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现有关于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福利效应的系统性研究文献较少，但国内外对社会养老保险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对本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社会效应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它有助于维护人的基本生存权，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1]但是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所以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经济发展是社会养老保险存续的物质基础，所以人们会十分关注经济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不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对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2]
（一）社会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社会保障研究的重要课题。田存志、杨志刚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证明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3]张璐琴、景勤娟也证明了设计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不断刺激人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4]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养老保险一般分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财务制度，所以多数学者研究养老保险的经济增长效应时也会考虑两种财务制度的差异。别朝霞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发现，在对物质资本积累影响的方面，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与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障制度一样，对储蓄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但在激励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的独特运行模式则更能发挥其优势。[5]其实，很多学者在Samuelson[6]和Diamond[7]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将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相联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在国内，柏杰利用无限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比较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8]田银华、龙朝阳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研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挤出效应表明，存在向上利他动机的情况下，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养老基金的规模，适度规模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不会挤出私人储蓄，而有利于消费增加与经济增长。[9]黄莹、林金忠在内生增长的OLG模型中引入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对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现收现付制能有效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10]当然，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彭浩然、申曙光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表明，现收现付制会促进人口增长，降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11]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其特殊性，所以一些学者专门对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万春、许莉利用叠代模型、个人效用函数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构建相应模型，研究由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组成的中国混合制养老保险系统缴费率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表明，个人账户缴费率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微弱，而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的增加会导致显著的经济增长负效应。[12]而徐景峰、田存志则基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实证考察了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示，养老金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还不是十分显著。[13]郑伟、孙祁祥则针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两期的动态生命周期模型，分析认为，此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是正面的。[14]
（二）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与消费的影响
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社会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以社会养老保险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作为中介，也有一些研究专门探讨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最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争论也最为激烈。一般认为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会降低储蓄率，即所谓的“挤出储蓄论”；二是认为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提高储蓄率，即所谓的“挤入储蓄论”；三是认为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没有影响，即所谓的“中性理论”。
持“挤出储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Feldstein，其讨论了社会保障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作用，社会保障抑制了私人储蓄。[15]而后，Feldstein进一步对研究进行修正和更新，不过结论仍然支持社会保障大大抑制了私人储蓄。[16]而后一些研究者基本赞同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挤出效应，[17]但是对引致退休以及挤出储蓄的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持“挤入储蓄论”观点，如Cagan、Thaler & Hersh、Bernheim & Scholz等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储蓄增加的作用。[18]持“挤出储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Barro，Barro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制度对私人储蓄的挤出效应为零。与现收现付制一样，基金积累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19]世界银行通过对一些国家养老保险方案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基金积累制能够增加居民的储蓄。[20]而后Davis对基金积累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1]
