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基本研究假设
一 福利经济学相关理论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致力于判断社会福祉在一种经济状态下比另一种经济状态下更高或更低的学科。[90]1920年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完成《福利经济学》一书，开创了旧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福利所包含的范围极为广泛，其对福利的内容提出了两个命题：其一，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许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其二，福利可以在或大或小的范畴内产生。[91]他认为福利并不容易测度，所以选择了一种明显的可资利用的测度工具就是货币。因此，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研究范围被限制在了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就是经济福利。当然他也认为在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因此，庇古提出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民所得的数量和国民所得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的影响。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1）个人效用可以使用物质福利或效用来表示，社会福利等于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效用之和；（2）个人福利是可以度量的；（3）效用是可以进行人际间比较的；（4）社会应该使整体福利总和达到最大。[92]
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与旧福利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旧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是可以测量，也是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而新福利经济学则试图仅应用像选择这样的更加客观的概念，并避免效用的人际比较。[93]也就是说新福利经济学摒弃了旧福利经济学基数效用论的基础，而是选择采用序数效用论，否定效用可进行人际间比较。新福利经济学的特征主要有：（1）帕累托标准及其相关边际条件的普及；（2）Bergson于1938年发表的论述社会福利函数的文章；（3）1940年前后关于补偿标准的争论。[94]
约翰·希克斯发现了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本》中的一段话并重新表述，形成了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标准意指当某一变革使部分人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境况变坏时，它就是个理想的变化。[95]或者说，如果某一种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了，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一种改进，是社会所希望的。[96]帕累托标准对社会的改进来说是一个合理的、充分的标准，但是大多数政策变革的结果是使部分人境况变好的同时，部分人的境况会变坏，也就是说帕累托标准是一个不完全排序，不能得出一个完全的社会排序。于是，一些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补偿检验来解决这一难题，[97]这些补偿检验包括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西托夫标准、李特尔标准和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
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可以克服帕累托标准的缺陷呢？社会福利函数试图指出如何可以获得对某种社会状态的社会评价，即其对应的社会排序是什么。现代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最初是由柏格森（A.Bergson）在1938年提出并由萨缪尔森（Samuelson）在1947年加以进一步说明的。[98]他们提出的福利函数只是一种一般化的函数，对于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任何的规定。而后，不同学者对福利函数进行了探索。阿罗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阿罗不可能定理，而后相继出现了肯普-黄和帕克斯的不可能定理、吉伯德的寡头定理以及森关于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西方经济学界试图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但是只要坚持阿罗的基本框架就会发现举步维艰。[99]阿罗不可能定理成了新福利经济学的终结者。
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有了重大进展，阿玛蒂亚·森等人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导致不可能性结论的原因，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该规则无法揭示有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相关信息，而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类型的集体选择规则，因而不可能性的结果是必然的。[100]因此福利经济学发展到目前产生了分化，主要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第一个方向以黄有光为代表，坚持福利主义，另一个方向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坚持非福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分化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两大流派。
黄有光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新着眼在快乐与幸福这一传统的功利主义命题上。黄有光认为幸福和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101]一个政策是不是好政策，最终要看是否增加了人们的福利。黄有光对效用的测量和福利的人际间比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直以来在效用测量问题上存在混乱，部分原因是由于将同一词汇“效用”既用于测量主观满足，又用于表示客观选择或偏好；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将原则上的可测量性与实际上的可测量性区别清楚。如果将效用看作是对个人主观满足的测量，显然，效用的基数测量在原则上是行得通的，虽然实际中确实存在很多困难。[102]也即，虽然实行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他认为主观效用还是可以进行基数测量的。在进行人际间福利比较时，黄有光将人际比较分为水平比较、单位比较和全面比较，其中全面比较包括水平比较和单位比较。[103]而不可比性则将两种比较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在全面比较和不可比性之间是不完全比较，[104]它是指单位效用或水平效用非精确的、粗略的比较，[105]对不同社会函数和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比较。[106]黄有光反对将人际福利的比较等同于价值判断，认为人际效用比较的判断是对事实的主观判断，要精确地测量个人效用并对效用进行人际间的比较是比较困难的，但它们并不能使效用的人际比较成为价值判断。黄有光有关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福利研究的视野，使更多学者认识到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主观价值判断的重要性。[107]
非福利主义与福利主义不同，更加强调在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等前提下来处理个人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阿玛蒂亚·森是非福利主义的代表。森（Sen）认为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capabilities）基础之上的。[108]
通过以上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的阐释发现，福利经济学关注的是福利状态的变化，讨论的是经济社会政策对福利的影响。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经济社会政策，其在农村地区的实施，使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领取到了养老金，直接增加了农村老人的收入，可以说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后，农村老人的福利得到了提升，也即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具有福利的提升效应。借鉴已有理论，本书将福利分为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因此福利效应也将分为经济福利效应和非经济福利效应两大部分，从而使福利效应的内容更加丰富。另外，黄有光对效用的测量以及福利的人际比较进行讨论时，强调的是主观满足，即主观福利，因此本书的福利效应也主要是主观福利效应。基于此分析，本书提出以下基本研究假设：
基本研究假设1.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提升了农村老人的福利，且不同方面福利提升的程度不同。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福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农村老人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认知以及享受养老金状况的影响，因此本书提出以下基本研究假设：
