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西方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开斯特大学教授约翰·厄里（John Urry,1946—2016）认为，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机器是指那些放置在工厂内不为普通人所见的生产机器；而自蒸汽机进入人类生活后，这类机器才真正为人们的生活服务，而且人类的生活经验再也离不开它们。铁路与火车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种。在厄里看来，机器与人类生活经验发生密切关系，就是现代性[28]。

但这种密切关系并不代表铁路一定会带领人类驶往更加光明、进步的未来。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不但享受着工业的便利与速度，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创伤。他们不但要适应严格的铁路时间表，领略新的时空关系，在特殊的封闭式车厢中经历神经高度紧张的旅行，还要担忧频繁发生的铁路事故。19世纪60年代，“铁路休克”（railway shock）、铁路脊椎/铁路大脑（railway-spine/railway-brain）等提法即已被认可，大量的医学文献在探讨与铁路相关的恐惧与神经紧张[29]。人们发现，铁路旅行中哪怕是存在极小的、可能根本没有被意识到的震惊，都会让大脑疲倦、受损，更遑论造成死难伤亡的铁路撞车、脱轨事故。也正是从此时起，震惊与创伤在关于铁路的文化叙事中逐渐处在了核心地位[30]。

到了20世纪，弗洛伊德创造了“铁路焦虑”（railway anxiety）这个新的术语，用来指火车脱轨引发的恐惧和由于火车震动而激起的性冲动及其他相关的精神状态[31]。在探讨儿童性欲来源时，弗洛伊德认为，身体所经受的有节奏的机械性震动容易产生性兴奋，比如，人们经常会轻轻摇晃那些静不下来的孩子，使其慢慢地进入睡眠。对更大一点的孩子，火车的震动则产生了一种迷人的效果，这是一种“机器引发的兴奋”（mechanical excitations）。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弗洛伊德提出，男孩子们会对有关火车的事物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在他想象力最活跃的时候把这些事物当作性象征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男孩子，在他人生中都会有某个时刻想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乘马车长大的孩子则产生做车夫的欲望）。“乘火车旅行与性欲之间这种强迫性的联系，显然是来自于运动能产生快感这一特征。”而如果受到压抑，孩子对这种运动的喜爱就会变为相反，当他们成为少年或者成年人时，“他们会对晃动或者摇摆感到恶心，乘火车旅行会使他们筋疲力尽，或者他们会在旅途中产生焦虑，对乘火车感到恐惧，从而不让自己再重复这种痛苦的经历”[32]。弗洛伊德的这些说法或许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他的确为火车事故创伤或者铁路精神病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而且，弗洛伊德还将由火车事故造成的创伤拓展开来，进一步研究更具普世价值的创伤理论、歇斯底里现象，这在精神分析学史上是非常关键的。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作家，狄更斯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对火车的记录和评价。一些短篇小说，比如《飞行》（Flight,1851）、《两个懒学徒的漫游》（Lazy tour of two idle apprentices,1857）、《信号员》（The Signalman,1867），背景都跟铁路和火车相关，他的随笔集《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1836）以及他主持编辑的杂志，像《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1859）、《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1858—1870）里也有很多铁路故事、铁路诗歌以及关乎铁路政策与变化的文章。因而，对狄更斯作品进行研究的学者就会不可避免地关注到狄更斯与铁路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西方学界，关于狄更斯与铁路关系的研究已然是蔚为大观，以《狄更斯的世界》（The Dickens World,1965）[33]为代表。该书第五章“The Changing Scene”专门对狄更斯与铁路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铁路的出现促进了生产、消费和出版业，重组了当时的阶级关系。狄更斯不但看到了这些变化，他自己的作品也因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而得到了更快更广的传播。狄更斯还看到，铁路与火车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投资热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疯狂追逐。从这个视角出发，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英国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并且通过关注这种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影响，理解他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金钱关系的批判。

将火车真正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其中的著作首推德国文化研究学者、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1941—）的《铁轨之旅》（The Railway Journey,1980）。在这部奠基性的著作中，作者将铁路视为19世纪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和象征，认为蒸汽机车宣告了一个机械乌托邦的到来。施伊费尔布什提出，交通技术是社会改变的物质基础，这种时空组合体的变化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34]，正如火车，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理解铁路与火车的地位正是理解19世纪工业社会及其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的关键。这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既是对19世纪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的综合，比如，火车对旧有的时空关系、等级结构的改变，火车事故造成的创伤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他认为除了火车事故，火车的高速和人们在车上无力掌握自我命运的恐惧感也是造成精神创伤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创伤不论在工作人员还是在乘客身上都可能会发生。《铁轨之旅》还对比了美国铁路与英国铁路，从中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国民性差异。另外，对火车站这个“具有现代性的流动场所”与城市的关系也有精辟的阐释。可以说，该著作对此后的铁路文化研究及其他城市文化现象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由英国学者杰弗瑞·理查德（Jeffrey Richards,1945—）和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1943—）合著的《火车站：一段社会历史》（The Railway Station:A Social History,1986）就将研究集中于火车站这个现代意象，审视火车站在世界各国及其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火车站作为一个微观世界，两位作者从建筑、政治、经济出发，纵横跨越于文学、绘画、电影、历史等诸多领域，不但记录了各种复杂而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全景式地呈现了火车站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甚至包括它在暴力、犯罪和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书中饱含着对铁路与火车功能日衰的伤感情怀，努力歌颂火车在维多利亚时期给英国社会带来的激情、力量与骄傲。时至今日，英国仍然保留了一些蒸汽火车运行路线，供今人缅怀那个伟大的铁路时代。

