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评论
一 开发前十年的成效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专家对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和退耕还林（还草）等西部大开发的五大标志性工程的实施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1]。其中，孙久文课题组详细研究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区域效应，认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区域效应十分显著，改善了受水地区投资环境，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缩小了地区差距；拉动了就业；加快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中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其中西线工程调水存在水利设施建设补偿的风险、工程投入的风险、水量分配的风险、水价上涨的风险、工程占地和非自愿移民的风险等经济发展风险，存在水资源污染、疾病传播可能、土壤盐井化、水土流失加剧、生物物种迁移、引发地质灾害、局部环境破坏等生态环境风险。叶裕民课题组详细研究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区域效应，认为西气东输工程带动了输出地工业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提升了当地的工业化水平，但拉动就业并不突出，相关工业的带动力不足；西气东输工程带动了输入地的原材料产业和装备产业的发展，改善了输入地的能源结构，保障了能源安全，改善了环境质量，带动了石化产业和能源质量要求较高产业的发展。陈秀山课题组详细研究了西电东送工程的区域效应，认为在能源效应方面对西部输出地的能源生产及相关部门带来的效益值得肯定，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输出地自身的电力供给，而未来一旦输入地电力需求减少，输出地则会面临电力供给大量过剩的问题；在经济效应方面，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对拉动西部输出地投资、扩大就业。促进其他行业发展，增加公私部门的收入、调节收入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等具有积极贡献，西电对降低东部电力输入地能源消费成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发展层次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张可云课题组详细研究了青藏铁路工程的区域效应，认为青藏铁路的国民经济效益非常明显，给沿线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节约效益，最主要的是客货成本的降低带来成本节约，提高了运输质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人流、物流、商流，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给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青藏铁路在环境方面的影响是双方面的，铁路作为高效率、低消耗、低污染的运输工具，可缓解公路运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而作为生态脆弱的青藏高原，修建铁路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侯景新、付晓东课题组详细研究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区域效应，认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十分突出，但鉴于定量分析方法的不足，难以确切测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不仅对退耕区的生产总值、年度收入和经济结构调整有直接影响，而且还促进了退耕区的集约经营水平的提高、政策制度的健全、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投资环境的改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还具有明显改善京津地区生态环境和减轻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区域连锁效应。江世银从增强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的长效机制出发，系统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政策成效及问题，提出了优化支出结构、完善金融服务、改善投资环境、完善社会服务、提高科技含量、完善立法和健全法律保障机制。以及增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8个方面的对策建议[2]。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从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一部国家西部开发报告，详细总结前一年西部开发的项目及其成效，其中2011年国家西部开发报告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特色优势产业、社会事业、民族地区发展、人才开发、改革开放、政策措施等10个方面对西部大开发十年成效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认为：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实现了大跨越，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0年累计新开工重点项目120项，投资总规模2.2万亿元，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先后启动的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使水土流失减少，风沙危害减轻，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等重点流域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得到加强；特色优势产业方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明显，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事业方面，实施了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城乡和区域社会事业发展差距明显缩小，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在民族地区发展方面，通过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显著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迎来了经济发展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实惠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人才开发方面，通过一系列人才政策，西部地区人才总量有所增加，人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人才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和体制机制得到较大改善，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方面逐步形成了富有生机活力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政策措施方面，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意见、政策措施和中长期规划，并通过规划指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人才交流等方面的不断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确保了西部大开发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完成。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对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及其具体项目成效的经验分析已经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我们从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出发，集中探讨西部大开发的资本积累效应。
二 资本积累测算方法
学界对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探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实物资本积累的测算
