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
诗人牛汉1978年受命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曾多次独自采访萧军。牛汉晚年回忆：“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曾以“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诗句讥讽张学良。其实马君武也没闲着。马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将桂剧四名旦之一的小金凤收为义女，并给她改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尹羲。马每夜必到南华剧场包厢，观义女演出。也有人写诗记马氏：“词赋功名恨影过，英雄垂暮意如何。风流契女多情甚，频向厢房送眼波。”抗战爆发后，国情较“九一八”事变更危在旦夕，马去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在火车上赋诗诉与尹羲离别之苦：“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长。为使梦魂能见汝，倚车酣睡过衡阳。”尽管衡阳和沈阳之间差之数千里，马君武也非手握兵权之辈，但两首诗的字里行间，总让人感到有几分相近。
孙中山1916年自日本回国后，一天晚上在上海私宅宴请国民党总部的一些核心人物，由林焕庭具体操持。孙中山向来不爱应酬，对自己的同志更不作应酬，这次突然请客，与宴者都感到有些诧异，问林焕庭，他也表示不清楚。届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相伴出来，孙正式宣布与宋成婚，并讲述结婚缘由，客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场婚宴，纷纷向新人道贺。胡汉民代表大家向孙中山请示对新娘如何称呼，孙中山说：“你们大家称呼我为先生，就以师奶称之可也。”胡汉民认为师奶的称谓太普通，不足以表示崇敬，应称夫人，在座者拍手欢呼。从此“夫人”乃至后来的“孙夫人”，就成了宋庆龄的代名词。
抗战期间，戴笠与胡蝶一度同居于重庆松林坡戴公馆。戴笠将胡蝶与丈夫潘有声所生的女孩送到立人小学读书，每天换一套鲜艳的时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熟人都喜欢逗她玩，问：你爸爸是谁？女孩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戴笠爸爸。”
国民党政权崩溃前，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把家眷和细软运往台湾，但因迷恋一个川剧女演员，动员其同往台湾，该演员不肯，致耽搁数日，错过了最后一班飞机。后王连电哀呼，胡宗南一直不派飞机来接，王只好随李文残部逃离成都。李部投降后，王又自行落荒而逃，最终在一条轮船上落网。
黄侃在北大教《说文》时，每次考试多有学生不及格。后学生侦知黄侃爱逛妓院，便投其所好，在妓院摆酒款待黄侃，黄欣然前往。果然这届学生考试时不论对错，一律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真相后，把黄侃叫去责备一番。黄笑道：“彼等尚知尊师重道，故我不欲苛求。”
上海小说家包天笑曾相中妓女玉英，并私订嫁娶，但这桩本来可能美满的婚姻最终被妓院老鸨毁了。老鸨趁包天笑生病不能外出，眨眼间将玉英嫁给了某富商。后来三年中，包曾与玉英通过三次电话，最后一次正说到订婚戒指如何处理时，电话突然断了。包还在百货公司门口隔着门帘见过玉英一次，为旧情所触动，通了一次信。后来包天笑根据这些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电话》。