在此之外，还有米歇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1950—）的《铁路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想象》（Railways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1999）。该书认为，铁路不仅改变了19世纪英国的地貌、金融与经济，同时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可以说，大至资本主义、无神论、地理学研究、达尔文主义、艺术创作，小至日常口语、儿童玩具、火车站的书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跟铁路的发展息息相关。换言之，铁路几乎改变了社会各个领域。作者以大量的故事、照片、地图、美术作品为例，证明维多利亚时期铁路在文学、艺术及国家的文化想象中的中心地位，认为铁路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隐喻，从而为理解、研究维多利亚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

19世纪的蒸汽铁路代表着现代性不间断的、强劲的发展态势。伊安·卡特（Ian Carter,1964—）将研究定位于蒸汽铁路对英国社会造成的文化影响，其著作《铁路与文化在英国：现代性的象征》（Railways and Culture in Britain:the Epitome of Modernity,2001）分为两部分：在“经典”部分中，他列出英国的威廉·特纳、狄更斯、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法国的左拉、莫奈、马奈和俄国的托尔斯泰，就这些作者或艺术家对铁路书写展开对比；在“非经典”部分，卡特针对一些学者批评英国虽然最早发明了火车，却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专门的铁路小说，而是主张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他从英国的通俗文学，比如恐怖小说、喜剧小说、卡通作品这些通常为人忽视的体裁，以及视觉艺术和电影作品中发现了大量有关铁路的讨论。

对一个国家而言，宏大的铁路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对统一路网的要求、对时空差异的协调、它与国家经济体系之间的再现与对应关系都表明它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这种现代性同样可以体现在文化经验、日常生活和人的思想意识中。《铁路与现代性：时间、空间与机器集成》（The Railway and Modernity:Time,Space and the Machine Ensemble,2007）的编者认为，铁路不应仅被视为一种交通系统，也不该只是作为现代性精神的一个浮动的能指，铁路的历史包含着丰富而矛盾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发生在一个复杂而不断演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35]。

而一提到德国，德国、犹太人和铁路的关系就不容回避。铁路运送数百万犹太人去集中营，这种同谋关系是现代性中最黑暗的一节，使以往将铁路与进步等同的文化乐观主义瞬间崩溃。铁路为流动的现代性带来了希望与惊恐，正是因为奥斯维辛，铁路成了助长法西斯和大屠杀的帮凶。不过，在《移动的现代性：德国人、犹太人和火车》（Mobile Modernity:Germans,Jews,Trains,2007）一书中，日耳曼语学者托德·普莱斯纳（Todd Presner）则以柏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Bahnhof）为例，思考铁路在重构德国犹太人的文化地理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性别政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女性与铁路：1850—1915》（Women and the Railway,1850—1915,2015）专注于女性对铁路速度、铁路时空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在旅途中独特的感官经验，该书是第一部在英国、欧洲与帝国语境中将铁路视为性别空间，并全面呈现女性与铁路关系史的研究著作。铁路为女性提供了空前便捷的出行机会，是极大的身体解放，也是对社会既定秩序、各种地理及心理、社会界限的僭越。不过对女性来说，铁路出行同时还造成了诸多内心的恐惧。作者安娜·黛丝波特普鲁（Anna Despotopoulou）区分了女性的身份差异，分别从乘客、观光客、殖民者等不同身份出发，借助小说、诗歌、新闻、随笔、油画等各种资料探析和再现女性的心理轨迹。在作者看来，火车不但是女性进行多种社会交往的敏感区域，也是性别、阶级与帝国意识形态的战场。

如果将蒸汽火车视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内燃机车和电力火车的取而代之以及汽车和飞机的产生，是否就意味着后现代的到来呢？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2000年提出，多样的流动方式已经将稳固、沉重的“工业现代性”（Industrial Modernity）转变为轻快、“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前者是一个以笨重的机车和大型远洋客轮为标志的时代，一种“越大越好”的现代性，一种“大就是力量，多即是成功”的现代性；后者迎来的则是飞机和网络表现出的轻巧、快捷的流动时代，因其轻巧而移动得更快，因其快捷而更加充满多变性[36]。鲍曼以塞纳特对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的评价来区分这两种现代性。创造了微软的比尔·盖茨“看来不会对某些东西深深地着迷。他的产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推出，然后同样迅速地消失，然而洛克菲勒却想着要长期地拥有油井、建筑物、机械或是铁路”。前者宁可“将自己置于可能性的网络中”，不断地变换、舍弃或毁灭，就像这样，“机车刚刚向前移动几步，铁路就被摧毁了，脚印就被消除得一干二净”[37]；而后者则必然要使铁路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延伸，更加稳固地占有所有可获取的领土或资源，征服空间是其最高目标，这就构成了一种在保守基础上的缓进。

