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乡一体化”的科学解读

一 问题的提出

“城乡一体化”是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与乡在制度与体制层面上的二元分割现象所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近40年来，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尽管各种“城乡一体化”观点的内容存在差异，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希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美好祈求。^[1]其主要缺陷是对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再到城乡一体化的客观演化过程的研究不到位，从而形成了认识上的短板。对于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在认识上明确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一个“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一转型阶段，产业间的效率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存在具有客观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简单地推行所谓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只能适得其反，不是抑制了经济发展，就是反而加剧了城乡差距。同时大量的实践也证明，即使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差距过大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在转型时期采取一定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与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其直接的目标并不是“一体化”，而是尽可能地采取一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尽快地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完成了经济的一元化后，直接的目标才是“一体化”。

像“城乡一体化”这样的有关未来社会城乡关系形态的大问题，深刻的而不是表面化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的系统分析。

二 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

尽管国内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具有本土化的特点，但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与其他经济体间存在着共性是毫无疑问的。即中国的二元经济、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再到城乡一体化，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间存在着共性。强调共性并不是否认个性或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个性和特殊性。中国的二元经济当然具有特殊性，比如户籍制度、特殊的二元土地制度、人多地少，而且人口规模世界第一，这些都会给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带来极大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实际上是在挑战人类社会转型的极限。但社会科学或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借助于抽象力，从差异性的对象中抽象出一般性、共性的东西，然后借此构建一定的逻辑结构，再用于分析特殊性和个性。比如二元经济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刘易斯将其界定为组织与生产的不对称性是十分恰当的。工业部门先天就是一个商品化的部门，而农业最初总是自给自足的，或者说其商品性是后天的，是外生的规定性。商品化的工业部门与资本相结合，其劳动生产率高于不使用资本的农业部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直观地看，农业不使用资本的假设不完全符合实际，但正是这一假设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在增长方式上的差别。这样，一个使用资本，另一个不使用资本；一个是服从边际利润相等、工资决定于边际产品的完全商业化部门，另一个是用某种传统方式组织的部门，这就是二元经济。而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并不是二元经济的必要构成要件，只是一个外生规定性，它通常表现为传统社会生产要素间的矛盾被积累的一种结果。一个二元经济体也可以不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由于圈地运动在工业革命之前和之中将大量农民赶出农业，或者迫使其移民，这一规定对英国来说就是不适合的；同样，对一些缺乏男性劳动力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不适合的。刘易斯依托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认为存在着一个工资稳定的二元经济阶段，这一观点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不过，不依赖剩余劳动力，仅仅依据资本积累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资本积累也要求抑制工资的增长来假设存在着一个工资稳定的二元经济阶段，也是能够成立的。实际上，刘易斯本人也强调他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不适用于英国，同时又认为英国存在过一个工资稳定的阶段。^[2]

二元经济作为一种抽象形态，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没有经济体能逾越这一发展阶段。比如，尽管英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是发展最早的，也是发展程度最高的^[3]，然而，它不但存在着一个工资稳定的二元经济阶段，而且其二元经济的转型也是相当残酷的，恩格斯在1842—1945年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中描述的就是转型时期的英国农民工现状。^[4]也可以这样来思考：为什么二元经济不可避免？简单地说，其原因是一个农业社会要发展为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期间必然要经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持续又是以城乡间存在收入差距为条件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劳动力与农村居民的转移任务尚未完成，二元经济就是必要的，即以劳动生产率差距为基础的农业与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收入差距，是转型能够持续进行的关键性条件。这一关键性的条件，无论是刘易斯、费景汉与拉尼斯，还是乔根森等都把它作为其模型的先决条件。对此可以提供的解释是：这一关键性条件是以农业的不完全商品性和资本使用的低水平为基础的，而要消除这一基础，只有在产业结构转型基本完成后才是可能的。从分配角度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二元经济之初或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与资本在报酬分配上会形成一种以超额利润为特征的均衡关系，随着工资和劳动份额的上升，这种均衡关系被打破了，此后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劳动份额最终又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重新稳定下来。此时，农业劳动者与城市职业者的收入趋于均衡的条件才大体具备。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劳动份额最终稳定下来的条件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完成。在这里，劳动份额最终稳定下来所反映的是，结构性增长已经让位于均衡增长。上述逻辑关系的推演只不过表明，农业劳动者与城市职业者的收入趋于均衡至少是以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为条件的。

一元经济并不等于城乡一体化，后者是在一元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级的城乡关系形态。其基本含义是指农业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上是等同的、没有差别的，是以人为本的城乡关系的一元化、一体化。在城乡一体化下由于人口已经实现了双向自由流动并形成了均衡，一部分居民的城乡身份是不确定的：他们或者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农村，或者工作在农村、居住在城市，也可能是一段时间生活与工作在农村，另一段时间又生活与工作在城市。即城乡身份已不再具有原来的特定含义，一元经济尚达不到这种水平。不仅如此，推动一元经济得以形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也表现得异常突出，不仅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对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侵害越演越烈，还有诸如贫困人口、社会收入差距、公共安全与秩序、社会公平等问题，因此，从一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也需要经历一个发展阶段。

三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形态，包含了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达到了相对和谐状态的规定性。这首先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人类所能生产的财富也相当丰富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活环境，如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宽广的室外活动空间，婀娜多姿的山川、河流等美丽景色，具有了不断增长的使用价值和效用值，从而使治理、修复环境具有了生产性。也就是说，治理一条河流同生产美酒、粮食一样，也是为人们提供具有使用价值和效用值产品的生产性活动。治理与修复环境的生产性，还可以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维护和资源财富持有量的维持的角度来理解。最典型的例子是土地被污染会降低食品的生产能力，而水资源被污染不仅会大大提高“水”的生产成本，而且有可能引发水资源危机。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一个规定性，主要源于前一种“生产性”。这是因为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人们基本需求的满足有了保障，较高层次的需求，如优美自然环境的获得、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等上升为主要需求，如何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成了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

四 多学科的分析框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需要经历两个转型阶段，即从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再从一元经济发展为城乡一体化。尤其是前一个转型，不仅在整个过程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地位，而且对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首先借助于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二元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的成果，对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过程做出系统的分析，借以抽象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然后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些发达国家至少已经进入一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阶段。其次，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又是与城市化结伴而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空间结构的优化过程。因此，注重运用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学的方法去分析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就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站在二元经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展望富有而又充满现代化色彩的城乡一体化王国是极其困难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尽量减少偏见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