1923年4月，金发碧眼的德国驻华公使馆女职员露娜到洛阳向吴佩孚求爱。露娜与吴晤谈多次，一直含情脉脉，微露爱意。吴却始终无动于衷，仅以礼相待。露娜回北京后仍不甘心，多次用中文给吴写情书，吴概不回复。露娜在日渐绝望中用德语给吴写了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句话：“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
1914年，23岁的李劼人被聘为四川泸县县政府第三科科长。李的舅舅杨砚愚被委以泸县知事，李的四个堂舅和四个表弟也在泸县任职。泸县的名妓周七与杨氏叔侄往来频频，李也有点耐不住寂寞，时不时与亲戚同往周七家。杨砚愚闻后大怒，曾在大年三十夜里带人去周七家抓回杨氏兄弟和李劼人，对李严加训斥。李劼人成为作家后，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刻画的妓女刘三金身上，隐约能见到周七的影子。
上世纪30年代，胡适的侄子胡思永从北平到杭州度假，对符竹因一见钟情，不能自拔。胡思永还是曹佩声的外甥，曹也同情胡的苦恋，出面为胡向符求情。但符已跟定汪静之，一概不予理睬。胡思永竟于绝望中一病不起，乃至一命呜呼。后来胡适多次提出要见见符竹因，在杭州见、北平见都行，但均遭符拒绝。1948年，胡适离开大陆前，在上海与汪静之有过一次长谈，也没能如愿见到符竹因。符之于胡适，成了一个永远待考的美丽和魅力之谜。1986年符竹因去世。汪静之长寿，在汪的书房里，挂有一张符的照片，据说确实美丽动人。汪静之与符竹因整整相爱了六十年。
梁漱溟回忆：“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李大钊）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李大钊生于1889年，如此推算，李结婚时不过十一二岁，其夫人赵女士十八九岁。
“辫帅”张勋的大女儿张梦缃嫁给了北洋政客潘复的儿子。但张梦缃不守妇道，没出嫁时就和起士林咖啡馆的茶房有染，两人常形影相伴，同吃同宿。每逢这个茶房送菜到张家，张梦缃便与他结伴外出。张梦缃的弟弟张梦汾有时看不惯，指点着她的背影说：“姐姐又跟人家走了。”张嫁到潘家后，生有二子，本来都已成长为大学生，由于看不惯母亲的浪荡之举，愤激之下，都得了精神病。
抗战时期在重庆，作家碧野某天路过演员张瑞芳所住的楼下，被张招呼上楼。碧野后来回忆：“我们是老朋友了，一见在天津开滦煤矿公司，她和作家陈荒煤在一起；二见在开封，她也是和作家陈荒煤在一起；三见在武昌，她还是和陈荒煤在一起。这次，她却是独自一人。”张瑞芳告诉碧野：“荒煤已经去延安，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他了。”
张勋有一妻十妾，和袁世凯差不多，但仍然不安分，还与名角白牡丹等有染。张打牌时，白牡丹常在一旁拿个梳子帮张梳胡子，顺带接吻。
抗战期间，冯玉祥居重庆，一度与韩复榘的一个侄女相好。时冯已六十来岁，韩尚为一少女。据说冯夫妇因此反目并分居，冯住歌乐山，李德全住三圣宫。后冯的老部下薛笃弼、鹿钟麟等为维系冯玉祥的家庭，派人将韩女送离重庆。
徐树铮生于1880年，安徽萧县人。他虽没当过总理、总长等要职，仅官拜陆军次长，却是民初政坛一度叱咤风云的强势人物。徐横行官场的同时，在情场上也不含糊，曾娶妓女苏映红为妻；后为西北筹边使，又在清吟小班里娶了两个妓女。八大胡同盛传一种说法：“徐树铮娶这两个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的大戏。”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军阀王得庆于征战中染病不起，死时其宠妾王仪贞随在身边，伺候送终。丧事过后，王仪贞将现款30万元交给王得庆的儿子，声明自己年纪尚轻，只有17岁，想去读书，并重新做人。