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向共和问题的讨论

《走向共和》，是2003年5—6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一部长达59集的电视连续剧。由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黄金时间播放，加上播放前、播放中的强力推荐，声称它是历史正剧，在SARS流行的时候，吸引了大批观众，获得了创纪录的收视率。

《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发表过一些意见。该剧的一位编剧说：“这部电视剧中所提到的中国经历的几大历史事件都是绝对真实的，毫无虚构。……所以这部电视剧才可以被人叫做历史正剧。最初策划这部电视剧时定的调子就是‘找出路’，不论是在野的在朝的，当时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22]该剧的总策划说：“ 不仅仅是李鸿章，包括慈禧、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严肃的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成果为依据，特别重视近20年的新成果、新结论。”这位总策划还说， 为什么要“走向共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大步走向共和。你问《走向共和》好在哪，我想第一，把这个戏的主题点出来了。第二，把戏的主线贯穿起来了。第三，它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在走，人们在读“走向共和”这四个字的时候，就是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向共和。虽然我们不主张历史剧干预现实，实际上以史为鉴是有意义的。我把它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23]。导演坦言：“《走向共和》是一部观点戏，为观众提供一种看历史的新的角度，观点抓住了，就一定引起争论。我们对那个时期主要历史人物新的诠释，对大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会带来冲击。但我们的理解都是有史料支撑的。”^[24]

这部电视剧号称历史正剧，实际上是编导们在随意玩弄拼接历史的“七巧板”，反映他们想象中的近代历史，试图牵着观众的鼻子走，不仅歪曲了近代的历史，也严重误导了观众，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影视创作上的反映。

“走向共和”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题材，如果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本可以拍出一部对观众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巨片。但是编导偏要挑战历史教科书，要“决胜”历史观，打出“人性”旗号，全面为近代历史翻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批评。有的网民评论：该剧在廓清历史真相的旗帜下，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其负面影响比公开申明是“戏说”的肥皂剧更甚。有的认为该剧隐喻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该剧用现代化史观代替了革命史观；有人指出它是基于洋务立场的解读，与阶级斗争史观针锋相对。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部电视剧创作的问题所在。

在这部电视连续剧播放过程中以及之后，一些历史学者发表了评论意见。主流评论意见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存在着歪曲历史事实，是以唯心史观指导的，冲击唯物史观的文艺代表作。我写过评论文章，对这部电视剧所反映的历史观做过分析。^[25]事后，中国史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文集。^[26]这里再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作些评论。

《走向共和》从洋务运动开篇，是告诉人们，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在走向共和了。命题似乎很新，但是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评价分歧很大。对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为此后中国的社会进步客观上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大家的认识是相近的。但是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却评价各异。分歧最大的有两种：一种认为洋务运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进步的运动；一种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所寻找的出路是避免清朝统治的灭亡。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比较激进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也只是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着眼，完全没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19世纪70—90年代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批评洋务派，恰恰是他们不注意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只注意“西艺”的皮毛。认为走向共和从洋务运动开始，是电视剧编导者的想象。

电视剧的一位编剧说：“如果这部电视剧定位是‘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那么我们的先辈就是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在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漫漫长途上，每一个探索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我在给主要人物如李鸿章、慈禧、光绪、张之洞、袁世凯、孙中山他们定位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这就是编剧给《走向共和》定下的基调。这一基调完全抛弃了最起码的阶级分析，把主张共和的革命派与反对共和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认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大家都在走向共和。在这样完全错误的历史认识指导下，编导者给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套上了“悲剧英雄”的光环，给予他们舞台的中心地位，加以歌颂；反过来却把真正主张并且努力实行共和的英雄孙中山等人进行了丑化。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电视剧凭空捏造了一些情节，试图说明孙中山等革命派与清朝统治阶级的大人物共商“共和”大计。最突出的是安排了孙中山会见李鸿章和宋教仁会见袁世凯。历史事实是：孙中山1894年夏游历天津，曾上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模仿西方国家，改良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认为这才是治国之大本，如果专搞“船坚炮利”，就是“舍本而图末”。孙中山希望通过清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官僚，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得到李鸿章接见，他的建议也根本不为李鸿章理睬。通过这次上书的挫折，以及对北京官场政治腐败的观察，孙中山才理解了改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才下了推翻清政府、根本改造社会的决心。他1894年11月在夏威夷创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随后又在会员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经表明了革命的志向。电视剧却设计了李鸿章在家里接待孙中山并侃侃而谈革命的情节，以烘托孙中山与李鸿章共倡共和的气氛。这是在捏造事实，误导观众。