或许要与鲍曼刻意区分开来，德国学者斯文·凯塞林（Sven Kesselring,1966—）认为，现代性经历了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转变（第二现代性这一术语来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38]）。在第一现代性，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是点到点的，单向性的，可度量、可观察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亦清晰可见，这种移动因此被认为是可引导、可控制的；而在第二现代性，空间的移动开始变得不可控制，变得非线性、非单向，或者说是多向性，大量的社会流动就发生在这个阶段。因此，现代社会逐渐由稳定性、可靠性，转变为流动性、非连续性。与此同时，以某一种范式性的交通方式为依托的单一的移动性，逐渐发展为多样性并存的社会移动性。在凯塞林看来，第一现代性的代表性交通工具是火车，第二现代性则以飞机和互联网为主宰，汽车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性交通工具[39]。这同时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弥漫着更多危机的现代社会，它的时空结构已经完全建立在大规模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有效性基础上。

由于这些交通方式的出现，空间的阻碍性似乎不再能限制对远方的涉足。约翰·厄里认为，“距离间的摩擦”（friction of distance）已经被克服了，他由此提出了在西方学界颇有影响力的“移动性转向”（the Mobility Turn）[40]。在提出这一转向之前，厄里首先赋予移动性以极为宽泛的所指，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种相互依存的移动性。

因为工作、闲暇、家庭生活、娱乐、搬迁和逃亡等原因进行的身体旅行，从日常通勤到永久的放逐都包括在内（corporeal mobility）;

物品向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理性移动，以及礼物和纪念品的发送与接收（movement of objects）;

由于地方与人物的图像出现在多种印刷与视觉媒介，人们对其产生想象中的旅行（imaginative mobility）;

在真实的时间进行的虚拟旅行，这种旅行跨越地理与社会距离（virtual mobility）;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留言、短信、信件、电报、电话、传真与移动电话而进行的社交式旅行（communicative mobility）。[41]

也就是说，人的外出旅游、生产运输、阅读与想象活动、虚拟空间旅行、通过电子手段进行交流等，都是移动性的表现形式。这就使移动性话题跨越了地理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界限，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课题。“移动性转向”的提出，改变了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格局，打通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文学等学科的界限，并且将不同的交通方式与复杂的社会经验结合起来。可以说，由于以约翰·厄里、斯文·凯塞林等为代表的学者坚持不懈地推动与研究，“移动性”一度成为西方学界的焦点话题。

在“移动性转向”的理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个体旅行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研究。《铁轨：铁路上的工作，娱乐与政治》（Train Tracks:Work,Play and Politics on the Railways,Gayle Letherby＆Gillian Reynolds,2005）从多重视角专门讨论了各式各样的火车旅行，从娱乐性的旅行者到铁路迷，再到铁路工作者以及通勤的上班族。作者认为，火车不仅仅是从 A地到 B地的交通方式，它是社会生活的表征，同时它还形成了独特的火车社会生活。作者思考了火车旅行体现出的个体政治和围绕铁路而发生的政治讨论。同时，该书还考察了音乐、电影、图书和艺术作品等文化媒介对火车的各种呈现方式，在作者看来，这些作品多传达出一种悲观倾向，即认为蒸汽火车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浪漫的火车旅行之结束。不过，作者认为这种悲观是不成立的。

关于交通工具与旅行的关系研究，更多的则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社会与文化地理》（Social＆Cultural Geography）、《移动性》（Mobilities）、《交通历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ies）、《环境与规划》（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D）、《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以及《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等地理学期刊上。这一方面体现出人文地理学界对交通工具作为文化现象的持久关注，这些研究成果理应激起同样关注文化研究的文学艺术学科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恰恰显示出唯有在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中，铁路这类文化现象才能得到反复的、深入的阐释。如奥维·洛夫格伦（OrvarLöfgren,1943—）的《移动与情感：学习成为一名火车旅行者》（Motion and Emotion:Learning to be a Railway Traveler,2008），分析了现代个体在火车旅行途中所需要的全部经验与技能。戴维·比瑟尔（David Bissell）也发表过不少关于火车旅行的论文，如《界定不同移动能力的顾客：在火车站面对的日常烦恼》（Conceptualising differently-mobile passengers:geographies of everyday encumbrance in the railway station,2009）。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在英国杜伦大学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移动的身体：火车旅行和移动的实践》（Mobile bodies:train travel and practices of movement,2009）。极其细致的人种志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理论范式、广博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这些文章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而且通过对很多人来说几乎是每日都会发生的火车旅行，从各个角度思考当代社会更自由、更多样的移动性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移动能力差异问题，证明了“每一种火车经验都有其象征性的目的”[42]。

由此，西方学界将关于火车的文化研究拓展到了更高的理论视角、更宽泛的研究范围，它可以是对一个时代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是现代性的标志性文化现象，也可以是一个人每天都要应对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