王得庆的儿子从30万元中分出10万元给王仪贞，成其自由读书之志，并委托父亲的友人谢文炳（时为陈炯明部军长）予以照料。后谢解甲归田，定居衡阳，王仪贞也从衡阳某女子中学肄业。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过衡阳时常宿谢家，见王仪贞年岁尚轻，人品文化均甚可人，经谢介绍，便与王有了水乳交融之感。何键后来用飞机把王接到长沙，由谢为女方主婚，王仪贞便成了何键的正式夫人。据说这是何键一生中最合心意的艳福。而王也终由一个小军阀的宠妾成为省主席夫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都设营队一些成员在南京大搞“胜利夫人”。一成员在东城科巷某女家中住下，这套房子楼上楼下，中等资财布置。该女三十来岁，苏州人，长于交际应酬，看似舞女一类出身。一个外地女人独居南京，显然是丈夫出了问题。这个设营队成员便对该女连人带家进行了“接收”，人财皆得。
伪满“交通大臣”丁鉴修性喜渔色。除妻妾五六个外，丁还勾搭下属女职员，安置为“大臣”秘书。此外丁常带“野鸡”到宾馆开房，恣意淫欲。一日，丁与某女在长春头道沟亚洲旅馆某房间内云雨正欢，忽然响起砰砰的敲门声，两人衣裤尚未及穿，门已被捅开，进来一便衣，将男女铐住带离。丁问：“你是什么人？”便衣掏出身份证，系日本宪兵队特务。丁窘迫万分，随手把一只带金链子的怀表递给特务，说：“出来时很忙，没带别的东西，拿这表作个纪念，改天再补付吧。”特务并不接表，执意要把丁带走。此时旅馆老板进来做和事佬，才算结束了这场风流讹诈。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孙辅忱当上了吉林伪实业厅长。孙得意之下有点忘形，常领着两个小老婆骑马逛街。二女都着短装，头戴赛马小帽，鼻架墨镜，马裤马靴。其中一女名紫玉，分外妖冶，原是吉林瀛仙书馆的妓女。有人称孙为“色中饿鬼”，他先后纳妾六个，此外与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毛某也有染。孙常在下班后到女中，和毛校长鬼混到9点多钟才回家。
伪吉林教育厅厅长荣孟枚本有一妻二妾，后又买一妾，凑成大小四个老婆。他常对人说：我的四个老婆，各司其职，大的经理家务，二的生育孩子，三的迎接宾客，四的是个玩物。他的一妻三妾都抽大烟，荣本人却不吸毒。
陈公博妻子名李励庄，女师大毕业。两人育有一子，名陈干。此外，和陈公博无正式名分而有关系的女人还有多名：一个是何家的大小姐，即何焯贤、何炳贤的姐姐，陈家人称其“大小姐”，不详其名。她与李励庄的关系极密切，两人总是同进同出，没吵过架。另一个是何家的三小姐，她与李励庄关系不睦，居上海。还有一个名莫国康，和陈系师生关系。
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惧内，又时刻面临不测，但仍改不了好色的毛病。他玩儿女人只认“一夜情”，认为这样既痛快又安全。
胡蝶的丈夫潘有声是商场熟手，抗战爆发后，和胡蝶流落重庆，无事可做。戴笠就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给潘一个“货运局专员”的名分，让他专跑滇缅边境、湖北、安徽、河南等与日、汪占区接壤的地方，做物资收运工作。潘得了这一肥缺，对胡蝶被戴笠所霸占一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人对潘意味深长地说：“老潘，你是走妻运了。”
