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佛教的新内容与时代特色

随着国家政体由帝王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变，近代佛教界在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而传统的佛教宗派则无法充分体现近代佛教的特点。近代中国佛教宗派中，禅宗与净土宗依然是在佛教界乃至社会上居士信徒中影响最大的，出现了虚云禅师、来果禅师以及印光法师等有影响的祖师，然而两宗均已趋衰微，仅能勉力维系宗风而已。传统佛教的义学在近代佛教教育风气影响下得以新兴，以天台宗的谛闲法师和华严宗的月霞法师为代表，但是并无创新与发展。此外，清末民国佛教出现了两大新的趋势，一是佛教密宗通过日本密教的回归和藏传密法的弘传而得以重兴，二是唯识学的复兴，这是清末民国佛教宗派发展的最大特点。总体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宗派在近代的发展并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必须着重把握近代佛教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将其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

（一）僧团制度的变革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改革家，他殚精竭虑改革佛教的积弊，力图使其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发挥化导社会人心的作用。太虚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以改革、重整僧制为使命，在《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和《建僧大纲》三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僧制改革思想。僧制改革是太虚毕生为之献身的复兴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他关于佛教三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僧制改革是佛教思想革新的制度保障，也是佛教经济的规范性前提。太虚大师之教制改革就是通过反对深受传统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革除将法系传承家庭化以及将寺院经济私有化之弊端。太虚呼吁将传法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形成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此外，通过创设新兴的教团组织，试图从制度层面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过渡，用组织的形式来取得社会的认同，达到复兴中国佛教的目的。

除了太虚之外，常惺、震华，以及太虚的弟子大醒、芝峰等，均服膺太虚的僧制改革，踵事增华，深化与完善了僧伽制度革新。不仅如此，僧团制度建设也是这一时期佛教界共同的努力方向，以传统的禅宗为例，虚云、来果重视禅堂规约的重建。虚云禅师志在复兴禅宗祖师道场，每至一处，首先就是革除陋习，整顿禅堂规矩，重建丛林规约。来果禅师住持高旻寺，毅然革除经忏、焰口等佛事，亲订丈室等四寮规约，完善了寺院管理制度。又如净土宗的印光法师订立灵岩山五项规约，1926年印光法师与真达法师共同拟定了灵岩山规约，“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将灵岩山建成净土专修道场。谛闲法师及其门人弟子亦重视观宗讲寺及观宗学社的制度建设，谛闲的弟子倓虚法师还对传统的嗣法与住持选任制度进行改良，提出“传法不传座”的新的法系传承制度。虽然太虚及近代高僧如虚云、来果、印光、谛闲等人均提倡僧团制度建设，然太虚与其他高僧从传统的继承中再建完全不同，故招致同时代的诸多阻力和非议。

太虚大师及其近代高僧们针对佛教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前瞻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设想，为以后的佛教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于时代的局限，太虚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为佛教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对佛教僧团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放眼未来千年中国佛教的发展，太虚的僧制改革思想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

（二）佛教组织之出现

近代以来，受到世界大环境以及新潮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勃然兴起了革故鼎新的新局面，中国佛教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不断革新探索，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逐渐建立起了现代组织体系。最早出现的佛教组织是清末的佛教学公务所和僧教育会，成立的目的是抵抗庙产兴学运动，保护寺产，推动佛教界的联合与兴办僧教育。正如太虚所言：“我国前此盖犹无与国政相依，随国家地方之区域，设立机关，部勒全体之佛教徒以成为佛教之统一团体者；有之，实始于僧教育会、佛教总会。”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佛教界为团结僧俗弟子，保护僧寺庙产与佛教利益而不断兴起新的佛教组织。民初之时佛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至北洋政府时期，相继组建的中国佛教组织既有太虚法师所倡建之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佛教联合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世界佛教联合会，八指头陀寄禅法师联合全国寺僧创建之中华佛教总会，欧阳竟无创建之佛教会、支那内学院，谢无量发起之佛教大同会；也有觉社、佛教弘誓会、中央佛教公会、北京佛教会、佛化新青年会、龙华佛学会、蒙汉佛教联合会等组织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上层政要对佛教亦采取相对宽容和支持的政策，为佛教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成立了两个重要的佛教组织：中国佛学会与中国佛教会。其中，中国佛教会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始终，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发展、维护佛教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以及此后积极参与抗战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代日本人水野梅晓所著《支那佛教的现状》曾说：“教团与经营社会事业的机遇来临，对中国佛教而言，可谓是空前的大事！”^[2]由于新旧派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中国佛教组织作用的发挥，如中国佛教会从成立开始即埋藏着新旧之争，以太虚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圆瑛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矛盾重重。不过，作为近代佛教的重要尝试，中国佛教会等佛教组织在联系和组织全国佛教徒、推动中国佛教复兴、发展佛教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佛教学院教育之兴盛

在中国佛教传统中，禅宗的禅堂规矩、丛林制度，坐香、跑香、打禅七等修行方法；教门中讲堂开大堂、复小座等讲经制度；律宗受戒学戒、结夏安居等，可以说每一座寺院都是一所专科的佛教学院。然而法久成弊，清末以来，传统的丛林教育已经衰敝至极。禅堂抱定一句“念佛是谁”话头盲修死参，既无佛法正见指引，见地不明，修行方法路子不清，又无明眼善知识鞭策接引，故宗门之中人才不出是不争之事实。教门之中虽然有天台、贤首，然而能够宣讲几部佛经和祖师著述的已寥若晨星，故遑论弘扬宗派教义。净土则趋于自利自修，经典的研究日渐荒疏。律宗寺院则变为传戒场所，四分律的研习、戒律精神的弘扬后继乏人。更有甚者，各宗故步自封，互相指摘：“习禅者谓教是寻枝摘叶，学教者讥禅为哑羊无知。”^[3]

清末佛教教育始自佛教公务所及佛教教育会等组织，其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末中国佛教内部衰败不堪，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外部面临清末新政兴办新式学堂的刺激以及庙产兴学的逼迫。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祇洹精舍，将教育与传教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良策，他所创办的祇洹精舍成绩最为卓著，此外还有南京僧师范学校及文希和尚创办的扬州僧立学校等成绩亦比较突出。受此风气影响，至民国以后，把佛教教育作为维持佛教、振兴佛教之根本，已成为佛教界的共识。综观民国时期的佛教教育，主要有四支，即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创办观宗学社，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以及太虚大师于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1928年设立的闽南佛学院、1932年成立的汉藏教理院等多所现代化的佛教院校。前两者侧重于传统的丛林教育，后两者则吸收融会了现代学院教育之优点，以上四支佛教院校各擅其美，共同推动了民国时期佛教教育的发展。在上述四佛教院校之中，成绩最大、培养佛教人才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太虚大师一系的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本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传统的丛林教育、新式的学院教育，也包括传统的儒学思想等世学的教育。总体上看，传统的丛林教育与现代的学院教育各有利弊，学院教育无法取代丛林教育，丛林教育也无法阻止学院教育。丛林教育以德育为主，在僧格的养成、信心道念的培养方面亦不可或缺；近代的佛教学院虽造就了佛教复兴的人才，但亦有竞趋于知解、不甘澹泊出家的弊端。传统的丛林教育和现代学院教育应该取长补短，然而近代佛教教育总是徘徊在两者之间，难以臻于理想之境地。故亲历近代佛教教育的东初法师曾感叹：“唯有恢复丛林教育制度，学院丛林化，建立新的僧教育规范，亦唯有翘首期待将来继起之贤哲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