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元经济理论的困境与城乡经济均衡
二元经济理论由于能够较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出现的高速增长现象而“走红”一时，并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结构增长理论，但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的遗憾，以致用“陷入困境”来描述也不为过。这不只是由于在转折点的识别与判断上存在着歧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更重要的是在二元经济如何转化为一元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知识的空档和盲区，从而大大削弱了二元经济理论的应用价值。下面，我们将试图解决这些难题，以便能够为以后的城乡一体化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一 二元经济理论的困境与问题
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是二元经济理论应用中一个十分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但几乎从刘易斯提出二元结构理论以来，它就一直是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难题，常常会使人们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上陷入“论争纷纷”的困境。如果撇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定义本身太抽象，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易斯与费景汉、拉尼斯在转折点的界定上实际是存在歧义的。刘易斯将转折点（第二个拐点）定义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并且工资在经历了大幅度上升后“产品工资率WL/PQ是稳定的”[5]，即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是稳定的。其中的两个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农业与非农现代部门。很明显，刘易斯定义的拐点标志着二元经济已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元经济，而费景汉和拉尼斯定义的商业化拐点（第二个拐点）则得不出这一结论。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到生存工资水平时，并且农业生产的食物足以供养本国的全部人口，转折点就到来了。[6]与刘易斯不同，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定义转折点时强调了“农产品供求均衡”这一条件。在图1-1中，M1M2M是三条不断向右移动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品曲线；平均农业剩余AAS1、AAS2、AAS代表了三条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向左移动的短缺曲线，短缺曲线与生存工资IRW间的距离反映的是食物性农产品短缺的程度。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不断向右移，由M1到M2，再到M；而短缺点不断向左移，由L1到L2，再到L*。在L*点，M与AAS的交点达到生存工资的水平，此时商业化拐点与短缺点重合，费景汉和拉尼斯拐点就到来了（以后简称之为费—拉拐点）。也就是说，按照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定义，转折拐点的到来必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转移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M2-AAS2的位置，仅通过转移劳动力使农业的边际产品达到生存工资的水平，那么，不仅真正的转折点没有到来，而且还有可能陷入转型困境——主要是需求约束和就业问题中。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费景汉和拉尼斯定义的第二个拐点与刘易斯定义的第二个拐点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拐点之间相隔了一个转型区间；第二，按照刘易斯对第二个拐点的两种定义，即边际产品相等与劳动份额重新稳定下来所确定的两个拐点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它们之间也相隔了一个区间。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图1-1 短缺拐点与商业化拐点重合的过程
二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区间
刘易斯的定义是清楚的，它表示二元经济已经转化为一元经济。但费—拉拐点到来后，并不能表示二元经济已经转化为一元经济。也就是说，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达到生存工资水平后，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农业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与收入就相等了，二元经济就转化为一元经济了。费景汉和拉尼斯根据在拐点上总劳动力中工业所占的份额等于农业竞争性租金份额的原理，测算出“一旦劳动力再配置比例达到46%”[7]，费—拉拐点就到来了。而中国的实践可以提供证明，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劳动力转移、非农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化都远远没有完成，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仍有扩大的趋势，二元经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复杂化了。与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观点不同，托达罗（M.Todaro）旨在分析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模型是以假设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为前提的[8]，主要是为了分析在20世纪八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普遍存在严重失业问题的条件下，为什么农村劳动力还会向城市转移？这一事实本身也可以证明，费—拉拐点到来或剩余劳动力消失后，二元经济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转型阶段。
因此，在两个拐点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转型过程或阶段。这一转型阶段需要完成：（1）增加值的大幅度增长与再配置，直到劳动份额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2）农业制度与经营方式的转型，以消除产业间的二元结构；（3）劳动力的再配置、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
（一）增加值大幅度增长与再配置
费—拉拐点到来后，农业工资开始由市场的力量决定，其边际产品和工资产生了与城市产业趋于均衡的趋势，但这并不是说农业与城镇产业的工资差距会立即消失。均衡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又是非常曲折和漫长的。这主要是因为工资的上涨意味着以生存工资为基础的资本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种增加值配置格局被打破，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均衡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工资的上涨必须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进而又依赖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时农业工资的上涨也会推动非农工资的上涨，这又会给非农发展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直到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比如说10%以下，劳动份额在较高的水平上才有可能真正稳定下来，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品的均衡条件才会初步形成。由此可见，这一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转型涉及劳动份额上升的问题，刘易斯在定义拐点时考虑到了这一点。他选用了一些国家1961—1963年制造业的数据，通过比较高工业化国家与低工业化国家工资与薪金在增加值中的比重，来证明这一均衡过程所要达到的程度。从表1-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工资与薪金在增加值中的比重，低工业化国家一般只有20%多，而高工业化国家大多在50%以上，由前者上升到后者所需要的时间很长，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需要的时间长短还与国家大小、需要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外部环境等因素有关。一个较小的经济体需要的时间会短一些，如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需要的时间就会很长。