长期供职军统、曾任保密局少将的王业鸿回忆：戴笠最喜欢玩女人，不管是部下、学生或部下的眷属，他都是想方设法奸污。有些是用权势，有些是用金钱物质引诱。我记得在重庆期间，他经常下条子给军统局女职员到他家谈话，一去就是一整天，同他谈过话的女职员每人都有一套漂亮睡衣和礼物带回来，有的还会有手表。情报员向影心，原是桂永清的姘头，戴笠从桂永清手上接过来，1938年冬又送给毛人凤为妻。情报员赵爱兰原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他设法勾引为姘头，由于赵要求与他结婚被拒绝，但他仍不肯放弃私姘的特权，赵不满，乃勾结他最得力的部下无线电处处长魏大铭，与魏结了婚，当时戴笠认为魏大铭这一举动触犯了他的尊严，未经他同意，竟敢夺他所爱，他为此曾病倒两个星期。不久，他就借词魏大铭贪污，将魏关禁闭。外事班女生余淑衡（素恒）毕业后，当他的英文秘书，被他奸淫后生了一个男孩，就将她送往美国留学，不许回国。有名的东北军阀吴俊陞的儿子吴泰勋的妻子很漂亮，他为了调戏吴妻，故意用吴为副官，吴妻经他奸淫后，他还向别人说：吴妻尚漂亮，但床上缺乏兴趣。
抗战期间，美国援华飞行员在帮助中国军队抗战的同时，也没少调戏中国妇女。一次宋美龄到昆明，陈纳德举行欢迎会，宋在致辞时谈及：你们空中作战有纪律，我们中国社会有一无形的纪律，就是道德，特别是中国妇女，生活、社交习惯与你们不同，希望你们原谅。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你们调戏了太多的中国妇女，叫我宋美龄无以自解于国人妇女同胞的责难。
潘宜之是湖北广济人，原学军事，染肺病手术后改行从政，属于新桂系，曾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长、商务部常务次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潘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据说在审讯中共党员、全国学联代主席何洛时，得知受审者的妻子刘尊一颇有姿色，便将何洛处死，逼迫刘尊一和自己成婚。后潘宜之夫妇携刘尊一之妹刘尊平往英国游学，刘尊平比其姐更年轻漂亮，潘便来了个一箭双雕，顺势将小姨子也娶进家门。
李宗仁自认为在蒋、宋的婚姻上是帮过忙的。他曾和秘书谈及，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开始追求宋美龄，并酝酿成婚。当时蒋、李都住在上海。一天张静江去找李宗仁，说：“听说宋美龄对老蒋提出三个条件，别的老蒋都能答应，就是以后不许他再玩政治，他办不到。这家伙把政治看作命根子一样，不玩政治他就活不下去。如果真是这样，这桩婚事就会打散。但是我看宋美龄未必坚持这个条件，就是她坚持到底，老蒋也许会假的答应下来，把老婆骗到手。什么条件不条件，这家伙讲话常常是不算数的。不过也有一点值得顾虑的，结婚之后被这个女人迷住了，真的照条件办事，那老蒋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我们最好是从根上打消老蒋和这个女人结婚的念头，你是握有军权的人，你们又相处很好，你如果表示一下态度，他是不能不听从的。”李宗仁说：“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们怎好过问，况且我又是他部属。俗话说‘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现在我们破坏他们的婚事，万一他们真搞到一起，那岂不是得罪了他们一辈子。我劝你老人家最好也不要管他们的闲事。无论如何，蒋的政治生命绝不会因为他们婚姻而断送了的。”
胡宗南评两本名著：“《红楼梦》《镜花缘》等描写女性的文学，用笔细腻深入，价值很高；但内容都是男女恋爱，忸怩啼笑，难免磨灭大丈夫的英雄气概，不配我的胃口。”
王克敏有五个老婆，其中第一、第三个老婆早逝，第四、第五个老婆是从妓院买来的。五老婆是民初在北京与黎元洪、谭鑫培并称湖北三杰的小阿凤。王自买了小阿凤，即把另两个在世的老婆打入冷宫。小阿凤后来给王生了一男八女。
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在贵州任职时，华德芬是“贵阳三美”之一。这三个人分别追求“贵阳三美”，华是朱绍良猎取的对象，两人终成眷属。