基本研究假设2.农村老人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认知不同，相应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的福利效应也不同。
基本研究假设3.农村老人享受养老金的状况不同，相应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的福利效应也不同。
二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的原义是指由自然人口的再生产机制所驱使的成熟和生育过程，[109]这一概念致力于寻找人类共同的阶段模式。图2—1展示的就是中国人的生命周期。虽然生命周期概念在不同学科或者研究领域被广泛地应用，但是其基本内涵仍然是依托生命从出生到衰亡的过程，或者对其进行引申，在比喻意义上使用，比如企业组织研究将生命周期概念引入其中，分析企业组织发展的生命周期。Rowntree最早曾借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贫困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贫困生命周期理论”。[110]生命周期也常用来分析劳动力的供给。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人们不得不做出各种与就业相关的决策，包括就业、结婚生育、转换工作、退休等；随着生命周期的变化，人们的决策也会出现一些变化。[111]在经济学中生命周期理论与居民及家庭的消费和储蓄紧密联系。Franco曾提出了一生平滑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LCH）。[112]可以说，生命周期理论对分析一国经济制度，特别是福利制度与消费储蓄之间相关性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图2—1 中国人的生命周期（1991年）
资料来源：杨河清：《劳动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社会保障制度与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紧密。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按照人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而设置的。[113]生命周期理论与经济学相结合并与社会保险相结合后，发展成为不同生命阶段的经济算计以有利于保障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平。当然本书并不关心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而是关注外部嵌入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农村老人产生的福利效应。
图2—1主要是描述城镇职工的生命周期，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结合本书的主题，即社会养老保险这种外部生活资源嵌入农村后对农村老人福利的增进，这里首先关注的生命周期是指与生活资源供给密切相关的人生各个重要阶段，因此可以称为生活资源供给的生命周期。图2—2展示了传统农村居民生活资源供给的生命周期，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养老保险推行之前的状况。根据图2—2显示，传统农村居民生活资源供给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他养阶段，即从个体出生到独立生活这一段时间；第二个阶段为自养阶段，即从独立生活到丧失自我供养能力这一段时间；第三个阶段为他养阶段，即从丧失自我供养能力到生命终结。我国制度规定的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退休年龄是干部55岁，工人50岁，虽然目前退休制度正在改革，退休年龄有望延后，但是农村老人仍然没有特定的退休时间，也即并没有法律或制度规定农村老人在某一特定的日历年龄退出劳动，进入退休阶段。同时，农村老人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不同，其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村老人与生产资料并没有被强制隔离。土地是农民特有的生产资料，这一生产资料目前从国家法律角度看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农户具有承包经营权，且承包经营权被一再加强，承包期被一再延长，客观上形成了农村土地的类私有特征。[114]也就是说目前土地的农户家庭经营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改变，农村老人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不会灭失。另外，目前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很多农村地区老人成了土地的经营主体，这也进一步倒逼农村老人与土地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农村老人即使在年满60周岁后，仍然可以依靠经营土地获得生活资源。结合本书研究实际，这里将60岁作为老年的时间节点。因此，在农村60岁以后，在他养阶段之前，还将存在一个自养阶段，从自养阶段到他养阶段中间一般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即半自养阶段。也即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并结合农村实际，这里认为农村老人养老阶段根据生活资源的供给状况可以分为自养阶段、半自养阶段和他养阶段三个阶段。
在新农保以及后来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尚未实施时，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生活资源供给的主体是自己，老人通过生产劳动或经营活动筹措养老资金，或者通过原有储蓄支付日常生活开支。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一般年龄相对较小，身体状况较好，具有劳动能力，这一部分老人一般不愿依靠子女，而更愿意通过自身劳动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支。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其日常生活开支一部分来自自我劳动，另一部分来自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供养，而这两部分的比例则并不确定。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一般情况下自我劳动能力也相对减弱，很多时候自我劳动或经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日常生活开支，而需要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处于他养阶段的老人，一般来说已经退出劳动，所以生活消费基本全部来源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农村老人不同养老阶段的划分见图2—2上半部分。
图2—2 传统农村居民生活资源供给的生命周期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制度性的养老保障嵌入农村，对处于不同养老阶段的农村老人产生的福利效应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提出以下基本研究假设：
基本研究假设4.农村老人所处的养老阶段不同，相应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的福利效应也不同。
三 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1943年其在《人类激励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一般称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在研究中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见图2—3）。生理需求是由生理决定的需求，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人的需求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115]安全需求一般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对一般人来说生理上的安全通常不是问题，但是在社会变迁年代，不少人心理上的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心理上的安全需求是指工作有保障、收入稳定、情感安适等。[116]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被认为是个体的基本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是指与其他人建立、维持、发展良好的关系的需要，如友情、爱情、亲情等。尊重的需求包括自尊和得到他人的尊重两个方面。自我实现的需求，用马斯洛的话说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117]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被认为是高层次的需求。
图2—3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显示，较低层次的需求优先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当一种需求满足后，另一种更高的需求就立刻产生。在五个层次需求中，生理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当一个人的所有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时，生理需求最可能成为主要动机。生理需求通常转化为对更多的金钱的需求和期待。[118]而如果低层次需求能够长期得到满足，他们的行为就不再有激励作用，于是，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与高层次需求有关。虽然这一需求层次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充分的实证检验，一些试图直接证明该理论的研究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119]但是这一理论对社会保障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克雷顿·奥尔德弗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人本主义需求理论（ERG理论）。[120]ERG理论认为人类存在三种核心需求，即生存需求、相互关系需求以及成长发展需求。这三种核心需求是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对应的。[121]
