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前语文教科书内容设计研究评析

我国的语文教科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语文教科书设计的学科理论已经渗透到语文教科书设计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语文教科书编写实践经验；对语文教科书设计的体系结构的研究较为深入，并探索出了一些具有语文教科书特点的编写规律。这些都是语文教科书设计研究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也看到，语文教科书内容设计中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说明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还不能满足语文教科书设计的实践需求。

（一）研究视角缺乏对语文教科书多层面的统筹观照

总的来看，语文教科书研究的视角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微观的，着眼于文本，即研究语文教科书中的单篇课文，研究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疑点、重点或难点；一种是中观的，着眼于一册或一套语文教科书，研究它的体例、选文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诸种问题；一种是宏观的，着眼于语文教科书建设的背景及设计理论，研究一般语文教科书的基本类型、构成要素及其结构特点等。

语文教科书改革的有力推进，有赖于对语文教科书编制宏观的思考和微观的研究。没有宏观的思考，就事论事，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没有微观的研究，一味空谈，许多改革的措施也就无法落实。宏观的思考和微观的研究需要相辅相成。从已有的文献看，我国专家学者对语文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语文教科书微观层面，是局部细节的研究，而对教科书其他层面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缺乏将语文教科书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统筹观照的综合整体研究。即使是少量微观层面的研究也主要是描述性、评介性的，对于教科书内容选择与呈现规律仍有待相关理论的合理揭示与深度阐释。

（二）概念混淆导致研究层面的零散混乱

我们在“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课本中的选文内容”“语文教科书的呈现方式”这几个不同层面上的混淆，导致在研究语文教科书时，囿于既定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预设，使研究、译介或评介的重心往往并非有意识地放在“语文教材内容”上。我们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分割的、零散的状态之中。

（三）对“内容选择”的研究力度不够

既有的语文教科书研究存在着两个欠缺：一是在语文教科书研究中，语文教材的编制问题一直是个核心问题，但人们研究的重点取向多为“如何组织、呈现”，对“选择什么内容”的研究则力度不够。王荣生基于课程与教学功能的角度对“选文”进行研究，划分出四种类型，即“定篇”“例文”“样本”及“用件”。^[20]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惜，目前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事实上，“如何呈现”是个“形式”问题，属于方法论范畴；“选择什么”是个“内容”问题，属于本体论范畴。对这二者的关系，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四）对分领域教材设计关注不够

在合编型语文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我们缺乏对语文教科书进行分类深入研究的意识。从教学领域来看，语文教科书的基本形态有阅读教材和写作教材。目前，我们对语文教材的分领域研究相对薄弱。

（五）对语文教科书的内容要素缺乏整体研究

语文教科书内容作为有效地反映、传递课程内容诸要素而组织的各种材料及所传递的信息。除选文之外，还有其他语文教科书的内容要素，诸如“语文知识”“语文活动”等，长期以来，文选型的语文教科书体制，使得我们把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聚焦于“选文”，对“语文知识”“语文活动”等缺少关注与研究，造成“选文＝语文教科书＝语文教学”的模糊认识。

（六）对教科书所呈现的教科书话语缺少研究

综观已有研究，不论是对教科书的综合性研究方面还是对语文教科书的专题性研究方面都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对教科书话语进行研究的文章。时至今日，教科书话语作为语文教科书呈现的重要表达系统，其研究仍然是语文教科书研究中一个忽视的“死角”，处于空缺状态。

（七）选文研究的偏离

当前，我国学者对语文教科书中选文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些方面：第一，探讨选文的系统性；第二，探讨选文的功能，强调选文是“例子”；第三，对选文的标准或原则问题进行探讨；第四，从教学层面探讨选文所具备的文学特点。然而，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我们发现，对语文教材选文的探讨也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对选文系统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就教材的选文来探讨教材。叶圣陶先生曾就这一问题指出：“咱们一向在选编选文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形需要改变。”^[21]“切实研究，得到训练学生读作能力之纲目与次第，据以编撰教材，此恐是切要之事。”^[22]可惜，由于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忽略，叶圣陶先生在课程层面发出的“选文系统性”的呼吁被我们演化成对语文教科书“体系”的研究。其二，尽管我们给予“选文”这一问题最大的关注，但是从研究者的选题看，“真只从语文教材编撰的角度来探讨‘选文’类型的，似乎一直受到忽略，较少有人问津”^[23]。其三，研究层次不明。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作为语文课程的学习对象，教与学的目的就在于领会这一篇‘选文’；一种是充当学习语文课程内容的媒介、途径、手段，目的是借此‘选文’让学生掌握外在于这一特定选文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24]在研究选文系统时忽略了这两个性质，导致我们的研究在课程、教材、教法这三个层面的混乱。

（八）缺乏对教科书百年发展全进程的综合探索

百余年来，教科书编撰事业迅猛发展，但对教科书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多为分散和局部性的研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全进程的综合深入研究。现有成果或以单篇文章出现，或夹杂在一般研究成果之中，或局限于某个时段的教科书发展史的介绍和总结中，对语文教科书百年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较少，尤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过程中内容选择与呈现方式规律的探寻。

（九）缺乏对语文教科书“用什么教”这一核心问题，以及对“教什么”与“如何教”统筹兼顾的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思路

我们不可能脱离语文学科内容去从事教科书研究。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呈现，不设想具体的教学过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们是彼此相关的，只是重点有所不同罢了。现有的研究方法在这三者统筹兼顾上，还显得比较薄弱。如何围绕语文教科书研究的中心——“用什么教”（教科书编制研究），综合梳理其与“教什么”（语文学科内容）、“如何教”（指导过程研究）的关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理论问题。

（十）缺少从教与学的角度规划语文教科书内容设计的研究方式

应该注意的是，研究者不应永远停留在把教科书置于教室之外而进行研究的阶段，并以此自足，在特别为教科书而建构的教室里、教学中进行教科书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25]可以说，教科书文本研究的风险，就是容易忽略构成教科书最基础的要素，也就是教学。在对教科书进行文本研究的同时也就是实际教学的停止，文本研究往往是否定教与学的行进性的见证。因此，如何从语文教科书内容与呈现的角度考虑教与学的实践过程，同时，又从教与学的角度规划语文教科书内容与呈现，在现实中研究教科书，将教科书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内容相结合，是有待进一步实践的研究方式。

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零散杂乱，但仍然为本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大量的相关信息，本书将紧紧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即在设计语文课程时对内容加以选择，在研制语文教科书时对所选内容进行组织和呈现，充分观照以往研究的不足，展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