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之关联
节日庆典是以特定时间、地域为时空布局，以特定主题为活动内容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观察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节庆（festivals）是关于节日的庆典，是世界各国的重要文化事象，西方学者常把不同类型的节庆活动统称为festival and event（节事）。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将人定义为“庆典仪式的动物”，代表着节庆与宗教的渊源关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理查德·M.道森教授探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节庆文化，他总结说：“‘庆典’这一术语可以包括节日、仪式、集会、游行、宴会、假日、狂欢以及由这类成分构成的种种综合体。”[2]节日研究在欧洲学术界更为深入，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柏（Josef Pieper）不认同仅从劳动的对比层面来界定节庆假日的做法，他说：“庆祝节庆的意义是指，从事某种根本与其他目标无关的事情，它本身并不是‘为了什么’或‘因此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节庆是基于它本身就是充满意义的活动，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找出其他任何理由。”[3]皮柏不仅肯定了节日庆典、游戏与人性意义的关联，还确证了节庆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必要性。
在英语中，圣日（holyday）和假日（holiday）是同源概念，本义为神圣的日子。在汉语中，“节”与“庆”的词源学意义与生活哲学密切相关，《说文解字》注解为：“[竹部]，节：竹约也。从竹即声。子结切。”[4]即“节”本义指竹约，联结上下竹竿的突起，每节有大体匀称的间隔，“节”在视觉上有缠绕、约束、成段、分节之状，后引申为时节、节气和节日，也泛指事物的一端。“庆”，繁体为“慶”，为会意字。《说文解字》曰：“[心部]庆，行贺人也。从心从夂。吉礼以鹿皮为贽，故从鹿省。丘竟切。”[5]即以鹿皮为礼，怀喜爱之心，去向对方表示祝贺。也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庆”字从鹿从吝，与“麟”相关；麒麟是古人崇拜的仁兽与神话图腾，象征吉祥喜庆，故引申为庆贺之义。
“仪式”英文为ritual，意为程序、仪轨、礼节，尤指宗教仪式，而仪典（ceremony）、庆典（celebration）、仪式（rite）与ritual有相似之处：ceremony与celebration一般指世俗仪式，rite指神圣仪式，强调具体实践，ritual为“仪轨”，强调规范秩序，多集中于宗教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中。“仪式”最早出于《诗经·周颂·我将》的“仪式刑文王之典”，《国语·周语》中有“度之于轨仪”的表述，《淮南子·修务》中说“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因此古语中的“仪”有“威仪、法度、适宜”之义，而“式”在“法度”之外有典范、使用、尊敬之义，强调仪式的目的、操持与承继。节庆仪式既具有节庆的特征，也具有一般仪式的特征，苏联文艺美学家曾这样概述节日：
1.集体的，出现在人们之间已经存在有精神联系的地方，这些联系因这种生命活动而更加巩固；2.有组织的，通过仪式、礼节、游戏、竞赛或某种更复杂的礼仪的形式表现出来；3.在空闲时间展开；4.要求有特殊的、有价值意义的和用色彩装饰一新的地点；5.与人们的思想意图、与人们的社会夙愿、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联系在一起；6.与一整套生活中的文化实际事物和审美实际事物相结合。[6]
现代社会节日繁多，过多的节日反而会取消节日本身，有一些被称为“节”的，本质为“日”。如世界湿地日、龙头节、植树节、世界地球日、国际护士节、国际博物馆日、母亲节、世界环境日、父亲节、中元节、感恩节、世界学生日、寒衣节、世界艾滋病日、下元节、圣诞节等，其中绝大部分不被纳入电视传播之中。本书中的节庆，以“节”为主，兼而论及重大的“日”（纪念日），着意探讨某种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以及超出日常生活之上的大日子。
一 文化传播：双向互渗的仪式实践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me K.Langer）在她“符号论美学”的命题中将符号系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推理性符号，其代表形式是语言；另一类是表现性符号，其代表形式为艺术。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都为表现性符号，二者双向互渗的仪式实践，使得电视节庆仪式成就自身。
