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与人类共同性的表达
微信在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一种极大的改变。不仅你可以在一个个不同的微信群中见到你所熟悉的人，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本来他或她可能无缘与你熟悉，但因为微信群的虚拟在场，你和他或她之间也便有了经一面之交和永久相交的一种互动联系的可能，甚至在微信群里，你可以多次甚至不厌其烦地去打扰存在的对方，逐渐由一种开始实际的陌生而转变为后来虚拟的熟悉。原本并不认识的朋友，因为某种机缘见了面，加了微信，通过添加好友的方式而成为朋友圈中的一员。
朋友圈尽管是一种有界限的存在，但它本身却又是无限开放的，它可以通过一种朋友的朋友拉人进入的方式而改变朋友关系的格局和网络的范围。朋友圈只有一种分享和互动往来的功用，却无领导和被支配的关系，更没有权威意识的建构，大家在微信群里便是平起平坐的，任何教训人或者高于群中他人地位之上的表达都可能会遭到群内之人的“群”起而攻之。因此，微信民族志的书写说到底便是当下平民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白描，它真实记录且可以保持一种时间追溯的延续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网络，他不需要先确定某一个中心，然后再去看自己或他人的边缘地位是否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便是，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中心，同时也便意味着，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制造下的世界中实际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中心可言。这个中心或许只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既有的面对面交流方式的核心是在于一种交往的实践无须太多意义上的反思，说了便是说了，做了也便是做了，大多都会依赖习俗的惯例和常识便可加以解决。但微信的书写往往在这种无反思性的行动之上附加上来一种思虑，借此需要考虑的则是话怎么说、字怎么写，由此而使得微信群中有一良性积极的反应产生，并获得点赞和评论的正向强化。
微信以及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无以计数的朋友圈是一种全媒体的存在形式，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被真正掌握在了一个个的个人的手中，即由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所掌控，由其来发布、收起和转发。在此意义上，很多原来由社会机构负责的事务开始转而由每个个人在自己私密的空间以及随意性的时间安排中得以完成，吃饭、床上、地铁里、厕所中以及餐桌上看微信、刷朋友圈已经成为一种很多人的新的习以为常的行为。在此意义上，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都在朝着一种碎片化的方向上去发展。人们曾经的时空分配可谓是单一性的，注意力也必然是单一性的，人们只有在工作或劳作之余才有可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休闲的生活之中。但今日在人手一部的智能化手机上的频繁的无以计数的大数据意义的点击触碰已经使得我们无法分辨清楚究竟哪些内容是属于工作的一部分，哪些又是属于休闲娱乐的一部分了，这个界限在微信普及的时代被彻底地打破掉了。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在日益凸显出来，即曾经的工作时间被微信所占据，曾经的空闲时间亦被微信所侵扰，并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做一种分辨。
但毫无疑问，每个人自己能够驾驭的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性在此过程中无形地增长了许多。人在变成自己时空的主人的同时，亦实现了一种开放共享空间的拓展，人及人所构建的群体不再是存在于某个角落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与遥远的他者都共处于一个虚拟时空下的存在。人也不再是相对意义上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成为一般人类意义上的一分子，即一种文化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文化边界的模糊不清甚至失去了自我的边界，人们之间开始更多地透明分享彼此共同性的而非差异性的经验，诸如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人类学真正开始转变成为有关人类整体的学问，而非猎奇心态下的对于文化相对性观念支配下的对于特殊人群的特殊思考的片面甚至是过度的强调。在此意义之下，人回到了他本该有的位置上去，人在一起开始讨论、关注以及分享人和人性的问题并彼此分享所提供的可能解答。恐怕再没有比这一点对人类学而言更为重要的了，原来我们是把人依据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样貌形态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别，然后再分出一种高低上下，结果西方早期的殖民者和民族学家为此犯下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但今天再去看这些有着差异性的人群，似乎真正缺少了彼此之间的那种想象出来的差别，因为他们人人都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人人都在得意和不自觉地狂刷寸许见方的屏幕以及发送微信，这其中夹带了文字、图片和声音，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不能不去看他们差异性之外的那些共同性及其影响，人的共同性存在的问题重新又回到了人类学家的眼前并被期待着给出准确的解答。而显然，微信的广泛普及和使用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当下人类共同性的表达之一。
