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文化自信——“人类学前沿书系”总序^[1]

赵旭东^[2]

中国当下正经历着一场极为重要的变革，这场变革必将触及文化形态的一种新的重组、再生与转化，即基于一种面向世界秩序新格局的文化转型已经悄然发生并影响我们的新思维。对于此种转型而言，其所带来的也必将是一种观念层次的大扭转。而这种大扭转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并体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谁都难以真正避开。由此，我们的审美情趣、交流媒介以及理想价值等的文化因素，都会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之中见到一种自身变化的诸多痕迹。而人类学家于细微之处的意义把握的能力，使得此一变化的过程有可能真正被记录下来，留下有着明显时代特色的民族志作品。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其不断向外扩张其所谓现代启蒙观念的同时，也确实发现了不同于西方自身现代诸特征的另类的文化传统，乃至于“原始的”人类社会的诸多所谓“异文化”或者“他者”的存在，由此而在一种现代科学的对于自然世界的无限探索的意义上发明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即一门以他者文化实地考察为核心的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生计消费、土地利用、语言文字以及宗教信仰等人类文化存在的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记录。在此种指向他者文化的观念的驱使之下，西方人类学家通过走出自己的国土借助一种独具特色的实地田野研究的方法，通过一种专门的民族志田野记录的手段，为那个时代留存下来一份在世界不同区域仍旧活着的诸多文化形态的民族志，由此而奠定了后来人类学学科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地位。凡是遭遇文化的文化问题，向人类学家咨询成一种基本的思维倾向，就像有精神疾病之人要向心理学家咨询一样。

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探险史，同时也必然是对世界文化差异性存在的发现史。或许再没有比此种文化上的发现更能让人激动人心的了。西方也恰因为此而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即他们自信自己对于世界的文化分布有了一种真正的把握。他们也曾经为这样一种自信而规划了世界文化秩序的新格局，所有今天在文化领域流行并实践着的新概念都跟这种文化上的规划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文化保护、文化的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其中又无一项不是跟西方对其自身以外世界的文化发现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而助长了我们对于世界新格局的一种想象，可想而知，还有什么比此种想象更让人平添更多的文化上的自信呢？

但很显然，西方在一种主客对立的世界观上是走过了头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结构的现代思维在处理文化的问题上也仍旧是如此的，在西方既有的文化分析中，强调传统与现代对立、原始与先进对立、神话与现实对立、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等等，但很可惜，文化的存在并非是那样的有一种结构化的存在。由此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不同的文化在被“发现”的同时，也使得文化被客体化而成为博物馆中的一件被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而摆放在那里的展品而已，比如，强调不同时期的佛造像，但它们原本都是有各自存在的环境的，这种摆放所能告诉观者的不过是一种现代人的历史观念而已。表面上的强调一种文化的本真性，但实际却真正忽视了任何的文化的表达都必然是与其存在和发生的实际场景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越来越多形式的物质文化的博物馆化，无疑是在使得文化的诸多要素被从其成长的真实空间之中抽离出去，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缺乏历史脉络的文化空间的自我营造。很显然，可以设想，这样的空间营造与真实的文化存在空间相比是缺乏一种有活力的生命力的。

可以说，这个转型的时代正蓬勃生长出来各种各样新的文化形态，难以用既有的人类学方法去加以完全地描述和表现，对于新的民族志方法的渴望，再没有比今天这个时代来得更为急迫。普通的民众，只要你手中有一部智能手机，并有无线覆盖的网络，那他完全就可以借助各种新媒体的公共性平台而展示自身对文化理解的表达，实现一种自媒体的社会与文化的功能。所有这些新的现象都值得人类学家，特别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去加以关注、观察以及详尽地描记，否则，缺失了这份描记，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也便会有失之偏颇的风险。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伴随有伟大的作品而成长，人类学在这一点上自然也不例外。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思考和空洞的争论，真不如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深描，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观察、真实思考之后的一种真实记录。人类学家试图将一种差异性的文化存在呈现给世人，借此也是在为这些本不在场的世人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理解。世界进而让自己也有另一种生活空间想象的可能，并借此可以去包容他者的文化，为文化的多样性的存在制造出更为适当的氛围，在此方面，人类学显然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其核心的作用。