（一）走入电视的节庆仪式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7]。西方神话—仪式学派、社会结构—功能学派、宗教现象学派、象征文化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对仪式的看法有一个类似的往复过程：在原始社会或传统社会中，初民少有能力去质疑仪式的起源与正当性，仪式与宗教密切关联而被“赋魅”；随着19世纪抽象性的社会进化观（赫伯特·斯宾塞）和理性化（马克斯·韦伯）概念的出现，仪式被当作外在的、人为的神秘化体验，被认为与朴实、诚挚格格不入，仪式逐渐被“祛魅”，成为一种社会遗留物。而在当代，仪式又重新被尊为“意义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社会借此整治现代性弊端与焦虑，如提倡成年礼和与大自然的交流仪式等，仪式被视为观察情绪、感情与意义灌注的适当工具，其价值回归越来越浪漫化。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秘而不宣’‘未充分言明’以及缄默的意义而言，仪式是较为集体和公开地予以‘陈述’的事件，因而较具有经验的直观性”[8]。因此，节庆仪式既受制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是观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节庆仪式的实践总处于不断地对新场景的适应过程中。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延续、文化积淀、精神需求、生活积累所造就的诸多节日，在历史长河中代代传承，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与标志性文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容迥异的世风民俗，如我国穆斯林的古尔邦节、开斋节、圣纪节，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白族彝族的耍海节、壮族瑶族的鱼花节等。而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往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节日，并逐渐向汉民族靠拢，如春节。我国汉族地区素有四时（春夏秋冬）、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说，更有二十四节气之细分，是一年当中时序推移的大标志。以年节为例，年节素与农业祭祀有关，告慰祖先，庆贺丰年是其原始含义。《谷梁传》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之形，金文中的“年”也是谷穗成熟的样子。过年的习俗始于先秦，但到汉代才基本定型。秦和西汉初年施行颛顼历，以建亥孟冬之月（今农历十月）为岁首，这一历法与实际农事不完全相符，因而过年的习俗难以在民间广泛开展；汉武帝时作太初历，仍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夏历即今之阴历，也叫农历。这一历法改动使年节近于立春时节，农历年终岁首正值农闲时节，便于举行各种庆贺活动，因而年节的日期也就得到了固定。[9]中国的传统节日及其释义大致如下。
元日：正月初一，一年伊始。
人日：正月初七，主小孩。（又称人胜节、人庆节、人日一过春耕生产）
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称灯节。
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寒食：清明前两日，禁火三日。
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舟。
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
中元：七月十五，祭祀鬼神，又称鬼节。
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现称“中国老人节”。
冬至：又称至日，节庆的起点。
腊日：又称腊八节。祭祀祖先神灵。
除夕：腊月最后一日，除旧迎新。
以端午节为例，端午节在所有传统节日中称呼最多，古时有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解粽节、粽子节等叫法，节俗起源说法多样。北宋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了端午源于春秋时期：“兢渡：楚传云起于越王勾践。《荆楚岁时记》曰：五月十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拯之，因以为俗。《岁华纪丽》曰：因勾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10]端午的来源有纪念越王勾践说（操练水军划龙舟）、纪念屈子说（屈原投汨罗江身亡）、纪念伍员说（伍子胥被投钱塘江）、纪念孝女曹娥说（救父投江）和恶日禁忌、辟邪说（人们除瘟、驱邪、求吉祥）等，主旨多事关祭祀，在民间有避五毒、悬艾叶、莒蒲与蒜头、系五彩丝、佩香囊、饮蒲酒、雄黄酒、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虎、画额、采药、沐兰汤、采茶、制凉茶等诸多活动，这些习俗在社会变迁中丢失、简化大半。促使节日仪式变化的现代因素之中，电子媒介也是其一。为了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力，在由“宗教化”转而“世俗化”的过程中，节日节庆找到了电视媒体这一最好宿主，电视的“远距离的看”在技术上远超其他传统连接方式，其仪式化聚焦拓展了节庆的中介化生存策略，实现了文化地理学意义的扩展，对于电视的大事件传播能力也不无影响。
（二）征用节庆的电视仪式