实物资本不仅包括生产机械、建筑工地、厂房，还包括港口码头、道路、运输工具甚至包括医用设施设备、教学楼、教学使用计算机等，几乎完成每项工作都需要实物资本，供劳动者使用的实物资本越来越多，产品的输出量和质量也会更多更好。
1.实物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实物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主要有：（1）永续盘存法。其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三个步骤：一是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二是各年资本流量的确定；三是用基年的资本存量加上各年资本流量的数值，即得到最终总实物资本存量[3]。（2）资本价格租赁度量法。它是永续盘存法的升级版，此方法中引入了资本服务租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并提出了资本存量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折旧问题，该方法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永续盘存法的功能，但是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又由于不同的国家对数据的掌握情况不同，因此不可能统一采用这种处理方法[4]。（3）生产函数法。即产出减消费（或是储蓄率与产出的乘积）等于资本存量投资[5]，它需要对变量和函数稳定性进行假设，并且存在循环估算的问题，所以一般不采用此方法。
这些测算方法中，永续盘存法使用最多，其公式为：
其中，i为地区，t为年份。上式一共涉及4个变量：（1）确定基年资本存量K；（2）确定各年投资流量I；（3）构造投资价格指数对投资流量进行平减；（4）确定折旧率δ。
（1）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国内相关研究大部分选取1952年或1978年作为基准年，年度越往前计算的结果越准确[6][7][8]。以积累数据为基础，首先估算出生产性资产价值以及居住房屋的价值，然后根据居住房屋价值与非生产性资产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出该年的非生产性资产的总价值，最后用总的生产性资产量加上总的非生产性资产量就得到该年的最终资本存量[9]。有的直接采用固定资产存量作为实物资本存量的衡量标准[10][11]。
（2）各年投资流量的处理。首先是对折旧的处理：①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磨损情况各不相同，同时技术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资本的折旧程度，所以为了回避这个复杂问题，有的学者选择直接忽略折旧。②选取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在资料不详细或者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很难对每一种资本都设定准确的折旧率，因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折旧率，这个折旧率要尽可能地接近每种资本的折旧标准[12]。③直接用固定资产折旧率代替资本折旧率，用折旧率与固定资本存量的乘积就是资本的折旧额[13]。
其次是对资本流量数据的选取：①选用积累额为依据[14][15][16]。积累额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这两方面积累同时又包括生产性资产积累和非生产性资产积累，积累额数值和净投资流量的数值比较接近并且较容易获得。②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7]。它包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③选用资本形成总额[18][19][20][21][22]。这个数据可以直接从国家统计年鉴上获取，方便简洁不易出错。④选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的投资流量[23]。新增固定资产主要就是指通过投资活动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价值，所以很适合作为资本流量的衡量指标。
最后是对投资流量进行不变价格的核算。不变价格核算指标的选取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形成指数或者是固定资本形成指数；二是积累价格指数或者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张军扩[24]、贺菊煌[25]、何枫[26]采用的是第一种指标，1995年之前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之后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关于第二种方法，价格指数数据相对较难获得，Chow[27]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自己估算出了隐含积累价格指数序列，谢千里[28]直接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代替投资价格指数，Jefferson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加权计算得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3）相加获得最终实物资本存量值。在基年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逐年累加各年的投资流量，即可得到每年的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中对折旧率的设定和投资流量的计算，选择的假设和处理方法不同，最终的计算结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虽然用该方法估算实物资本存量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它依旧是目前测算资本存量的主流方法，相比其他的方法更可靠，所以我们在进行实物资本存量测算时将继续选用永续盘存法。
2.实物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
影响实物资本积累的因素主要有：（1）投资。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我国的实物资本得以快速积累的关键，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和金融融资都是通过直接改变投资来影响资本的积累[29][30]；而金融部门是将资金转化为投资而对资本积累产生作用[31]；另外，不同的融资模式下的股市融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我国的融资模式主要有审批制融资模式和核准制融资模式，核准制下的股市融资对我国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32]。（2）地区生产总值。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生产总值之间大致呈线性关系，在人均生产总值较高的东部，其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也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资本增长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也相对较慢[33][34]。（3）城市化。处于城市化后期的样本城市投资额变化幅度较大，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也较大，即处于城市化五期的样本城市其投资额变化幅度比处于二、三、四期的样本城市的投资额变化幅度大[35]。
（二）人力资本积累的测算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人力资本的概念首次正式由美国学者沃尔什（J.R.Walsh）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能力（包括知识和技能），它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将这种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力做了进一步补充，不仅包括知识和技术，还包括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等。2001年，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对人力资本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人力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的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36]。
我国学者郭立新从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高智力和高技能进行定义[37]；而张帆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了阐述，狭义的人力资本是指对劳动者进行的教育、健康和科研的投资，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抚养费等成本[38]；秦元芳从支出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义，他认为人力资本是花费在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开支所形成的资本[39]。