1928年春节前后，朱家骅调任浙江民政厅长，一度“忙得寝食无暇”，便指派留美学生、浙大农学院院长李熙谋陪妻子程亦容游湖看戏，遂致李程通奸，酿成丑闻。后朱到南京任教育部长，程未同行，仍住杭州大方伯寓所，时与李幽会。朱难免也有所闻。某日下午，两人正缠绵中，朱乘汽车从南京直奔杭州家中，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守门的老女佣连喊“老爷回来了”，程、李措手不及，慌作一团。朱急叩家门，李只好硬着头皮起床开门。朱入门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撂下一句：“你们太过分了！”转身跳上汽车离去，当晚宿西湖饭店，第二天一早原车返回南京。而程、李两人当夜满城寻朱，找了一宿也没找到。
朱家骅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回南京不久，便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病。教育部总务司长张某的女儿系留德学医归来，在汉口从医。张嘱女暂充朱的随从医师，陪住协和照料。两人形影不离，报纸上也出现这样的标题：“教长朱家骅到平养病，同来者朱夫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朱家骅在德明饭店请客，张女即代做女主人。
有人回忆说：“朱家骅在汉口时，又与陈诚、何应钦、陈立夫一同追求王占元之妾、夏斗寅离婚之妇王文渊，大家叫她‘王大姊’。”而四人逐鹿中，王终为朱所得。王年纪与朱相仿，当时已近半百，有人说朱旨在贪王有钱。王也公开宣称：“朱家骅是穷光蛋，是我养活他的。”时朱与程已离婚，朱的财产被程悉数吞去。抗战后期，王由重庆到上海，又与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朱朴之姘识，并自诩：“我在重庆是朱太太，在上海也是朱太太。”
宋哲元平时很少同女性接近，持身严谨，给人以不好女色的印象。但也并非没有例外。抗战期间，宋在南岳养病时，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在此居住，与宋时相过往。李身边有个姓白的护士，二十来岁，打扮入时且风流大方，宋对她颇有好感。宋移居阳朔后，白一次路过阳朔，来探望宋，并告宋李烈钧已去重庆，宋便留白在阳朔住下，替她在县政府弄了个医疗所主任的位置，宋甚至还说要为她盖一所医院。时宋的家眷都在香港，宋与白一起吃饭、出游、购物，出入成双。某日宋与白外出回来，在宋居住的进德新村门口与刚从香港回来的宋太太及儿女撞上，宋太太不免醋性大发，吵闹不休，直至将白小姐轰走了事。
四川军阀杨森妻妾成群，甚至没有定数。有记载称他“所到之处，不问女教员或女学生，一见稍有姿色，即行强拉。随娶随弃，不知其妻妾究有几许。有说为百人”。
张荫梧任北平市长时，表面上道貌岸然，推崇旧学，痛恨娶姨太太等，实则也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平时爱骑马外出闲游，一次落马，致脑震荡，入中央医院，医嘱住院休养两三个月。张在医院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并让医院派他指定的护士定期去其中南海住处换药打针。每逢护士来，张都告诉卫兵：“不论何人来访，一律挡驾。”而护士一来就是半天，日子长了，自然引起卫兵的怀疑。张的寓所系纸糊的窗户，有个卫兵便用舌头在窗户上舔出一个窟窿偷窥，才发现张的本来面目。此后，当值卫兵纷纷以此方式偷窥市长之西洋景，纸窗户上的窟窿也越来越多，直至张某日打拳发现窗户不对劲，才恍然明白，把警卫连长叫来，命令彻查。这一来整得满城风雨，结果是张与此护士成婚了事。
桂系军阀林虎有一妻一妾。妻名陈淑贞；妾为林宝仙，原是广州江西帮名妓。当年林虎与潮州道尹吴安伯争娶林宝仙为妾，终为林虎得手。林虎与林宝仙冶游时，每夜需纳“夜度资”百元。陈淑贞后探得“千金小姐”一说，即只需现洋千元，便可为妓女赎身，算起来不过十夜之资，当然合算，便主动要林虎将林宝仙娶进家门。