仪式实践进入电视领域，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大众媒体介入到日常生活，赋予了仪式以新义、新貌。德国社会学家斐南迪·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认为当代以农村为代表的礼俗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城市为代表的法理社会；但麦克卢汉认为礼俗社会并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变化，“电视和传播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将抹去时间—空间的差异，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礼俗社会’（gemeinschaft）的视听时代”[11]。电视媒体对节庆生活的深度介入，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各层次共同体之间的联结机制都发生了变化，推进了节庆仪式的电视化进程。美国奥运史学家约翰·麦卡卢恩（John MacAloon）的观点代表了一些人的困惑，“节日意味着在场，有了距离就不是节日……由媒介来搞节日的想法是靠不住的”[12]。他据此认为电视演出是降格的演出，电视观众是二等观赏者；而美国学者戴扬和卡茨却认为“节日电视”是可能的，“媒介事件的观赏者也可能跨越阈限的分界而进入节日、仪式和比赛。的确，他只能到达叠加在原发事件之上的电视的再现；但他也可以创造自己家里的节日和仪式”[13]。电视把节日庆典纳入传播框架内，提炼节庆的重要习俗、仪式元素、象征符号，久之，这些电视化了的公共仪式得到周年性的复现，成为重要的电视类型节目。
中央电视台在展现电视节庆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谓斫轮老手，对国际性节日、重大传统节日或重大纪念日进行隆重庆播，是其一贯传统。在民间，从腊月小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都属新年范围。央视春晚仪式和元宵节晚会都十分盛大，荧屏的喧腾和民间的喜庆保持了一致情绪，形成仪式化的传播与收视，这是节日电视化的一个生动注解。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实现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双向越位，借对方之名，在分享互动之中传承集体记忆，而电视机构在节庆传播上研发出最出彩的优质视觉资源，在注意力大战中守住了必要的市场份额。
二 意义产制：同为象征文化的播散
运用象征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象征（symbol）指非语言的符号（signs）表达活动，仪式是其中之一。象征的意义在于成为个人经验与社会事实的中介，人们以此进行自我调适，使自我和世界、主观和客观达成一致，“象征是意义的‘浓缩形式’（condensed form），或多种意义的联想”[14]。总体而言，作为象征的仪式，其典型特征有遍在性、表演性、象征性，还有超验性、规则性、周期性、重复性和程序性，[15]这些都与电视仪式特征有相似性。
（一）节庆象征体系的媒介延展
在当代社会，象征形式的交换突破了面对面互动，多借助现代传媒的再现与传布。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英尼斯、麦克卢汉、沃尔特·翁、保罗·莱文森等人主张媒介决定论，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技术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约书亚·梅洛维茨认为电子媒体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情境地理学。英国传媒研究家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提出了“象征形式”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象征形式是“由主体所产生的并由主体和别人所承认是有意义的建构物的一大批行动、言词、形象与文本”[16]。在传统节日的编码规则中，“日期符号是‘标志’，仪式符号系统是‘核心’，其他类型各异的符号系统都‘固着’在特定的日期符号上，同时又‘顺应’于仪式符号系统”[17]。当传统节庆搬上电视庆典上时，这些标志、核心、固着与顺应依然存在，但发生了一些介质变化。显然，电视节庆是一种包含着多重艺术元素、在特定时空展开的象征形式，也是“象征工程”里的“象征表示”（象征化），是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和象征方式三者的有机组织，电视节庆的复现具有指述和传达功能，包含着一套固定而规范的仪式程序。以一种化约的思路而言，电视节庆是艺术，是媒介、也是象征形式。
（二）电视符号系统的象征取径
在斯图亚特·霍尔的表述中，“表征”存在着两个“再现”系统：一是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图“象征”各种事物；二是各种语言文化符号“象征”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图。电视符号通过表意实践而通往象征意义，比如，作为一个象征性仪式，央视春晚“既是通过大众传媒话语改写传统习俗和民间话语以使后者能纳入到现代化民族—国家叙事结构中的一次重要的文化实践，又是概括今日中国现实、建构整体形象、表现社会进步的象征文本，这一文本是人们理解社会、想象中国、形成安全感的关键”[18]。电视节庆的“屏幕展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丛，但不同的电视节庆仪式有不同的象征符号。譬如，春节晚会仪式中的生肖轮回，秋晚仪式中的月亮意象，电视清明公祭仪式中的黄帝陵、手植柏，祭孔大典中的孔府、孔庙、孔林，电视成人礼中的升旗仪式等，都体现了媒体在温习传统与建构意识中的一种象征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