在中国，微信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它的无线网络联结的程序技术能力，使得人们生活的世界不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为之一变。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每天有着不止数十个微信群地参与其中之后，他或她对于生活的理解也就一定会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快速传播的技术在一瞬间传遍由中心而至边缘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区域之时。一位送女儿出国读书的母亲可以与女儿分享她在法国巴黎街头自由市场的场景，这对于没有互联网和微信的过去而言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技术的均质化普及所带来的文化落差是今天的研究者特别要予以关注的。很多民族地区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影响，那里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选择也在随同全球城市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由微信所带来的一种极端负面的影响，正像当年西方殖民者进入西方世界以外的土著人群体中所带来的种种破坏一样，这是今天的人类学特别要去加以警示的。
很显然，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不同步或者说二者之间先与后的巨大落差的社会影响力，也并非是今天的研究者才会注意到的，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朋于1922年撰写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提出来的“文化滞后论”，至少在距离今天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33年就被费孝通注意到，并与王同惠一起将此书翻译到汉语世界中来，只是在今天的中国，犹如照镜子一般得到了与在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样的应验。换言之，在今天，人类学再一次遭遇了或者面对着一个巨变着的中国乃至巨变着的世界。所有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便出现的现代化的两难即使在今天仍旧是无解的。微信的存在尽管已经远离了现代性的分离技术的左右，但它从本质上而言仍旧是一门技术，也会同样遭遇到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与文化体系的自保之间的两难。既有的文化在微信面前恐怕在其未转化出来新的文化形态之前就可能已经在面临着一种死亡的厄运了。因此，在一种微信民族志的知识生产的时代来临之时，我们显然是不能够把这一点完完全全地忽略掉而去尽享微信所带来的种种非正常状态的狂欢，可是机遇伴随着风险会同时存在。一种清醒的思考者的角色在今天不仅需要而且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一种失去方向的崩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就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微信又在使得相互分离开来的社会虚拟般的凝聚在了一起，这曾经是一种社会团结所渴求的一种局面，但被现代的技术所一点点地瓦解掉了。不过微信的出现又似乎是使得这种分离的技术失灵而难于发挥其实际的作用。这是微信所能提供给我们社会重建的机遇之所在。
但也要清醒的是，微信既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广场而出现在虚拟的人群之中。在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观众可以鼓掌、叫好，亦可随心所欲地吐槽、说闲话，而表演者则可以自设中心擂台，搭建表演场所，吸引围观群众，甚至可以因为吸收粉丝人群的数目众多而成为网络热捧的“吸粉”“涨粉”的“网红”。它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地进入和退出，但它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自由市场，但却没有时空的限制，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同时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1]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本研究写作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文化转型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15ASH012）资助。
[2] 2015年播出的仙侠玄幻剧《花千骨》中的一句“我已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台词，又经过2016年8月8日巴西里约奥运会上女子100米仰泳季军获得者傅园慧答记者问时的“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这句话加上搞怪的表情而使之极度发酵，迅速成为“网红”，那句话和那个表情也一时间盖过其他的新闻而传遍中国乃至世界。
[3] “滴滴打车”在2015年9月9日已经更名为“滴滴出行”。“滴滴出行”是涵盖了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及大巴等多项业务在内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在2016年8月30日，滴滴出行携手应用宝为开学季返校学生送出价值500万元的滴滴打车券，其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影响和实际使用已经超过了对于各大出租车公司的依赖。参阅http://baike.baidu.com/。
[4] Thomas L.Friedman，Hot，Flat and Crowded：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 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New York：Farrar，Strauss and Giroux，2008.
