桩桩往事见真情

——追忆史念海先生几件令我永生感念不忘的往事

我所尊崇的史念海先生2012年即将迎来他百岁寿辰，为表示对他由衷钦敬与追慕学习之情，我曾应约为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组计划编印的《河山之恋——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撰写了一文，着重论述了史先生在他毕生从事的历史地理学领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倾力创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立中国古都学会这三项工作之学术功绩。文章写完后，仍感意犹未尽。因而再作此文，追忆几件史念海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上对我之帮助、教诲的往事，以倾诉对史先生绵绵不尽的感念。

史先生大力帮助我专业归队

我虽是1965年8月，因以现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策源地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校方以家父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为由（家父本系起义军人，曾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学校学习，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81年被宣布平反改正）中止了研究生学习，与当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班同学分配来陕西工作，就职于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但来后不久就频频下乡蹲点跑面，而且次年神州大地就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的闹剧，一闹就长达十年，所以尽管在北大随侯仁之师学习历史地理学时就知晓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名家，但始终未能拜见。初次见到史先生，那已是在1976年12月“文革”闹剧收场后不久，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审稿会上。我虽未参与该书撰写工作，因仁之师的建议，也被邀与会。史先生作为该书三位负责人之一（另两位为谭其骧先生与陈桥驿先生）及会议承办者，会议期间十分繁忙；加之会上还有驻陕西师大工宣队师傅参与领导，不时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开会所在的小寨饭店在会议正进行间，又以另要接待更重要会议为由限期离开，不得已又改至西安市止园饭店继续开会。在这样情势下，就很难专门与史先生交谈请益。只是有一天晚上，史先生与谭先生、侯先生、陈先生等抽暇聚谈时，我正好在侧，听他们几位长者谈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在盛赞之余又都表达了很想效仿郦氏成例，对我国江河再进行一次深入普遍考察的愿想，我亦为之心动。后因遵照侯师指示请武汉大学石泉先生联系调去工作事，与史先生也未多联系。在武汉大学同意我调去工作，而为陕西省水土保持局领导班子不予批准受阻后，1979年6月侯师再次来西安，主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首次学术研讨会期间，就转请史先生将我调至陕师大工作，在西安就地解决。会议圆满结束，史先生送侯师至火车站，我也一道前往送行。在软席包厢里侯师再次请史先生设法帮助，史先生也慨然允诺。并说道一定将我调至他身边工作，与他一道重点开展黄土高原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说他当年2月参加国家科委、农林部、国家林业总局、水电部在西安联合召开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见到我向大会提交的《历史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农牧业发展概况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初探》一文，受到会议的肯定，他也认为写得很好，希望我今后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这使我深受鼓舞。就在这年秋季的一天，已67岁高龄的史先生还骑着自行车从陕师大到城里西一路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找到我。他本想直接找局领导面谈。经与我商讨，感到不如通过省领导更有把握。于是在这之后，就给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马书记批转给省人事厅办理。经过1年多，到1981年年中，省人事厅给省水土保持局下调令，省水土保持局压至当年年底才通知我办理调动手续，1982年1月总算如愿以偿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报到任教，实现了专业归队的夙愿。在揆违长达16年半之后，重新走上我孜孜以求的从事历史地理学学术研究的道路。现在每当我回顾后半生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时，都不禁要由衷地感念史先生对我之深情眷顾。

