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主要是回顾逻各斯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出现。逻各斯作为一个正式的哲学概念，首次出现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当中。但是，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概念中，积累了此前的种种哲学概念所强调的基本哲学意向：思辨的对话、光的隐喻、现象学“显现”的冲动。因此，“逻各斯”这个概念，不能单纯地从“词源学”角度去看待，甚至也不能单纯地从“概念史”的角度去看待，毋宁说，它应该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只有这样，其丰富的哲学内涵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成为哲学思考中一种隐而不显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逻各斯才一直“活”着，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章主要讨论逻各斯与叔本华哲学以及与尼采哲学的关系。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表象”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是开放的，是一个“汇集”的过程，是要求“对话”的——这与逻各斯的精神是符合的。人借助于这种对话使自己不断得以实现，同时又不断融为一体，由此进入“本体”的世界、“伦理”的世界。
尼采强调酒神精神、批评理性。但尼采所批评的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知性。因此，尼采的真正意图，恰恰是要回到那真正的理性——逻各斯，并建立一种源自逻各斯本身的伦理秩序和价值秩序。相应地，酒神精神就是回到逻各斯本身的途径。酒神精神通过音乐、悲剧、神话，实现着逻各斯所强调或隐含的“汇集”“思辨”“隐喻”等意谓——尼采用诗、用逻各斯自己的“语言”表达了逻各斯本身，把逻各斯的思辨因素与隐喻因素紧紧结合起来，以思辨的自否性与隐喻的联想性共同担负起不断开启“人”的“境域”的任务。
因此，酒神精神并非意味着一种非理性主义，而恰恰是向真正的理性、向逻各斯的回归。
第三章主要讨论逻各斯和柏格森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柏格森的形而上学以绵延为主题，以直觉为方法。柏格森意义上的直觉是一种逻各斯的、思辨的、理性的、自否性的对话。在这种直觉当中，绵延作为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得以保持自身。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以逻各斯为基础而实现的。因此，在柏格森的形而上学里包含着逻各斯精神。
第四章主要讨论逻各斯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关系。怀特海最终以与逻各斯“汇集”之义相通的“聚集”作为哲学起点，并由此起点发展出“解释”这一话语行为，亦即逻各斯的“话语”含义。
因此，可以说，怀特海的哲学在其起点的定位、方法的采用、性质的承诺以及对哲学目的与任务的确定上，均是围绕着逻各斯做出的。怀特海的哲学是以逻各斯为其核心的。
第五章主要讨论逻各斯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悬搁实际上是一个转向超越性的过程，也就是转向逻各斯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悬搁这种方法，是和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回到逻各斯而提出的。
所以，可以说，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是一种以逻各斯为起点和依据的理性方法论。
海德格尔晚期提出的Ereignis，“给出”了逻各斯意义上的时间，即曾在、当前和将来三者相互开放而统一的时间，是逻各斯精神的一种体现。
利科强调“隐喻”。隐喻性是逻各斯的一种内在本性。因此，利科哲学必然是围绕着逻各斯展开的。
利科把逻各斯表现为一种情节化的叙事过程，人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返回逻各斯，返回自身。人就是在这种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的统一中实现其逻各斯本性的。
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是一种本体式的东西，是一切意义的源泉，亦即逻各斯所要求的隐喻性。因此，梅洛·庞蒂的哲学中隐含着逻各斯的精神。
第六章主要讨论逻各斯与分析哲学的关系。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弗雷格持有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这导致了语言本有的隐喻性被忽视了，甚至被消除了。因此，弗雷格意义上的符号语言背离了逻各斯精神。而这同时也预示了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向逻各斯回归。
罗素的本体论立场也是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与此相关的是，罗素对语言的理解限制在“命题”上。但其晚期对语言的理解不再简单地限制在“命题”上，而是开始具有了从强调“命题”向强调“对话”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罗素的哲学开始具有了回到逻各斯意义上的语言观的态势与可能，也表明了罗素的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逐渐对逻各斯有所自觉的过程。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也是把语言只看作命题。但是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游戏”，强调语言在其使用中的意义增长，亦即指出了语言的根本特性——“开启性”。语言观的变化，暗中包含着本体论立场的转变，而这主要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这一概念上。生活形式是“必须接受的”。这意味着它只能是境域，只能是逻各斯。
在语言观与本体论立场这双重转变下，一方面，语言的逻各斯本性——思辨性、对话性、隐喻性，在“语言游戏”中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哲学的根本任务得到了澄清——那就是保持语言的思辨性、对话性、隐喻性，从而保持人的生命的逻各斯本性。
第七章主要讨论逻各斯与卡西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重点从卡西尔对语言本质的阐发入手，由此揭示其与逻各斯之间的关系。卡西尔强调语言的本质在于“对话”，这显然符合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卡西尔对语言对话性的把握，体现出了他对逻各斯的认同。正是以逻各斯为基础，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认识。因此，可以说，卡西尔的哲学是以逻各斯为基础，为指向的，通过对语言的逻各斯基础的展示，将“人”的逻各斯本质标明出来。
第八章讨论逻各斯与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早期的实用主义者，比如皮尔斯，具有较强的实在论色彩；这种色彩在莫里斯那里已经开始有所减弱，即表现出从实在论立场向逻各斯的一种回归。正是以此为基础，莫里斯才建立了具有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重维度的指号学体系，并建立了强调“情境”的伦理学和价值论。
向逻各斯的回归在新实用主义那里表现为普特南的内在论。这种内在论以逻各斯的无可怀疑性承诺了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以逻各斯的开放性承诺了真理的视角性。因此它既避免了实在论的立场及其所带来的符合论真理观，也避免了相对主义及其所带来的怀疑论。
新实用主义的另一代表内格尔非常强调理性。他对理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对逻各斯有所意识。以此为基础，内格尔指出了现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误区，那就是过度地强调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理性本身。内格尔对语言和理性的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回返逻各斯的一种表现，也是理性主义真正复兴的一种表现。
可见，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个从偏离逻各斯到回归逻各斯的过程，即存在着一个从实在论立场向逻各斯本身回归的过程。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们越来越向逻各斯靠拢、回归。无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靠拢，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回归，这一历史的痕迹与方向是清晰的。这表明了逻各斯在哲学中的不朽地位与勃勃生机。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认为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构成某种体系，而是在于实施某种教化。哲学之所以有教化能力，是因为哲学以逻各斯为基础，通过隐喻等方式使逻各斯的诸种内涵为人的思想所接受，从而使人的生活成为一种理性的生活。
可见，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逻各斯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