1909年皇族内阁成立后，袁世凯被逐出京城，在河南安阳洹上村养“足疾”，这是事实，但是电视剧设计了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到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反正革命，卿卿我我，感情甚笃，好像是过从甚密的老朋友，这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我们知道宋教仁长期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大约1909年回到东北调查所谓“间岛问题”，写出了有关“间岛问题”的长篇报告，送交清政府。此事曾不为内外所理解，革命派内部认为他为清政府服务，日本认为他是奸细。此后他又返回日本，直到1911年1月回到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民立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历史上不曾有过宋教仁到洹上去拜访袁世凯这样的事情。

电视剧还安排了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专门去皇宫朝拜已经下台的皇帝的母亲隆裕太后的情节，只是在参与审片的有关学者的坚决主张下被删去。这个情节设计，与孙中山拜访李鸿章、宋教仁拜访袁世凯一起，意在说明在朝的、在野的，都在寻求共和的出路。这是根本违背历史真实的，这是历史上未曾发生、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艺术创作允许虚构，但应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是虽无记载但却可能发生的，是一种合理的推导。违背历史逻辑的虚构，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这部电视剧违背历史事实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在为了歌颂李鸿章而设计的一些重大情节上，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为了编导者们心中的历史，肆意编造和剪裁，哪里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腐败与落后，是中国社会难以进步的基本原因。这不仅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尤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程所证明。如果说近代中国走向共和是一部英雄史诗，那是对的，因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群众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腐败统治的斗争历程的确是一部英雄史诗。在近代中国，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政治势力创造的是走向共和的历史，帝国主义者、封建统治者创造的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反对共和的历史。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换一个说法，近代中国不同的阶级和集团是在寻找不同的出路，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出路。如果认为不论在野的在朝的都在为中国找出路，把“找出路”认为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出路，那是很大的错误。这是对历史发展完全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等革命派寻找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出路；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代表康、梁等寻找的是建立君主立宪那样的出路；封建统治者包括李鸿章、慈禧、光绪、袁世凯等人寻找的是如何维护统治又能有所改进那样的出路（即使在1905年开始的所谓预备立宪，统治者追求的也是在“皇位永固”前提下的立宪）；帝国主义者并不同意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意中国继续在颟顸的统治者底下维持统治，而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下，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一定引进，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需要。北洋军阀以及袁世凯的帝制行为是这种需要的反映。难道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与军阀混战和孙中山的护国、护法斗争都是在为中国寻找共同的出路吗？如果以这种逻辑推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寻找的都是共同的出路吗？不对的，他们寻找的是不同的出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绝对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策划者不仅把共和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而且认为共和是现在完成进行式，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还在走向共和。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共和。这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显然，这是把共和政治作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唯一追求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开创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进步的。这个共和国虽然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标榜，实际上遵循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不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已经过时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经过五十多年，我国已经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制度还需要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在走向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笼统地说，我们今天还在走向共和，要用共和来观照现实，透露出仍旧在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理想，思想还停留在辛亥革命那个时代。如果这个分析是准确的，那么，编导者、策划者究竟要通过电视剧把观众引到哪里去呢？究竟要观照什么样的现实呢？

就《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而言，它试图反映清末民初重大的历史事件，刻画一系列处在当时政治高层的最主要的历史人物。为了这一点，首先应该把握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或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力量逐渐增长，终于在甲午战败以后，迅速产生了两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公车上书”是其发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其终结；另一种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形成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早期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同盟会在内）为其发端，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清朝专制帝制结束为其结果。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几乎是同时起步，并先后登台演出过一出出历史活剧的。清朝专制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要人在内）对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是坚决反对的，是镇压的。这是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这段历史的本质。表现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既然以历史正剧相标榜，就不应该违背这个历史本质。

从反映历史本质来说，电视剧《走向共和》作为历史正剧是不成功的。任何历史著作或者文艺作品，不可能原样复原历史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根据经过鉴别的史料复原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撇开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去反映人的人性的一面，反映作为女人或者男人的一面，这对于后人认识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这个电视剧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人性的光辉的一面，反过来却揭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人性的另一面，尤其对孙中山，把他刻画成一个小丑、疯子、骗子，完全与历史本质相违背，与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个伟大人物的认识相反。按照《走向共和》的字面看，主角应该是孙中山，实际上孙中山变成了丑角，主角让位于孙中山等革命派革命的对象。这种艺术形象的颠倒，已经引起了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使得一些观众怀疑历史教科书的准确性。

《走向共和》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点的政论剧。它是编导者们心目中的近代史，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近代史，它是唯心史观影响下的文艺作品。为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解剖《走向共和》的创作思路，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