史先生热诚敦促我从事古都学研究

1982年年初调来陕西师大工作后，史念海先生即要我一方面承担一部分本科生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参与科研工作。为此，我即紧张投入备课工作，就分配给我讲授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课程先期撰写出讲义，随即开始讲课。同时又按照史先生的要求，参与了当年启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尽管当时有同行学者说那是一项旷日持久短期很难见成果，对自己晋升职称作用不大的工作，但面对当时历史地理学界这项重大学术工程，我认为作为一名重又归队的专业工作人员，理应投身其中，加强学术上的锻炼，作出应有的贡献。很快分配我与陈桥驿先生合作进行中国历史植被图组的编绘工作，我也就开始在陈先生指导下广泛收集史料与孢粉分析资料，投入了这项工作。这样工作就较繁忙，加之又是新到高校工作，原在政府机关熟悉了的那套工作方法已不适用，要从头做起，工作上压力就更大。所以当1982年史先生在太原参加中国地方志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受与会的北京、南京、洛阳、开封、杭州、西安等古都城市的专家推戴，回校后积极筹备组建中国古都学会，并于1983年9月在西安举行中国古都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我实在是无暇与闻。当然也是一门心思只想在黄土高原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上多所致力，心无旁骛使然。但在9月19日会期临近前，史先生鉴于将有十余座古都城市的领导与专家70多人到会，当时陕西师大用于举行大型会议的宾馆会场设施不足，一些领导、专家住在城内的人民大厦，给会务工作增加了难度；尽管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周景濂老师以及史先生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费省、辛德勇、郭声波均参加了会务工作，仍感人手不够。于是史先生找到我，要我也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明确说道，我不仅要参加这次会务工作，会后还要长期从事古都学术研究。他见我面露难色，就说道：“你的老师仁之先生研究古都北京成果卓著，你也当向他学习，参加古都研究。”经史先生这么一说，我当即表示同意。随后几天，就参加到会议活动中。会议期间到会的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唐晓峰学弟与他在北大考古专业读书时的同学郭旃还到我当时住的陕西师大西区平房10排2号家中小坐了一会儿，他们也鼓励我今后多注重古都研究。由此我就与古都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这之后史先生还推荐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组织的黄土高原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然而自1984年起我即跟随史先生参加了中国古都学会组织的历次学术研讨会，且每次赴会都撰写了有关古都方面的论文。1988年史先生又提名我为学会副秘书长，在史先生指导下，协助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尔琴教授做了一些会务工作。1999年，更因史先生超过民政部规定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主要负责人最高年龄过多，经当年在山东莒县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莒文化研讨会”上到会代表选举，我也继史先生之后出任了中国古都学会会长。直至2010年9月在山西大同市举行的“古都大同城市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10年年会与第六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上，因已连任两届长达11年会长，我也退任下来，另被选为名誉会长；大会选出史先生的高足萧正洪教授出任新一届会长。在我担任两届会长的11年间，我一直以史先生为楷模，在各位副会长以及学会理事、会员的大力支持下，也几乎每年一次先后举行了10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另还举行了12次全国性专题性研讨会，每次会议我都撰写了论文。2009年3月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今后几年还拟撰写一本中国古都学专著（已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在回顾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历程时，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之所以在近30年中能在中国古都学研究上做出一些成绩，完全是受赐于1983年秋史先生对我的热诚敦促。

史先生亲切引导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自1965年被迫离开北大以后，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从未考虑加入政治党派问题，因为自感那是不可能的。到“文革”后的1982年，我先于年初调入陕西师大工作，到6月北大给我补发了研究生毕业证书，这更坚定了我尽力补上17年脱离历史地理学专业领域的损失，决定专心治学，以能有所作为的信念。然而到1985年年初，经史念海先生一番恳切的引导，又改变了我前述思想观念，使我的人生轨迹有所调整。那是1985年2月农历乙丑年春节前夕，我到史先生家给他拜年。史先生在节日祥和气氛中从容对我谈及他参加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情况，讲了一些会里老一辈领导人叶圣陶、雷洁琼等的学问品德，后又谈到他当初参加民进组织的有趣经历。那是1953年他还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与系主任时，一天突然接到学校党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要他于次日上午参加“民促会”的一个座谈会。“民促会”实际是当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现已改称为“民进”，他当时误以为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会议，于是按时前往参加。到后方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主持人在会议开会后不久就宣布当时到会的都是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就这样史先生成为民进在陕西省境内的首批成员（这之后他因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社会上影响日隆，所以改革开放后被选为民进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还因此出任过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与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接着他笑对我言：“我知你迄今尚未参加任何党派，想动员你参加我所在的民进。”紧跟着还说明，参加民进不影响参加共产党，他就是1979年在参加民进多年后参加共产党的。见我仍沉思未语又进一步说道，参加民进后是会花费一些时间与精力用于社会活动的；但另一方面会增多一些了解社会现实的渠道，也增多一些向有关方面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听到此，我深感史先生讲得情真意切，心已为之所动。史先生对此已有所察觉，随即说：“你可慢慢考虑，不必现在就表态。”辞别史先生回家后，即将史先生动员我参加民进的话，对我妻子田慧真作了转述。她听后说，按我们家情况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更合适一些。但现史先生既已提出，参加民进也很好。对参加后要花费一些时间与精力参加社会活动事，她表示会尽力支持。之后我又经过一段时间考虑，于新学期开学后向史先生表示愿意参加民进组织。经史先生与陕师大另一名老民进会员申秀生先生介绍，当年3月我被民进陕西省委员会接纳为会员。之后担任过一段时间民进陕西师大支部委员与主任委员，又因此出任过政协西安市第八届（1987—1992年）委员会委员与陕西省第七届（1992—1997年）委员，还曾连续两届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届（1992—1997年）、第十二届（1997—2002年）代表与常务委员会委员。从中我也的确加深了对社会与地方两会（政协、人大）运作情况的了解，丰富了人生阅历。我在这近30年中在从事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还增添了不少社会历练，这也是要深切感念史念海先生的。

2012年2月9日

（原文刊载于张世英主编：《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