表1-1 一些国家制造业工资与薪金占增加值的比重（1961—1963）
（二）农业制度与经营方式的转型
在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中，所谓的二元经济主要是指生产和组织上的两个不对称性。生产上的不对称性指在生产要素的使用上，传统农业只使用土地和劳动，不使用资本；而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不使用土地。组织上的不对称性则是指商业化的现代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相对应，在组织原则上，现代部门服从市场化规律，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生产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传统农业则是服从“传统成规”，在收入分配上因遵守某种“分享”习俗和“补充性分配”[9]的成规而吸收了过多的劳动力。因此，二元经济要转化为一元经济，农业部门的转型与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是农业要完全实现商品化，因为传统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商品化程度太低。但农业商品化的难点是农民的农产品需求的商品化，不仅需要等到非农就业比重上升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而且农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也要达到很高的程度。其次，不仅生产要素要资本化，工资由市场决定，生产的目的也要转变为收入或利润的最大化。很显然，这一转型过程是相当艰难的。它不仅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资源的再配置，需要建立能够保证规模经济的资本供给和农村金融体系，而且农业生产者要转化为能够独立发展而又完全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也需要一个过程。考虑到农业转型的复杂性，费—拉拐点不能代表二元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便是显而易见的。[10]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一转型过程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政策的介入是转型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及时推动土地改革甚至是一个必要条件。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实践可以为此提供充分的证据。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转型成功都是以土地改革为前提的。再如，俄罗斯在1993—2002年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其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此后转型也得到顺利推进。2000年俄罗斯农业就业占比是14.2%，人均国民收入仅有1710美元；2010年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7.8%，人均国民收入是9980美元。2014年其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13210美元，首次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标准是12616美元以上）。相反的案例也不少，如曾经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农业发展滞后拖了转型的后腿，是公认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泰国，农业发展缓慢甚至是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巴西也很具有代表性，少数大地主占有了过多的土地，使土地改革进程缓慢，整个国家饱受了转型的磨难，而在1995年后土地改革的明显推进，又使转型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期。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费景汉和拉尼斯将日本的商业化拐点定为1917年[11]，因为此后日本工资出现了快速上升；而刘易斯将其定为1970年左右，依据是此后日本的劳动份额或利润份额才趋于稳定。[12]这一事实除了说明他们对拐点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以外，还佐证了在这两个拐点之间存在一个转型阶段。实际上，日本的转型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断，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广泛存在的寄生地主制度压制了农业的发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在美国驻军的督促下，日本才于1946—1949年进行了以“消灭寄生地主、培育自耕农”为主的土地改革，从而为转型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考察世界各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工业能够较快发展的前提下，对传统农业只要采取一些改革或刺激措施，一般都能够使农业发展到费—拉拐点的水平；而要完成二元经济的转型，不进行彻底的农业改革，可以说是没有可能性的。在以后有关章节里，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农业发展在转型中的作用，以期证明这一论点。
（三）劳动力的再配置、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
费—拉拐点到来后，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失只是表示一种界限。它是指在农业劳动力配置进入L*（如图1-1所示）点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达到了生存工资的水平，边际产品低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消失了。这样一来，此后再进行的劳动力转移就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是“有效劳动力”或失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再配置。这一拐点的含义是农业工资开始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劳动力转移将遵循新的规则，增长方式也开始转变了。由于在之前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资长期被压制在生存工资的水平，而以廉价工资为基础的超额利润使资本权益收入获得了快速增长，从而使劳动与资本在报酬分配上形成了一种扭曲状态。一般来说，这通常会促使工资在拐点到来后出现一个补偿性的上升过程。先是农业工资的上升，农业工资的上升又会推动工业工资的上升，或迟或早，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也开始上升。其实，如果从劳动与资本的配置关系上看，费—拉拐点的到来标志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短缺状态消失了，均衡关系的这种逆转必然会使劳动份额进入一个上升阶段。因此，劳动份额开始上升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既然费—拉拐点的到来只是标志着劳动力转移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劳动力转移何时会完成？由于此后的劳动力转移必须服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要基本上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非农就业比重至少要达到90%以上，也就是农业的就业比重要降到10%以下，此后劳动份额才能最终稳定下来。表1-2和图1-2是同样的数据、不同的表述形式，它们可以为这一论点提供证据。从图1-2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型程度与劳动份额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当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时，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收敛于50%左右；而在此之前，劳动份额会有一个较快的上升期，如波兰和墨西哥。郝枫借助荷兰、瑞典和美国的数据分析了劳动份额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非农就业比重达90%后，或产值达95%以后，劳动份额达到长期均衡水平。[13]