熊式辉与陈诚当年同追谭家二小姐（谭延闿之女谭祥），成为情敌。谭祥说：熊、陈两人，论写情书是熊天翼（熊式辉字）好，论讲前途是陈辞修（陈诚字）大。
抗战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生活严谨，不近女色，甚至不喜欢与女子说话。在桂林时，梁的小姨子、比其妻黎剑虹更有姿色的黎剑明来找他，他也爱答不理的。后来有人在梁未公开的诗稿上看到“犹忆一笑愁终夜，十五年来无信息”的诗句，推断梁在与黎剑虹结婚前，可能还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悲剧式的恋情。
美籍犹太人史带1919年在中国创办亚美保险公司，四十多岁时尚未结婚。有人劝他：“总经理年纪不小了，独居栖中，岂不寂寞？我看还是早些结婚的好。”史答：“外间到处有奶卖，我何须自己去养母牛。”
与史带有些相似的是英籍犹太人沙逊。他也在上海开公司，也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但沙逊有个靓丽的女秘书，和他形影不离，俨若夫妻。
1927年，四川成都草堂图书馆馆长穆耀枢和军阀李注东、谢德堪等合伙在春熙路开了个劳福咖啡馆。内设精致密室，明为咖啡店，实则淫窟。专供几人诱奸妇女、寻欢作乐之用。但有一次玩大了，穆耀枢竟然将二十八军旅长周绍芝的妹妹骗入密室强奸。事发后周震怒之下派兵包围咖啡馆，将穆耀枢五花大绑抓走。李注东和谢德堪赶紧斡旋营救，周断然拒绝，坚请邓锡侯法办，邓只好批准枪决。周当即亲带官兵将穆押到春熙路纪念碑前枪决。
1920年前后，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经理祁礽奚的妻子患病，大小姨子从上海来天津探视，住祁家。祁的大姨子活泼放浪，来天津不久，便与祁私通。两三个月后，小姨子不齿其姐姐的所作所为，独自回上海。六七个月后，祁家“战事”频发，祁只好在马场道给大姨子另租一屋。
鸳鸯蝴蝶派干将徐枕亚著有《玉梨魂》《雪鸿泪史》等言情小说，一时风靡，男女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北京某李姓女郎读后密约作者到京见面，并私订婚约。女郎的父亲为前清翰林，初怒气冲天，后女郎与生母皆以死要挟，李翰林百般阻挠无效，只好点头认可。于是徐带着李翰林准备的万贯妆奁，载玉人南下。其实徐早有家室，且其妻悍妒异常。李女郎的下场和遭遇是不难想知的。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任省政府参议，月薪300元。不久兼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编政府公报。郁达夫闲时贪杯，常招人共饮。某日他对同事黄毓泌说：“听说福州有一家菜馆叫‘可然亭’，有没有？”黄答：“有，就在省府后门出去的西门街，一家小馆子，没什么好菜。”郁说：“听人说老板娘长得很漂亮，我想看一看，你能领我去不？”黄笑道：“老板娘的年龄恐怕要大你一二十岁，有什么看头？”郁说：“无论如何，要一见为快。”黄便找熟悉这家饭馆的报人高拜石出面，约老板娘共进晚餐。届时郁达夫等三人同去，老板娘已年届花甲，头发斑白，且身体欠安，抱病出来接待。三人酌罢离店，黄问郁感觉如何，郁说：“不错。徐娘虽老，风韵犹存，尤以迟暮的病姿更美。”
郁达夫在福建时，一次约同事去一家日本菜馆吃饭。他用流利的日语与店员交流。落座不久，一日本女招待端着酒菜跪在席上，在客人肘边进菜。郁达夫对女招待不仅有说有笑，且动手动脚，甚至拥抱亲吻，女招待怡然接受。
郁达夫还有一次和同事游鼓山。上山需走三千多个台阶，游客一般都坐滑竿（轿子），轿夫都是农妇，发髻插着三条簪子（人称三把刀）。郁达夫对她们凝目注视，很出神。同事以为郁是对她们的发型感兴趣，郁则自称是欣赏这些劳动妇女的健康美。他曾在酒桌上说：“一般人都说苏杭出美女，其实不然，福州女人最漂亮。苏州和杭州女人皮肤过于苍白，病态美；福州女人皮肤白中带红，健康美。”