在一般世人的眼中，人类学家的脚步也许被看成是一直在孤独地走向“落后”和“原始”，但人类学家所能够破解此种大众刻板印象上深度误解的最为强有力的途径便是在一种思考上的走在前沿。在很多人被现代性的分离技术所肢解之时，人类学家会告诉你基于一种互惠观念的社会往来的交融性本质。在很多人空谈生态环保观念之时，人类学家会告诉你真实生活世界之中一种未曾受到现代性浸染的社会之中人们的生计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的可持续。因此，也许人类学家在一般人看来是刻意在向“后”行走，但实际上却是借助现代之前的探寻来提出一种对整个人类而言的“现代之后”的理解和思考。

人类学既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同时更是一种对于人所创造的全部文化的一种兼容并蓄姿态的养成。它并不主张只有精英文化才是文化，而是强调眼光向下的一种对于大众文化的关切。它并不以为文化必然就是一种“识文断字”的这一种形式，对于曾经广泛存在着的无文字社会的长期且扎实的田野研究，使得人类学家借此而增添了我们对于无文字社会文化存在的自信心。可能再也没有比人类学这门学科对于诸多差异性文化形态的包容更为宽泛和开放了。恰因如此，文化绝不是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那种跟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文化也因为人类学家的参与其中而有了一种多样性表达的可能。

人类学从其创立之初便一以贯之所坚持下来的文化整体性原则，使得人类学家们有着一种非同一般人的对于多样性文化存在的宽容并欣赏之心。在这个世界之中，很显然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尽管对每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常识，但却并不是为每一个人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在一种实际的文化实践中去予以贯彻和执行的，在这一点上，同样可能没有哪一个学科有比人类学在这一原则上贯彻得更为彻底了。由此，人类学去看人和人的世界就不仅是经济、政治，乃至于社会等这样单一的向度，人类学家更为强调的乃是以人类属性的综合整体来看待世界的构成。由此，人类学里面的人是丰富、多样和饱满的，他们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人。

人类学并不会否认文化的可变性，甚至很多时候还会特别去关注到文化形态的一种前后改变。可想而知，让今天之人有与孔夫子时代的人一样的思维，这从人类学的观察视角而言是一种极为荒谬的事情，实际也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会更为承认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因此人类学家应当会花更多精力去研究一种文化的变迁以及内含有更大转变意义的文化转型。就今日正在出现的带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转型而言，人类学在原有学科知识框架上如何去关注就在每一个人身边发生的富有文化意义上的转型，显然就是一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事情。对此人类学应该有自己的一种前沿人类学的思考，这种人类学从来也不曾给自己设立一种划分彼此的藩篱界限。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的思维所强调的乃是一种有意识的或者有一种自觉的进入到其他的领域，不论这些领域是旧有的还是全新出现的。这些领域都可能因为有人类学家的跨界参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活力，产生出前沿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人类学因此理应成为引领一种思想潮流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在中国，以汉语作表述空间的学术场域之中，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在近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一种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人类学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国的人类学已经不再是以前人们印象中的那种令人极为陌生的学科，特别是在我们的发展路径迈向一种后发展的时代之时，如何去发展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人类学家无疑是应该走在前列的，因为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可以通过对当地文化的把握而提供这种自信。在这方面，中国的人类学家更是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可以使得社会从一种单纯的经济人的向度中转化出来，由此而成为富有整体性的文化人的综合向度。人类学以差异文化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提供给我们一种并非与大多数人思考相一致的另一种的文化价值的思考，人类学由此而获得了其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独有的地位和位置，也由此而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

2017年9月7日晨写于京西南书房

[1] 本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840015）的经费支持。

[2]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电子邮件：zhaoxudong@ruc.edu.cn；邮编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