表1-2 主要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与劳动份额（2010）
图1-2 农业就业比与劳动份额的相关性（2010）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11）。
费—拉拐点到来后，劳动力转移不再是在稳定的工资下进行的，而是在工资不断上升的条件下进行的，劳动力转移也就自然比以前困难多了。一方面，农业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会遇到诸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及时地吸纳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非农产业又需要保持持续发展，而这又是在工资不断上涨的条件下必须完成的。因此，在这一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农产业吸收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的持续进行和由此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是推动转型能够顺利进行的十分关键的条件。如果这一过程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如农业发展滞后，或者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过低，甚至是劳动力供求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都会使转型过程陷于困境。
最后，费—拉拐点的到来又标志着劳动力市场一元化进程开始起航，它至少要实现社会保障基本一致、劳动者的身份差异完全消失，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和转移、工资趋同等。这一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仅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影响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就足以说明费—拉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四）转型区间的界定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为一元经济是一个区间，而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拐点，并且这一转型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费—拉拐点是这一转型期的起点。之所以把费—拉拐点界定为转型的起点，不仅仅是因为它标志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还因为在劳动力转移这一关节点上，农业部门的经济租金份额[14]等于工业、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它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农产品的一半左右是用于交换工业与服务产品的，源于农业的消费需求增长已成为资本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以税收、地租或者价格差的形式去压制农业工资以增加资本积累，与通过交换获得相应数量的农产品相比，越来越得不偿失了，除非农产品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对于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拐点通常会被推迟，农民问题也有可能表现得异常突出）。这样一来，不仅压制农业工资的原因和动机同时消失了，而且无论是对于调节、引导农业生产来说，还是就更好地满足非农部门的农产品需求而言，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都是更有效的。这通常也是农业政策由获取农业剩余转向支持农业发展的转折点。[15]因此，这一转折点到来后，无论是从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与资本关系逆转的角度看，还是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看，工资都应上涨。与费—拉拐点不同，刘易斯的定义表明二元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尤其是他的“劳动份额已经趋于稳定”这一标志，实际上是“劳动与资本在报酬分配上进入新的均衡状态”的同一表述。于是，如果不把这一转型看成一个区间，而是看成一个拐点，并把剩余劳动力消失或转型已经完成与两个拐点中的任何一个相联系，就很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例如，按照费—拉拐点的定义，如果认为这时二元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就与实际相差太远了；同样，如果把剩余劳动力的消失与刘易斯界定的拐点联系在一起，说剩余劳动力消失后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就漏掉了转型阶段。
此外，在“拐点”上容易使人们受到困扰的还有“虚假拐点”问题。例如，一个国家忽略了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率和短缺点处M2—AAS2（如图1-1）的位置，仅通过劳动力转移或外流使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达到了制度工资的水平，这时的拐点就是“虚假拐点”。这种“虚假拐点”的形成有两条路径：一是一国为了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非农产业，从农业中转移了大量劳动力而形成的；另一是由于在农业中简单地推行资本主义化或者长期忽视农业发展而使农业衰败，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被迫流入城市而形成的。这两种类型都是在为本国提供食物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大的条件下，由于过度地从农业中抽走劳动力而使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达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它们均会使转型陷入某种困境。一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城市贫困人口；另一种则是从表面上看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吸纳干净，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和需求增长不足会使转型受阻，如“荷兰病”型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就是由于这一原因引起的。以“虚假拐点”的形式进入转型这种形态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大多数转型受挫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
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区间，而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点”，这在学术界已有共识。但在区间的划分上，有一种观点建议将费景汉和拉尼斯界定的短缺点和商业化拐点分别看成是它的起点和终点[16]，这是不科学的。因为短缺点到来后农业中仍然存在着隐性剩余劳动力，虽然农产品的短缺会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业工资的暂时上涨，但剩余劳动力压制农业工资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二元经济的运行逻辑也没有发生变化。再说，短缺点和商业化拐点是动态的，都会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移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越低，短缺点到来的就越早。例如，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中国在1959—1962年就触及短缺点，从而造成了食物危机。[17]比如说，一个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在农业劳动力仍占70%水平时短缺点就到来了，但后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使短缺点又推后到农业劳动力占50%的水平，那么，在总劳动力中就有20%原来的隐性剩余劳动力，现在成了显性剩余劳动力，拐点又没有到来。因此，将短缺点定义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起点是不合适的，它只是二元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点位，尽管这一点位有其重要含义，却不能起到标识转型已经开始的作用。实际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短缺点，主要是为了强调此拐点到来后农业技术变迁已成为二元经济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就会陷入农产品短缺陷阱。