以上是国外学者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储蓄关系的经典研究，国内学者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储蓄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蒲晓红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和居民储蓄存款的关系，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储蓄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22]同样，万春、邱长溶选取了中国城镇居民1989—2003年的储蓄、工资样本数据分析中国的储蓄情况，发现城镇居民储蓄率偏高，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23]何立新等利用1995年和199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S）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发现，养老保险金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且这一效应平均为-0.4—-0.3，但不同家庭的这种替代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24]姜伟则对1989—2006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发现，每增加1元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会降低0.34元的储蓄。[25]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研究特别关注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且研究结论基本支持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柳清瑞研究了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指出养老金替代率保持适度水平将有利于消费者在工作期和退休期都生活得更好。[26]陈梦真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内考查我国是否也存在退休消费困境以及养老保障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27]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证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杨河清、陈汪茫利用经典的消费函数模型并予以创新，运用全国各地区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会对消费水平有着较大的乘数效应。[28]陈静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分析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持有状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持有基本养老保险家庭的衣物支出和耐用品消费支出，无论是消费倾向还是消费支出额都显著高于未持有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而养老保险持有情况对旅游探亲消费和教育培训消费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29]
（三）社会养老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一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的研究着眼于社会保障与储蓄率的关系，而人力资本理论为社会保障的研究拓宽了范围，将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联系了起来。赖德胜、田永坡以中国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运作模式为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由于全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和保障水平的不均衡，导致了全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均衡，而在“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中，具有基金积累制性质的个人账户可以增强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30]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将激励个人进行较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削弱了这种激励作用。张盈华、杜跃平则从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数量、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质量、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三个方面综述了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主要有：无积累的现收现付制降低生育率和劳动力流动率，但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企业在职培训，从而提高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水平。[31]
（四）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主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32]众多研究表明，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同时具有代内和代际的收入再分配效应。Samuelson就曾探讨一个人在工作期和退休期发生的代际间收入转移的情况。[33]Liebman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贴现率与代内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当前者低于后者时，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受益水平；不过，当前者高于后者时，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受益水平。[34]在基金积累制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养老金不论代内还是代际均不具备收入再分配功能，因为养老金的根本来源是个人的强制储蓄，[35]甚至加大收入分配差距。[36]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政府的特定举措可以使个人账户发挥一定的收入再分配效应。[37]
在国外学者的经典研究之外，国内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何立新比较了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下终生养老金的纯受益状况发现，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38]柳清瑞、穆怀中基于代际交叠模型分析认为，现收现付制是一种代际转移，即年轻人向老年人的财富转移，而完全基金制是代内转移，个人福利在生命两期实现均衡配置。[39]侯慧丽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分割性使得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形成了制度排斥、制度参与和制度覆盖三个层次。从制度外人群到制度内人群，逆向再分配效应逐渐减小，正向再分配效应增加；群体间逆向再分配效应大于个人间再分配效应，并且固化了收入的不平等。[40]
二 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社会效应
在这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指新农保及之后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但考虑到目前研究的实际，此部分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指新农保。
（一）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
第一，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及减贫效应。多数研究证明当前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王翠琴、薛惠元通过分析认为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41]贾洪波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通过构建两期叠代模型从养老金替代率、收入再分配净值率、终生消费—收入水平比以及消费差距四个方面对新农保实施后收入再分配效应做了定量化模拟，结果表明新农保实施后收入再分配效应明显。[42]当然，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任雅姗、戴绍文通过精算发现，新农保同时具有代际间再分配效应和代内再分配效应。[43]沈毅则通过分析认为新农保在借鉴与沿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模式的同时，引入了财政直接补贴的转移支付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财政转移收入再分配、代际收入再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再分配的效果。[44]黄丽、罗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显示，新农保具有对老年农民和高档次缴费人员更为有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45]一些研究显示，新农保的财政补贴机制成为影响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因素。王翠琴、薛惠元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46]李琼认为新农保由中央财政发放基础养老金直接增加了老年农民的收入，其实质起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47]但也有研究并不认同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如吴晓忠、肖尧从宏观角度对2010年和2011年“新农保”财政补贴的估算表明：由于试点展开时间较短、保障水平标准较低等原因，“新农保”的财政补贴水平并不高，地区间补贴程度也不平衡；再加上微观角度的投资收益率，税费等相关因素变化，收入再分配效应受到影响。[48]
收入与减贫紧密相关，因此一些学者对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关注。范辰辰、陈东以系统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离散选择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新农保的政策效果表明，新农保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的概率，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了农民的经济保障能力。[49]张川川等同样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50]还有一些研究虽然也发现了新农保的减贫效应，但认为减贫效应不明显。薛惠元通过构建倍差法计量模型从试点县层面分析了新农保的减贫效应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不过从农户层面看，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的减贫效应还十分有限，尤其是对整个农户而言，新农保的减贫效应并不明显。[51]李齐云、席华利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地降低了参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表明新农保对参保家庭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抵御收入风险的作用，但因与当前缴费水平和养老金收入水平较低有关，新农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52]
