自成立以来限制传统的东正教传播，但是强大的东正教传统使得大部分俄罗斯人，特别是苏联妇女对弱者抱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心。日本战俘群体作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弱者，在心理上得到了当地民众一定程度的怜悯。并且，苏联各战俘营收容的不仅有日本战俘，还有其他国家战俘，但日本战俘却以他们的组织性与耐劳性赢得了苏联民众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好感。因此，“日本好人们”（хорошие люди-японцы）这个词常常出现在苏联民众的谈论当中。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因素：大部分苏联民众都清楚日本并未进攻过苏联本土，因此对日本战俘的仇恨主要来自苏联政府的宣传，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德国战俘那样的切肤之恨。看到日本战俘的恶劣生活状况，经常有当地民众主动上前，通过施舍食物等方式来予以怜悯。在赤塔州，那些进行户外劳动的日本战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在苏联警卫监督下进行劳作，但常会有过路的普通民众主动施舍面包、蔬菜等食物。在伊尔库茨克地区，苏联女队长科谢尼娅（Ксения）曾经领导约25 名日本战俘从事伐木与运输工作。她回忆道：“这些人（日本战俘）非常能干，并且遵守秩序，但他们的伙食很差，因此我专门弄了一块菜地，种了卷心菜、土豆，在 1946—1947年冬天储存起来分给他们吃。”[68]另有苏联居民Л.Д.斯达修克（Л.Д.Стасюк）回忆道，他的母亲经常指责那些生活在我家的战俘守卫，因为他们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很恶劣。[69]

如上所述，虽然大部分苏联民众对日本战俘抱有一定的同情心，但是个人的温情无法降低整个苏联战俘管理体制的严苛性。此外，苏联受制于轻工业不发达，战后物资紧缺，加上部分苏联民众素质不高，因此在面对日本战俘时，有些人存在着天然优越感，无故虐待日本战俘或强制剥夺战俘个人财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日本战俘群体被抢夺的财物中，以当时较为稀少的手表、钢笔与金银饰品为主。笔者的采访对象，日本战俘大河原孝一就被苏联居民强行掠去了手表。同时由于战后冷战大环境的存在，加上苏日之间北方领土争端，使得苏联亦存在着一定的反日宣传氛围，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部分苏联民众对日本战俘的个人态度。

但无论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通过接触、沟通与交流来了解环境，适应环境，以更好地生存下去，是人的天性。所以，对日本战俘而言，通过劳动与日常交往来博取苏联当地民众的好感或恩赐以生存下去，是刺激这一群体与苏联民众交往的内在动机。在抵达苏联之后，有不少日本战俘开始学习并初步掌握了俄语，如大河原孝一就是日本战俘中的兼职俄文翻译。而马加丹地区的一位当地苏联居民则回忆道：“经常能遇到日本人。……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尝试与日本士兵与军官进行交流。……警戒只是表面上的，在这里我们能自由接触战俘并与他们交往。不久他们掌握了一些俄语，而我们则掌握了一点日语，我们开始能互相明白。日本人经常回忆起他们的家庭与家人，很显然他们想摆脱这里的糟糕命运。有一次，我们俄罗斯人还与日本人交换了东西：我们给他们面包与土豆，他们则给我们毛料制品。”[70]据战俘亲历者阿部吉藏（阿部吉藏）回忆，他所在战俘营中有一名战俘原是学校教师。有一天，他在某一户当地人家的天花板上画上了鲜艳的天使图案，这家人很高兴，给了他面包作为奖励。[71]

随着交往的深入，日本战俘与苏联民众对彼此性格与习惯的了解也愈益加深。一位日本战俘（姓名不详）后来回忆道：“通过每天与俄罗斯工人交流，我学会了俄语中骂人的脏话。我认为这是苏联人在与严酷的环境作斗争中自发形成的习惯。”战俘经历者水野治一（水野治一）则回忆道：“我们在工作日进行校舍修筑，周日上午负责战俘营日常修缮，下午则为个人勤务时间。在一个休息日，我们三个人被外派到一个苏联家庭进行劳动。家庭男主人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退休官员，会说日语。在午休时间，主人夫妇奉上了自家食物，使我们获得了久违的饱腹感。主人用日语询问我们对于共产主义及斯大林政权有何感想。后来他说列宁、斯大林都是他们劳动者阵营这一边的，是应该尊敬的指导者，并告诉我们应该在回到日本后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72]战俘亲历者石村富生（石村富生）则在回忆录中附上了他与桑岛一郎（桑島一郎）1947年10月18日在喀山市（Казань）高尔基公园游玩时与两位当地少女合影的照片。[73]