我们建议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作为一个区间，是因为它太重要了。一个国家进入转型阶段后，在许多方面都很容易出现问题，从而使转型过程陷入困境。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这一阶段可能出现的各种困境的一种概括性的表述。而这正好是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知识空档，它没有告诉人们二元经济是如何转化为一元经济的，其中又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障碍。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进入转型阶段，要想对中国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是一种难得的分析结构。
三 一元经济与城乡一体化下的城乡经济均衡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刘易斯有关第二个拐点的两种定义所确定的拐点不会同时出现，即边际产品相等与劳动份额最终稳定下来所确定的两个拐点之间也相隔了一个区间。值得注意的是，刘易斯所指的新古典体系的一元化经济下的农业与非农产业间劳动的边际产品均衡是一种不完全的均衡，或者是具有局限性的均衡，其边际产品只是相接近，城乡收入仍然存在差距。这一特点可以通过考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得到验证。比如，美国是在1954—1960年完成一元经济转型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非农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业居民的2倍，直到70年代其城乡收入才趋于大体均衡。[18]在新古典体系的一元化经济下，农业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存在差距，城市工资明显高于农业工资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地区间劳动效率差异的影响。早期的经济学在谈到边际产品均衡时，使用的是边际劳动的时间产品，即周、月或年产品。[19]而马歇尔在分析工资边际均衡时引入了竞争因素，认为竞争有使时间工资与工人效率呈正比的趋势，于是，“在平均效率不等的两个地区，竞争使周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等”。[20]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如果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集聚经济水平差异使它们形成明显的劳动效率差异，那么，竞争就会使它们的边际产品和工资趋于不等，其差额趋于反映平均效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农业与城市产业因集聚水平的差异而使其劳动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那么，两个地区间劳动的边际产品就会趋于保持一个差额，所谓的边际均衡就是不完全的。
二是城乡间的公共产品和生活条件差距通过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和配置所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分析中，边际产品的均衡是以完全自由的劳动力流动为假设前提的。但在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通常仅把工资差距看成是引导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也就是劳动者不断从低工资的行业、地区流向高工资的行业和地区促成了边际产品的均衡。而实际上，地区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差距也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尤其是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原因主要是较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意味着同等收入能够转化为更大的消费效用。因此，即使假设农业工资与城市工资相等，如果城乡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劳动力也会普遍倾向于流向城市；与此同时，如果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只能吸纳总劳动力中的一部分，就必然会在劳动力流动上形成“供需”矛盾。这种“供需”矛盾一方面会使城市在劳动力的吸纳上形成一种择优选择模式，从而使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配置上产生系统性的差距。另一方面，这种“供需”矛盾又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制度上形成或强化一些隔离城乡的因素，从而使城乡间的劳动力差距得到固化。如城市住房租金和房价会上涨，或者是某种制度租金等。这会使城市居民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扩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在二元经济时期，由于不断的劳动力转移，城乡劳动力在质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新古典体系的一元经济下，只要在公共产品供给和生活条件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差距，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异就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边际产品均衡也必然包含一个相应的差额。
因此，二元经济被新古典体系的一元经济取代以后，农业与城市产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均衡，只能是近似均衡或有局限性的均衡，从而使城乡收入仍然存在着差距。在新古典的一元经济下仍然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说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英国学者Timothy J.Hatton对1982—2000年英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给出了三点解释：（1）城乡失业率性质的不同会导致城乡工资差距，主要指农业失业是季节性的，而城市失业会受贸易的影响；（2）家庭成员在城市就业可能性的大小是潜在的影响因素；（3）空间职位在地区间的流动（指边远地区的农民移向城市周边、城市周边的农民又移向城市）会扩散劳动力市场的效应，对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他认为，工资差距会趋于稳定，原因是迁移会阻止工资差距急剧扩大或趋同。[21]美国学者Hunt（2005）对美国在20世纪前半期所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给出的解释是，迁移对工资差距的侵蚀作用会被一种强大的劳动力供求控制力量所抵消，但对于这种控制力量是如何产生的，他没有做出解释，只是把它看成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惯性”。[22]
由此可见，要实现城乡经济的真正均衡，在一元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城乡集聚经济收益差距过大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等方面的问题，均衡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推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从一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仍然需要经历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优化产业集聚结构、使农业与城市产业的集聚经济收益大体趋于均衡，并通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城乡均等化、空间结构优化使城乡消费效用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城乡间形成了双向人口自由流动，这样真正的边际产品均衡才能实现，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城乡经济均衡，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