第二，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与消费的影响。关于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马光荣、周广肃使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查了新农保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发现，对于60岁以下的参保居民，新农保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储蓄率；而与此同时，新农保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居民的储蓄率，这些老年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直接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额（约每年660元）占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了22.4%，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53]焦克源、井亚琼通过两期代际扩展模型的应用，证明了新农保的实施对个体农户终身效用最大化下的最优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其主要影响因素有缴费年限、缴费比率、养老保险账户收益率和收入替代率等。[54]
与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影响的研究较少不同，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总体来看，新农保对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池波、张攀峰以生命周期假说的扩展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利用2008年和200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检验了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家庭更愿意消费。[55]张川川等研究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56]范辰辰、李文对山东省135个县（市、区）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刺激效应。[57]岳爱等基于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新农保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参保农户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显著高于未参保农户。[58]沈毅、穆怀中根据2011年截面数据，通过构建消费模型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平均每增加1亿元，当年可以拉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18亿元左右。[59]以上研究基本支持当前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可以促进农民消费的观点，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于建华、魏欣芝运用新农保正式试点前后共6年的面板数据，借助消费函数，从制度试点、参保缴费人数、待遇领取人数三个角度建立面板数据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建立与否对农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参保缴费人数和待遇领取人数与农民消费水平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60]
还有研究发现，新农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因家庭特征不同而表现不同。贺立龙、姜召花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保农户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显著高于未参保农户，且新农保对平均年龄60周岁以上的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对60周岁以下的家庭的影响，健康状况差的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消费效应要大于健康状况好的农户。[61]黄睿使用2011—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明，45—60岁参保农民的家庭消费因交保受到一定程度挤占，家庭食物支出受影响最显著；受制度差异造成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60岁以上领取养老金农民的家庭各项消费却并没有显著增加。[62]王旭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年度数据，构造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探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发现，在不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对于未满60岁的个体而言，新农保对其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而对已满6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个体，新农保政策对其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该效应不明显。[63]
消费的内容具有多样性，所以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新农保对消费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贺立龙、姜召花的研究发现，新农保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对旅游、汽车消费等满足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消费支出影响不大。[64]田玲、刘章艳利用CGSS（2010）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压力感知的影响，发现基本养老保险显著增加了居民在服装、食品、交通通信、文化休闲娱乐等当期消费项目的压力感知，而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则无显著影响。[65]解垩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差分—断点方法分析发现，“新农保”对农村总消费及耐用品消费增长有正向作用，但统计不显著，对食品、衣着、保健、医疗及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基本没有影响。[66]
第三，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迁移与供给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迁移有影响。孙丹等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新农保对阜新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影响，提出基于农村劳动力合理迁移流动的新农保完善对策。[67]谭华清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表明，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家庭要比没有参加新农保家庭外出的概率高2%左右，新农保这一影响存在“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种效应：对于未满60周岁的个人，新农保主要通过“保障”效应促进农民外出就业，而对于已经年满60周岁的个人，参加新农保能够马上获得稳定的养老金，这一笔收入有助于这些老年人照顾自己以及家庭中的孩子，从而促进家庭中中青年的外出就业，这就是“收入”效应。[68]而刘凌晨、曾益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全国追访数据研究表明，新农保养老覆盖更倾向于鼓励农户脱离城镇非农部门，转移到农业农村从事自家农业和农业打工等农业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工荒”。[69]