此外，苏联东部地区人烟稀少，加上因反法西斯战争造成的青壮年男性人口损失较大。因此，各国青壮年战俘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地未婚或丧偶苏联女性的青睐。虽然政府极力杜绝跨国婚姻现象，对战俘结婚实施严厉管制，但仍有一些日本战俘与苏联妇女结婚。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坎斯克（Канск）地区，就有40名日本战俘因与当地妇女结婚而自愿留居当地。[74]

除接触到战俘营外当地苏联民众外，苏联地区还存在大量的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战俘，部分日本战俘有机会接触他们并形成观感。据曾被关押在坦波夫州（Тамб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莫尔尚斯克（Моршанск）战俘营的战俘亲历者、原关东军司令部第一课土田正人（土田正人）的回忆，他约在1945年12月20日抵达当地。在日本战俘抵达之后，战俘营中的意大利等国人员被转移到别地（或可能被遣返归国），余下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战俘，另有数百名德国、波兰的妇女儿童与之一起生活。该战俘营共有4000名左右日本战俘，分四批抵达，大部分为校级以上军官，主要是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等非战斗部门的军官。但也包括部分体格适当的普通日本人、警察人员、“满洲国协和会”（Киовакай,協和会）成员、特务部门人员等。[75]熊谷不二夫（熊谷不二夫，朝鲜第19师团第202部队）回忆道：“战俘营内德国人自觉有优越感，且与匈牙利人相互敌对。”此外，据其观察，德国战俘极为轻视和憎恨苏联人，部分原因在于移送途中车厢内人员过于拥挤，只能站立，且三天未关车门，因而有半数人在途中死亡。[76]

三 战俘营日常警戒制度

在战俘营的警戒方面，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总局有一套完善的战俘营警戒维护制度。战俘在被送往苏联之前，会进行详细检查，尤其防止私藏武器行为。根据1945年12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的第0290号命令，战俘携带的军刀、马刀、佩剑和匕首等冷兵器一律没收。[77]而根据1939年10月19日苏联政府颁布的战俘警戒管理规定：各战俘营应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来进行战俘警备工作，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警备应急预案以预防各种紧急情况发生。对于警备人员的武器使用情况规定如下：可在无预警情况下对明显恶意侵犯哨兵、警卫与巡逻人员者直接开枪射击；可在战俘逃跑或对其追捕过程中经过事先警告或者朝天鸣枪预警后开枪。其他情况下则禁止对战俘使用武器。[78]1948年6月22日，内务部再次重申不得随意对战俘开火的命令。命令指出，在战俘押运过程中有警备人员滥用武器及武断枪杀战俘的现象。因此，战俘管理局专门颁布决议，要求各战俘营警备人员不得随意对战俘开枪，违者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79]

按照战俘管理制度，各个战俘营警戒部队的职责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战俘营内的日常警戒制度。这一制度主要体现在营内24小时不间断的武装戒备，定时或不定时的武装巡逻，每日固定进行的早晚点检等。按照战俘管理规定，各战俘营应用三层坚固的木制或石制围墙（不低于2.5米）将战俘营与外界隔离。沿围墙设铁丝网，将任何情况下战俘试图接近铁丝网的行为视作危险举动，可开枪警告或直接射杀。据日本战俘经历者东条平八郎（東条平八郎）记载，他所在的战俘营抵达苏联初期因靠近栅栏或铁丝网而被射杀的日本战俘为数不少。[80]此外，每个战俘营只设一个出入口，除集体劳动外出时进行点名外，单个日本战俘出入都要进行检查和登记。为防止战俘营内日本战俘私下传递消息或组成秘密团体，各战俘营都禁止战俘交头接耳、低声谈话等举动。

一般而言，每个日本战俘营的围墙四角都设立瞭望警戒楼，驻有武装警卫进行全天候监控，有条件的战俘营则会配备警犬作为辅助措施。据部分日本战俘的回忆，战俘营内警备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少人连简单的加减乘除法都不会，因此在早晚点名、劳动出勤点检时，仅点名这一项就耗时耗力，难以顺畅完成。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警备人员有时需一两个小时才能把一个千余人的劳动大队点检完毕。[81]另外，战俘营中有些警备人员对待日本战俘态度粗暴，存在戏弄战俘，或滥用职权、克扣给养、剥夺战俘个人财物的行为。[82]如1947年7月25日，第382战俘营一名中尉与另外两名士兵醉酒后让一名日本战俘脱光衣服并跑步。该行为被巡查人员发现后，涉事警卫人员返还了日本战俘的衣物，并被移交给内务部检察部门。相关部门表示，这不仅是警卫人员的个人行为，还反映出战俘营管理部门放松了警惕性。[83]