陈香梅是中央社第一个女记者。抗战胜利后，陈香梅从昆明调任上海中央社，与建筑师廖某同居于静安别墅。廖在上海安家后，即赴衡阳主持机场扩建工程。陈香梅生活上的自由度几无限制。此时，陈纳德也随航空总署空运大队迁到上海。两人经常会面，陈每周必去虹桥路陈纳德寓所“采访”两三次。后来频度更大，采访组吉普车司机老王曾向人诉苦：“陈小姐现在每天必到虹桥路去，要在那里等她两个钟头；有时候把她送到那里，就叫我先回来。”当时陈香梅为24岁的少妇，陈纳德已近60岁。1947年12月18日，陈与廖解除同居关系，三天后，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陈纳德私邸举行婚礼。出席婚礼的来宾仅十二人，时任民国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参加了婚礼。婚后，陈香梅送中央社同事每人一听巧克力。
南洋华侨巨商黄仲涵的女儿曾立誓非洋人不嫁。后黄小姐果然嫁给一个英国人，但生了两个孩子后，终被抛弃。时值巴黎和会召开，黄小姐便去连凑热闹带散心。不想在凡尔赛宫前偶遇来赴会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的妻子不久前病逝。两人一见钟情，不久成婚。
民初的直隶都督张锡銮生于1843年，他在七十来岁的时候，娶名妓院庆余堂妓女凌云阁为妾。凌云阁本姓林，原是上海一个买办的小姐，因家道败落自愿下水，被庆余堂老板娘以1000元的高价接走。她读过书，能写一笔好字，去庆余堂不久便大有红得发紫之势。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几乎每天早晨都来摆一台花酒，与凌云阁和老板娘同吃。汇丰银行的邓君翔，中国银行的冯耿光、李律阁，交通银行的曹汝霖、时素卿、钱新之，西门子洋行买办鲍星槎等都是凌云阁的座上常客。后张锡銮一把子年岁却非娶她不可，凌云阁开出的条件之一是永远不能说出她是妓院从良，而且要一同到上海见她父母，承认是从上海把她拐出来的，当面向其父认错。按年纪推，凌云阁的父母也该是张锡銮的晚辈。
庆余堂老板娘与小凤仙很熟，也熟悉小凤仙的身世和底细，其子张文钧曾在一文中谈及：“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据我听说，小凤仙所以帮助蔡锷出走，还不是出于政治眼光，不过蔡锷是她的恩客，两个人很相好，不忍他遭到袁世凯的毒手，才设计帮他逃出这个龙潭虎穴的。”
民初，名妓嫁权贵的事例屡见不鲜。湖北人小阿凤自幼被卖入妓院，渐渐走红后，捧她的显贵越来越多。某日，王克敏在六国饭店把小阿凤叫去，掏出一把手枪，硬逼小阿凤嫁给他，否则就自杀。经小阿凤养母阿宝姐讨价还价，王克敏最终如愿以偿，用六千块大洋买走了15岁的小阿凤。后来阿宝姐也成了北洋政府另一要角王揖唐的如夫人。
苏佩秋是山东人，民初的当红名妓。据说她苏州话说得很地道，神似南方妓女，后来嫁给了大名鼎鼎的曹汝霖。苏嫁曹后，忽然要重新安葬死去的父母，但坟地已无碑碣，年深日久辨认不清到底是哪座。苏仗着曹汝霖的势力，一味蛮干，挨个开棺动木，将那一带坟头几乎挖了个遍。
曾任财政部次长的李思浩看上一个叫花云仙的妓女，花却死活看不上李，不肯以身相许。不久花托词南返，连李要给她买个铜床以为纪念都不答应。后庆余堂老板娘为李介绍一个叫小玲珑的妓女，李花三千块大洋接走。李后来在金融界叱咤风云，活了八十多岁。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安福系大将徐树铮娶了苏州籍妓女苏芸仙。苏原来只应付银行界的两个大佬——李律阁和邓君翔，外加爱上一个穷学生。李和邓曾轮流在苏处过夜。后来苏还是嫁给了徐树铮。苏入北池子徐公馆后，甚为得宠。她替徐家大事铺张，换上了一水的临记洋行西式家具、苏绣锦缎被褥。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也是妓院的常客。他和一个叫陈香兰的妓女打得火热，后把陈娶回家。陈给叶生了一个女儿后，不久病故。叶伤心不已，曾起誓要为陈香兰吃素一辈子，但不久又娶了一个叫惜云的妓女。