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都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需求层次理论很好地说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充当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的重要基石。[122]当然，人的需求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了人的效用，提高了人的福利。人的需求不仅是影响客观福利构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人们主观福利的重要因素。[123]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满足农村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不同的需求层次对应不同的福利需求，这为本书将福利分为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不过这里更认为，具有不同禀赋特征的农村老人需求的侧重点不同，对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效应的认识也不同，因此提出以下基本研究假设：
基本研究假设5.农村老人的禀赋特征不同，相应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的福利效应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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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宁满秀、叶菲菲：《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9] 刘慧君、韩秀华：《家庭结构变迁下新农保政策与农村老人生存质量——基于陕西省A市的调查》，《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
[90] [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1] [英]A.C.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页。
[92] 参见姚明霞《福利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93] 参见[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94] 参见[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95] 参见[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96] 参见姚明霞《福利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97] Kaldor，N.，“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Economic Journal，Vol.，49，No.195，1939，pp.549-552；Hicks，J.R.，“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Economics Journal，Vol.49，No.196，1939，pp.696-712；Hicks，J.R.，“The Rehabilitation of Consumer's Surplu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No.2，1941，pp.108-116；Scitovsky，T.D.，“A Note on Welfare Propositions in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9，No.1，1941，pp.77-88；Little，I.M.D.，“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1，No.2，1949，pp.227-246；Little，I.M.D.，“Direct Versus Indirect Taxes”，Economic Journal，Vol.61，No.243，1951，pp.577-584；Ng，Yew-Kwang.，“Quasi-Pareto Social Improve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4，No.5，1984，pp.1033-1050.
[98] 参见姚明霞《福利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99] Jha，Rgahbendra.，Modern Public Economics，Routledge，1998.
[100] 参见姚明霞《西方福利经济学的沉浮》，《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101] [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2] [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03] [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04] Sen，A.K.，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0a，p.99；Sen，A.K.，“Interpersonal Aggregation and Partial Comparability”，Econometrica，Vol.38，No.3，1970b，pp.393-409.
[105] [澳]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06] Sen，A.K.，“Informational Basis of Alternative Welfare Approaches：Aggreg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No.3，1974，pp.387-404；Sen，A.K.，“On Weights and Measures：Informational Constraints in Social Welfare Analysis”，Econometrica，Vol.45，No.7，1977，pp.1539-1572.
[107] 参见许崴《试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与演变》，《国际经贸探索》2009年第12期。
[108] 参见纪昀《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109]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10] Rowntree，B.S.，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Bristol：Policy Press，1901.
[111] 参见杨河清主编《劳动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112] 参见何东琪《消费储蓄理论：一个生命周期描述模型的理论思考——兼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13] 郭于华、常爱书：《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14] 钟涨宝、聂建亮：《农民的泛国家意识与土地的类私有特征探讨——基于农民的认知视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15] [美]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16] 参见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117] 参见[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3页。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118] 参见[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3页。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19] 贺伟、龙立荣：《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分类与员工偏好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5期。
[120] Alderfer，C.P.，“A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heory of Human Need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Vol.4，No.2，1969，pp.142-175.
[121] 生存需求对应马斯洛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与人们基本物质生存有关的需求；第二种需求是相互关系需求，即指人们对于保持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要求，与马斯洛的社会需求和自尊需求分类中的外在部分是相对应的；最后是成长发展需求，这是最高层的需求，表示个人谋求发展的内在愿望，对应马斯洛自尊需求分类中的内在部分和自我实现层次中所包含的特征。
[122]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23] 参见郭玲霞《农地城市流转对失地农户福利影响及征地补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2012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