第二，战俘外出劳动期间的武装押送与警戒。按照战俘管理局的安排，战俘营内的日本战俘经常需到营外进行劳动作业，警戒部门对日本战俘在外出期间的警戒负有直接责任。为保障外出期间警戒秩序，各战俘营警戒部门都会组织警卫队对日本战俘进行武装押运、劳动现场警戒并防范逃跑行为的发生。根据滨海军区与第53战俘营在1948年4月8日提交的报告显示：3月13日，在露天石矿工作时一名战俘受伤；3月23日，港口一名战俘在港口工作时死亡。同时在战俘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情绪，有日本战俘逃出战俘营前往港口，“指望”搭乘日本船只返回日本时被拘留。对此，战俘管理局命令各个战俘营及时采取措施以提高警惕，保证战俘外出劳动期间的安全。[84]

第三，战俘逃亡后的搜捕工作。虽然大部分日本战俘营设在荒无人烟或环境恶劣地区，加上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因素的限制，但仍无法阻止一些日本战俘选择出逃。逃亡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类：其一，难以忍受饥饿；其二，难以完成战俘营规定的劳动任务，通过逃亡来逃避处罚；其三，对战俘营生活感到绝望，选择逃亡以获取生机；其四，战俘之间或战俘与警戒人员产生矛盾，选择逃亡以规避矛盾。但是，战俘出逃之后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是极为恶劣的，不管在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都直接面对着各种威胁与不可预知的危险，逃跑之后的生还者极少。尤其是在酷寒的冬季出逃，更是等于逃亡者间接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苏联的战俘警戒与处罚制度是严酷的，战俘管理局对于出逃战俘毫不留情，会出动战俘营警备人员、内务部武装人员、红军士兵甚至武装民兵进行全面追捕。对于被抓获的出逃者，战俘管理局一般选择当众枪毙或课以重刑来达到震慑目的。

第四，战俘押运。因劳动作业内容或工作地点变更等原因，转移日本战俘至另一处营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警戒部队需要对被移送的战俘进行押运。如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为了警戒和押运本地战俘，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组建了第77师，下设6个团。截止到1946年1月1日，该地区13个战俘营的战俘分布在218个地域，比当初设计的51个营地增加了3.3倍，这使得警戒范围增加2—2.5倍。按照规定，应由两名士兵押送1组25—30名战俘，但由于警戒范围的扩大而被迫由1名警戒人员完成这项工作。据统计，截止到1946年1月12日，日本战俘营中共发生了73起逃跑事件，逃跑194人，抓回173人，还有21人处在潜逃之中（见表1-4）。

数据显示，大部分逃亡行为发生在第4、16战俘营和第20战俘营，这表明负责警戒的第77师第241、434团和第76师第433团存在大规模破坏管理规定，虐待战俘的情况。除此之外，第16战俘营第10分部有两名战俘在厕所受伤，第4战俘营有2名战俘在铁丝网附近受伤。

据日本战俘（姓名不详）回忆，1945年10月，在阿尔泰地区的千人混合大队因给养恶化而死者众多，由此造成不少战俘出逃。对于被抓捕回来的出逃者，战俘管理局的措施是领头者一律枪毙，剩余人员移交到其他惩戒战俘营或投入监狱服刑。在伊曼地区（Имен）的一个日本战俘营，5 名试图出逃的战俘在被抓获后全部枪毙。[85]笔者采访的战俘亲历者大河原孝一证实，他在中亚地区就见过公开处决被抓获逃亡战俘的场面。

各战俘营警戒部门，对防止战俘出逃也尽了极大努力：一方面加强战俘之间的相互告密、互相监督，同时利用这一群体中的亲苏人员来监控战俘营内思想举动，并严密监视战俘的出逃倾向；另一方面，亦非常注意加强戒备措施，防范战俘出逃。如在1947年3月26日，内务部战俘管理总局颁布了关于巩固春夏期间战俘劳动秩序的指令，要求各战俘营加强营内警戒措施，增强对战俘外出劳作期间的监控，同时强化战俘营内军官的连带责任，加强政治教育与劳动纪律教育，以此增强战俘管理秩序，防范战俘出逃。[86]

随着日本战俘在各地停留时间的变长，与战俘管理局相互了解的加深，利用战俘进行自我管理与警戒的方式被苏联战俘管理局逐渐被采用。从1948年春开始，各战俘管理局从日本战俘中挑选可靠者作为辅助警备员。[87]1949年7月27日，战俘管理局确认了战俘营利用战俘组织警卫队进行自我警戒问题。另据日方总结，到1950年左右，利用日本战俘进行自我管理与警戒已经成为各战俘营普遍现象。[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