[5] 指用来进行网络促销的节日，具体就是每年的11月11日，俗称“光棍节”或者“网络狂欢节”。最初是在2009年由网络淘宝（天猫）商城发起并举办，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盛事，2014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一天交易额571亿元，而到了2015年的“双十一”天猫的全天交易额达到了912.71亿元。参阅http://baike.baidu.com/。
[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指出，2014年共有5000余万游客（过夜游客）出国旅行。2015年国际游客人数相比2014年增长了4.4%，达到了11.84亿人次。2015年是国际旅游人数连续增长的第六年。自经济危机结束之后的2010年开始，国际旅游人数都是以年均大于4%的速度增长。参阅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64161。
[7] 2016年8月，“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英语教师刘伶利因患癌症被学校开除，法院判决开除决定无效，学校未履行”一事，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参阅http://www.bbaqw.com/wz/35518.htm。
[8] 2016年8月14日凌晨，著名影星王宝强在微博发布了一份离婚声明，要求与妻子解除婚姻关系。15日上午9时许，王宝强本人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其妻马蓉并要求离婚。朝阳区法院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已正式受理此案。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关于婚姻的看法吸引着人们关注、吐槽和评论。参阅http://baike.baidu.com/。
[9] “网红”是由网络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快速在网络上吸引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谁都可能成为网红，谁也都可能不再是网红。据说2016年11月20日在深圳有一场“网红春晚”的举行。《齐鲁晚报》10月1日的评论这样写道：“在‘网红元年’还没有到来的从前，我一直老套地以为，要想在网上红起来，起码要有点文艺功底，有点表演能力或者写作才能，能够靠某方面的才华和特长来引起网友关注达到‘吸粉’的目的。但我很快地发现我的想法太low了，原因是如今成为网红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有表达的欲望，只要你给自己设置不太高的底线，甚至无底线地配合大众内容消费观，再加上一些团队的推动，想不成为网红都难。所以，据统计，中国目前的网红人数已经突破百万。”参阅http://finance.qq.com/a/20160930/046720.htm。
[10] 微信里流传的一个用来祝贺国庆节的段子多少可以映射出来这种社会的变化：“六年前出去吃饭、购物基本都是付现金；三年前出去吃饭、购物基本都是刷卡；而现在出去吃饭、购物付款都是扫一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出门捡到钱的概率几乎为零。不干活谁也救不了你！除了努力你别无他法！用别人的车子赚钱，滴滴做到了！用别人的厨艺赚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产品赚钱，淘宝做到了！用别人的飞机赚钱，携程做到了！用别人的女人赚钱，KTV做到了！用别人的老婆赚钱，宋喆做到了！整合资源，世界都是你的。预祝大家十一快乐！”
[11] 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32—48页。
[12] “社会学”（sociology）这个西方的概念在汉语的语境之中最初曾被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之一的严复翻译成“群学”，后来的翻译接受了1902年章太炎借助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翻译，而将sociology译作“社会学”，并为大众所接受，在1904—1905年间，“群学”这个翻译基本不用，而“社会学”这个翻译则广为中国学者接受。但在今天微信畅行天下的时代里，“群学”这一概念似乎更为适合今天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真正印证了《战国策·齐策三》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论断。
[13] FB含义就是“腐败分子”中“腐败”两个字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包括因攀岩、郊游、赛车、游泳、打球、滑雪、卡拉OK、摄影比赛以及航模表演等而组织起来的微信、微博联络的群体。比如成都的某个FB车队与重庆的某个FB车队通过微信群联合起来，命名为新的“成渝联合FB车队”，然后驱车去宜宾市郊外几十公里的“西部大峡谷温泉”一起做户外活动，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视频发布到微信群、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上。参阅http://www.google-cn.net/。
[14]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晚离家后身亡，北京市昌平区警方通报称，警方在调查足疗店过程中，将“涉嫌嫖娼”的雷某控制并带回审查，此间雷某突然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身亡。而人大校友会声称其中执法程序有漏洞，一时引起网民在微信中的热议。
[15] 赵旭东：《从文野之别到圆融共通——三种文明互动形式下中国人类学的使命》，《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44—61页。
[16] 赵旭东：《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7—15页。
[17]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4，p.7。亦可参阅[美]吉登斯、萨顿《社会学》（第七版）（上、下册），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