1.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
目前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主要有收入法（未来收益法）、投资法（积累成本法）和教育指标法（教育年限法）。
（1）收入法。收入法的前提假设条件是：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越高其收入越高，然后用高收入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高人力资本—高收入—高人力资本投资—高人力资本。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Farr）就采用收入法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40]。后来以法尔方法为依据，达布林和洛特卡（Dublin and Lotka）计算出某年个体的人力资本价值，建立如下公式：
式中，i为市场利率；Ex为x年的就业率；Pa，x为个体从某年存活到x岁的概率；yx是从x岁到x+1岁每年获得的收入；Cx为维持生活的成本。后来又引入存货概率、就业率等数据，卫斯布罗德（Weisbroad）将达布林和洛特卡（Dublin and Lotka）公式修改为：
式中假定正常的退休年龄为75岁，其中，Va表示年龄为a的个体的预期收入现值；Pa，x表示个体在a到x岁之间的存活概率；Wx表示年龄为x的人口的就业率；Yx表示年龄为x的人口的平均收入；r表示当时的贴现率。另外，还假定年龄为x的人经过n年后获得的收入等于年龄为n+x人当年的收入。格雷厄姆和韦伯（Graham and Webb）在卫斯布罗德（Weisbrod）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增长率和教育因素，将计算公式修改为：
式中，
表示包含在i分类里的所有个体，在年龄x的时候一生中所获得的总劳动收入的现值；
和
分别是收入为第k年、第i类型的经济增长率和利率。
乔根森和弗劳梅尼[41][42]在格雷厄姆和韦伯的基础上，研究出了一种全面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并按性别、教育、年龄将美国人口进行分类，估算了美国所有个体各类人力资本存量情况，他还假设一个劳动者在生命周期内的总收入等于该劳动者当年的总收入加上生命周期内其他年份收入的现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y，s，a，e表示年龄y、性别s、年纪a、教育水平e的个体的年度收入；sry，s，a+1表示该个体多存活一年的概率；senry+1，s，a，e表示升学率。后来奥赖斯（Ahlroth）和韦（Wei）分别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修正，然后分别用自己修正后的方法计算出了瑞士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澳大利亚的人力资本的存量。
李海峥等人在乔根森和弗劳梅尼的基础上，对终身收入法进行了改进，将人力资本分为五个年龄段[43]，分别为：工作阶段[25—男59岁（或女54岁）]，即只工作，不学习；可能上学或工作（16—24岁）；上学而没有工作（6—15岁）；既不上学也不工作（0—5岁）。这五个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公式为：miy，s，a，e=0，同样，s，y，a，e分别表示性别、年份、年龄和所处教育层次，mi表示该劳动者的终身收入；
第二阶段公式为：
，并且，sry+1，s，a+1是能够生存的概率，ymiy，s，a，e表示该组某年的收入，G表述实际收入的增长率，R表示贴现率
表示存活到下一年所获得收入的贴现值；
第三阶段公式为：
其中senr是能够升上上一级学校的概率；
第四阶段公式为：
第五阶段公式为：
式中，Ly，s，a，e表示性别为s，在y年，年龄为a，教育水平为e的人口的数量。后来他们假定一个国家所有人口的预期终身总收入为MI（y），建立新的人力资本存量测算公式为：
，然后他们用这个公式计算出了1985—2007年中国各年度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各年的人力资本总量。
（2）成本法。成本法就是根据人力资本投入成本的多少进行计算。恩格尔（Engel，1883）提出用未成年人的养育成本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大小。我国学者周天勇[44]，沈利生、朱运法[45]，钱雪亚、刘杰[46]等也是采用成本法对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行测算。约翰·W.肯德里克 [47]是在成本法的基础上引入永续盘存法，他先把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进行累计，然后减去人力资本存量的折旧额，最终就得到实际的人力资本存量。其公式为：
式中，Ht-1表示过去一年的资本存量；δ表示选取的折旧率；It表示新增的资本。国内学者张帆[48]、钱雪亚[49]、焦斌龙[50]等都采用过此方法。
（3）教育指标法。它是最直接的方法，即选取一个适当的指标表示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这个指标就可以直接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衡量指标，常用的教育指标有：劳动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6岁及6岁以上文盲人口比率、成人识字率等。罗默[51]等选用成人识字率，我国大多数学者如蔡昉、王德文[52]，胡鞍钢[53]，朱翊敏、钟庆才[54]，徐现祥、舒元[55]，焦斌龙、焦志明[56]，王稳琴、王成军、刘亚虹[57]，李平、张玉、许家云[58]等都是以教育总年数或者平均受教育年数等作为指标。人均受教育年数法公式为：
式中，H表示人均受教育年数；i表示受教育层次（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pi表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i层次的人口数；xi表示完成第i层次的教育所需要的年数；p表示人口总数。
综观以上三类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收入法的前提假设是一个劳动者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一次，这与现实不相符合，劳动者不可能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就永久不再进入了；收入法还假设劳动者一旦进入市场，就可以对其终身的预算收入现值进行估算，但是收入法对人力资本的估算是具有连续性的，本期对该劳动力的终身收入现值进行了估算，下期该劳动者只要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就还会被计算在劳动力总预算收入现值内，因此就会出现重复估算的问题。成本法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不同未成年人之间所投入的人力资本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一个家庭对一个智商高的孩子可能就比对一个智商低的孩子投入的成本要低。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衡量指标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两个人也不能说明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是相同的；二是没有考虑到由于课程内容、教学设备以及教师等因素造成的教育水平在不同地区和时期之间的差异；三是没有直接考虑到学校教育以后获得的技术和经验在人力资本中的作用。但是与收入法和成本法相比，它不仅数据准确易得，而且排除了价格影响因素，也排除了工资等分配政策和制度的影响[59]，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2.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
文献研究中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有：（1）人才外流。智力外流程度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带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上升，否则反馈效应就小、辐射能力也不强，就无法改善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60]，但是，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具有前瞻性[61]。（2）城市化。城市化水平越高，该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相对于处在城市化三期、四期的样本城市，处在五期样本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但是其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最小[62]。（3）外资。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是我国的经济中心，聚集大量的高级人才，能够吸引外资流入形成更大的商圈，进而反过来又吸引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入。而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才素质较低，产业规模小，产业形势单一，吸引外资困难，就算有外资流入，但如果外资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力也很小。所以，外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多限于东部发达地区，而在西部地区不明显[63]。（4）教育力度。加大西部地区教育力度不一定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为西部地区农业人口比例较大，大多数处于无技术或低技术水平，专业素质普遍较低，即使加大教育力度，短期内也不可能培养出大量的高级人才，但是，西部地区劳动力具有价格成本低的优势，或许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或者中级人才培训，能够为人力资本积累另辟蹊径[64]。
