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垂后世，学脉有传人

——沉痛悼念石泉先生

今年“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清晨，侯甬坚教授给我打来电话，沉痛告知他的硕士导师，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同行前辈师长，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先生已于3天前，即5月4日深夜11时辞世。武汉大学定于5月10日上午举行追悼会。他将于当天下午赴汉，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尽管手头工作正多，有好几部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需阅读，仍明确表示一定去！并很快买到8日赴武昌的火车票，做好行前的必要安排。自那时起，我即沉浸在悲痛之中，稍有余暇，脑海中就像俗话说的“过电影”那样，一幕一幕地闪现出与石泉先生30余年交往中的一些难忘的情景以及他给予我的诸多深刻印象……

我与石泉先生的初次会面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4年盛夏。当时水利电力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市汉口长江饭店举行关于长江流域水利史的会议，我供职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派我参加。在会上聆听了石泉先生所作的关于江汉平原水利史的学术报告，我携至会上的习作《古代长江流域的梯田》，也受到石泉先生的好评（后该文刊登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于1976年3月编印的《长江水利发展史》资料选集第四集上）。会后还联袂参加了赴江陵、宜昌的考察活动。这次相识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而他的儒雅谦逊、博学多识，使我对他更为敬重。过了两年，到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政治小丑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因而收场。该年冬，侯仁之师来西安，参加由郭敬辉先生、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主持召开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之审稿会。我经仁之师推荐也有幸与会。会间仁之师与李宝田学兄还到城内西一路省水土保持局家属院看望了我的妻子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立巍。当他得知我在“文革”后萌生了“专业归队”的强烈愿望，并了解我们都想回家乡武汉工作后，经考虑决定请他的燕京大学校友石泉教授设法帮我解决调往武汉工作问题。很快石泉先生就开始进行运作，我也开始与他有了书信联系。到翌年年底，石泉先生给我来信，述及经他提出报告，武汉大学党委与人事部门已开会决定接纳我去他主持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工作。在信的最后他满怀喜悦地写道：武汉大学的大门已向你敞开，欢迎你尽快前来工作！然而当我与家人为这一喜讯还没高兴几天，就得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党委拒不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就这样调至我少年时期就很憧憬的武汉大学工作的愿望未能实现，石泉先生也深表遗憾。当1979年夏季仁之师再次来西安丈八沟宾馆主持召开全国首次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得知这一情况后，即转请史念海先生帮忙解决。史先生经向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写信，马书记批示省人事厅办理，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于1981年年中接调令后，又拖了半年，1982年1月我始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尽管未能调往武汉大学工作，但我对石泉先生曾经给予过的热诚帮助是永志不忘的。

自我调入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后，因与石泉先生从事同一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除我不时回武汉探亲前往他府上拜望外，还通过参加专业学术会议与研究生答辩等活动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特别是自1996年起，我多次被聘赴武汉大学主持石泉先生与蔡述明教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后计有晏昌贵、李步嘉、傅云新、赵艳、王红星、吴宜进、杜耘、何报寅、黄进良、曾艳红等十余名。他们从多方面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进行研究，已蔚为大观。通过上述活动使我对石泉先生及经他培养、凝聚形成的学术团队之治学理念与方法以及学术贡献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石泉先生治学一向以执着、严谨著称于世。一次他对我笑谈到，学术界曾有同行朋友认为他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荆楚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是搞地名大搬家，实际上他每一新的论点都是从原始材料入手，直探本源，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的学术论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与《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即收进了石泉先生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集中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治学思想与特色。一些学界同仁，尽管不同意他的某些研究结论，但当得知他是20世纪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弟子，又仔细阅读了他的学术论著后，也会十分感佩石泉先生长期潜心治学，不囿成说，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观点，自成一家之说，且多年来，执着追求，倾心投入，孜孜不倦，老而弥坚的科学探索精神。石泉先生之所以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成果抱有坚定的信心，显然是与他扎实的学问功底与严谨的治学作风有关。

石泉先生另一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谦逊待人，严于律己。每次我拜见他，都是执弟子礼，但他每每亲切地对我说：“我也是仁之先生的学生，是他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因此，每次交谈都十分融洽亲和。在对待后学晚辈极为谦和的同时，石泉先生又律己非常严格。记得是1993年夏在长沙举行全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时，会议安排石泉先生作大会学术报告。但当大会主席对石泉先生指出按规定他报告时间已到时，他既没有不加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地讲下去，也没有向大会主席提出延长时间的请求，而是立即拿起讲稿，向大会主席与台下听众鞠躬如仪，很快离开讲台。充分体现了他对大会主席与听众的尊重，也充分体现了他遵守社会公共活动纪律与规则的高尚精神。他的这一举动赢得满堂掌声，更使我十分感动。我还经常以之作例，希望我身边的青年学子，在讲课或讲演时，或者像侯仁之先生那样，将时间与内容把握得恰到好处，或者像石泉先生那样，一旦到了规定时间，立即戛然而止，不致因自己多占用时间影响整个活动进程。

石泉先生精湛的学术造诣与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对社会与国家多方面的贡献，他的种种嘉德懿行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在5月8日驶往江城武汉的列车上，我思绪联翩，几经构思，竟得两幅挽联。一为：严谨治学，风范垂后世；精心育才，学脉有传人。二为：竭毕生心血研治荆楚史地，硕果累累传后代；施浑身长技培养后学弟子，人才济济续新篇。挽联虽然很一般，但既寄托了我对石泉先生不尽的感念，也饱含有对经石泉先生施以言传身教亲手培养团聚形成的武汉大学历史地理专业队伍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大成绩的期盼。事实上我对此也是深具信心的。因为近多年来，在石泉先生直接努力下，加之与蔡述明教授以及石泉先生高足陈伟、徐少华、杨果、鲁西奇诸教授之无间协作默契配合，已培养出并形成了一支很具实力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在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成果尤为突出。因此，我深信他们一定会秉承石泉先生遗志，继续开拓，不断创新，推进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更上一层楼，从而也推进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全面持续发展，以之作为对石泉先生的最好纪念！

2005年6月4日晨写成于陕西师范大学寓所

（原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0卷第3辑，2005年7月；该文后选入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