当然，更多研究关注到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杰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养老保险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尤其对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养老保险待遇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尽管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农业劳动供给水平将会显著下降。[70]当然，已有研究基本认同新农保会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黄宏伟等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年抽样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表明，当前新农保养老金不足以使农村老年人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新农保养老金收入仍能明显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71]张川川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使农村老年人工作的概率下降了25—33个百分点。[72]王文静等考察了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能够有效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养老金收入每增加1元钱，会使农村老年人总量劳动时间平均每年降低1.39个小时，但因为新农保覆盖率过低等问题，导致其对减少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程度有限。[73]当然，也有研究并不支持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解垩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差分—断点方法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和劳动供给时间不受“新农保”政策的影响，新农保这种补助强度不大的外部干预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对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74]
（二）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效应
第一，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养老模式的影响。乐章认为农民对养老风险的认识不断提高，依赖子女的传统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民重要的养老途径，独立养老有着较高的条件限制且功能有限，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的养老效果初显并被农民寄予厚望。[75]王志刚等基于对福建省厦门、漳州和龙岩三市的调查数据研究显示，“养儿防老”和“新农保”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76]封铁英、高鑫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实施对农村家庭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方式的选择偏好影响显著，但影响方向并不单一，且三类典型养老方式之间具有融合效应。[77]胡仕勇通过调查发现，新农保对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养老功能影响不平衡以及对家庭养老地位影响代际不平衡。[78]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数据，张川川、陈斌开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以“新农保”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性发现，“社会养老”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不过程度有限。[79]刘冰等也分析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原有的养老模式有一定的替代作用。[80]不过，王芳、李锐的研究发现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模式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仍未根本动摇家庭养老模式。[81]
第二，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普遍发现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陈华帅、曾毅利用2008年与2011年CHARLS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以及差分内差分等方法控制住老人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新农保的主要受益人是老人的子女，而其主要政策绩效便是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82]程令国等利用同样的数据，使用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研究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83]焦娜使用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年的纵列数据，借鉴断点差分方法的思想，评估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后发现，新农保挤出了农村子女对父母提供的时间和服务支持，同时挤入了参保老人对孙子女的隔代抚育。[84]刘一伟针对河南省某市新农保试点县的问卷调查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以稳健回归的方法研究表明，新农保制度在农村实施后，子女的经济供养行为发生了变化，新农保对子女的经济供养产生了挤出效应。[85]范辰辰、李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后发现，在新农保开展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但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86]
第三，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生活满意度及生活质量的影响。黎春娴通过对福建省农村老年人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包含新农保在内的经济支持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显著因素。[87]宁满秀、叶菲菲以福建省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养老金收入可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88]刘慧君、韩秀华利用2011年陕西省某市的调查数据，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老人生存质量的促进效应和对家庭结构与老人生存质量的调节效应，以及两种效应的性别差异，其研究表明，新农保显著促进了老人的生存质量，且对两性均有效。[89]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和讨论的较多，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已有研究过多重视宏观数据，而对微观数据的挖掘不足。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发现，众多研究者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探讨或者推导社会保障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社会效果，而利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相对较少。即使是运用当前或历史数据进行研究，那么数据来源很多都是统计数据，直接来源于实际调查的相对较少，因此说已有研究更侧重于宏观数据的扩展，而对微观数据的收集较少，所以对个体福利的关注不多。
第二，目前研究过多关注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而对社会效应的关注相对较少。诚然社会养老保险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但是其社会效果也不容忽视。另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客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效应，而很少关注主观方面的效应，因此，被影响主体主观方面的认知和评价也应该受到关注，从福利角度看，不仅要关注客观方面的福利效应，更要关注主观方面的福利效应。
第三，目前研究对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经济社会效果关注的较少，相关研究也不够系统、全面和完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分割，在农村中一直缺少制度性的社会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保障项目逐渐完善，尤其是2009年以后，新农保的实施填补了农村地区养老制度性保障缺失的问题，2012年新农保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实现全覆盖，使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了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这时，研究应该全面系统地关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
第四，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养老保险对全体居民的影响，而对特殊目标群体的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直接受益群体——老年人群体关注较少，所以应进一步关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效应。同时还应发现，即使是农村老人群体也存在一定的分化，所以社会养老保险对具有不同禀赋特征的农村老人产生的福利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研究还应关注农村老人群体分异与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效应之间的关系。
本书拟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瞄准目前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重点关注直接受益群体——农村老人，将福利分为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探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效应，尤其关注对农村老人的主观福利效应，以求更全面地认识当前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效果，为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