（三）社会资本积累的测算
继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用于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后，许多经济研究又把目光投向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比较广泛，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对它有不同的解释。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65]。普特南[66]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67]。世界银行（1998）：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包括组织机构、关系、态度与价值观念，它们支配人们之间的行为，并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68]。波茨（AlejandroPortes）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
1.社会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
国外主要的估算方法：（1）用一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来描述和衡量他的社会资本，他能够获得和配置的资源越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则说明他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69]。（2）采用指标法，国外学者常选用的指标有：“自愿性团体的密度”“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制度的执行情况”；公民参与投票、参与各种协会、宗教团体以及俱乐部[70]；“民间的约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政府的信心”[71]。不难发现，上述指标都主要来自于主观衡量，所以很难量化分析，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又出现了“合同密集货币”指标，即货币总额中银行外流通货币额所占比例[72]，采用这个指标的好处在于，它比较客观，并且在大多数国家都可以查到相关统计数据。（3）直接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的信任度的相关数据[73]，或者欧洲价值观调查（EVS）数据[74]。
国内主要估算方法：（1）单维指标——“信用度”。它被认为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社会资本[75]，“信用度”是一个主观概念，可以用“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将其量化，即各省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其值越小，说明社会信任度越高[76][77]。（2）多维指标。潘峰华和贺灿飞选用“社会密度”和“无偿献血度率”两个指标[78]；杨宇和沈坤荣选用“信任”和“民间组织密度”两个指标[79]；赵家章[80]选用“信任”和“社会网络”两个指标，另外又把这两个指标分别分两个层面来描述，分别是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
测算方法中很多提高“信任度”这个关键词，然而又有很多国外相关研究，耐克和基弗认为信任是由法律制度创造出来的；耐克和扎克（Knack and Zak）认为高水平的信任是由适当的制度保护产生的；罗斯坦（Roth-stein）认为高水平的信任决定于制度和非腐败的行为；基尔（keele）认为完善优良的制度绩效将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另外，社会资本的内涵就是人际间的信任、互惠、合作等规范，它是由传统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内化的不被人们刻意设计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制度环境。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融合的黏合剂，它包括：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以及制度[81]；迈耶认为社会资本是内在的社会和文化联系、制约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和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82]；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规范和规则[83]；世界银行认为社会资本是促进机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和规范。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由政府主导的变迁行为，它需要有效率的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否则西部大开发就会缺乏动力，实施起来也不会持久，所以这里将选用“制度环境的改善情况”对社会资本存量进行说明。
2.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
文献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有：（1）教育。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国民综合素质，提高了社会信任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所以，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另外，一般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与人之间更容易交流沟通，更容易遵纪守法，更能够维护公共场合秩序，出现矛盾时更容易退让理解他人，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网络[84]。（2）城市化。城市化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基本呈“倒U形”状态，在城市化初期阶段，社会资本存量较低，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地提高，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力不断增强，当资本存量达到峰值时开始下降，这是因为城市化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当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就越明显，所以导致了社会资本的贬值[85]。
通过对前人使用的实物资本存量测算方法、人力资本存量测算方法和社会资本存量测算方法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的评述。本章对实物资本存量的测算选用“永续盘存法”，虽然它的计算过程相对复杂，但数据来源可靠，测算的结果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小，更具合理性、准确性；对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选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法，它不仅数据简单易得，还能排除价格等影响因素；对于社会资本的存量，本章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度特性，选用“制度环境的改善情况”对其进行衡量。同时，还对三种资本积累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实物资本积累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有：人才外流、城市化水平、外资流入、教育力度等；对社会资本积累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