冯玉祥部撤出京城后，北京的社会秩序大乱。一次，清室某王公的儿媳到东安市场购物游玩，被张宗昌塞进汽车抢走。北京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王士珍为此找到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请王立即设法营救。王当晚去见张宗昌，和张套近乎拉关系，一直聊到深夜。见谈话投机，又提议和张拜把兄弟，张欣然同意。“拜把”之后，王渐渐把话题引到正事上来，又费了半天口舌，张才答应放人。
张宗昌抢清室家眷的事情一传出，即在市面引发轩然大波。一次梅兰芳在开明戏院演出《廉锦枫》，招待外宾和张宗昌、张学良、王怀庆等人。王早到，入一偏厢，中间是张学良和张宗昌的包厢。王身后的包厢，是一家女眷，老中青少妇皆有，厢外一听差的伺候茶水糖果。快要开场的当口，张学良偕同张宗昌到场，并带了一群穿军装的侍卫。孰料剧目一开场，王后面包厢中的那差人走到老者身边耳语，随后女眷便一个个悄然离开包厢。王起初有些纳闷，问左右：“为什么她们都不看戏了？”左右皆笑而不答，王始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是怕被张宗昌抢走。
邵元冲在孙科当立法院长时为副院长，于西安事变中被击毙。他年轻时一直追求张默君，多年未果。张提出的条件是，邵须得到博士或硕士学位以及少将以上的军衔，才可同其成婚。邵后来到美国混了个硕士，孙中山可怜他，赏他一个少将头衔，邵这才遂了心愿。
民初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是天津卫大茶壶出身，小站练兵时应招入伍。孟卸任后寓居老家天津，某日枪杀其妻，被捕房抓走，以杀人犯看管。后经查明，孟妻系女伶出身，因与人私通，被孟发现后遭枪杀。孟最终被判无罪，当庭获释。
在沈醉看来，戴笠更是十足的色狼：“被他蹂躏践踏过的女性，以年龄论，有从十四五岁到五十岁左右的，从自己的侄女、学生、女特务、女佣人、女医护人员，到特务家属和朋友的妻女。他对很多人只找一次，以后便不再理。有些使他高兴的，隔一相当时期才又找一两回。和他同居时间最长久的要算胡蝶了。从1943年以后，胡便为他所占据，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抗战胜利后，戴笠将胡蝶寄居在上海金神父路11号唐生明家，不仅因为戴唐交情不浅，更因为胡蝶与唐生明夫人徐来关系密切。
王揖唐娶了青楼女子顾红珠为妾，顾红珠姐姐的女儿小阿凤为顾收养，后被王克敏娶为妾。两人的朋友常戏称王揖唐是王克敏的岳父。
抗战期间，黄绍竑替他的义女、正在上海读大学的萧明做媒，把萧介绍给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司令王敬久。萧明拉着同学夏文秀从上海到上饶相亲，见面后，萧感到王非理想中人，便打算就此回湖南老家。行前王敬久设宴给她们饯行，戴笠也在座。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夏文秀能唱花旦。戴便于席间对两个女学生说：“蒋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不容分说，第二天就用汽车把两人接走，到重庆后，直接送往两湖会馆，后又关入白公馆。某个黄昏，突然来了两乘滑竿，将二人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一个多月后，因胡蝶入住杨家山，戴笠又把两人送到贵州集中营监禁起来。直至戴笠死后，两人才获自由。
张群的情人张肖梅，本为中国银行花瓶，后嫁给张嘉璈的弟弟张嘉铸。但两人徒具名分，长期分居，各搭朋友，互不干扰。据说张嘉璈也与其弟妹有染。抗战期间，张群住重庆德安里，当时家眷还没搬来，张肖梅住张家楼下。每当张群下楼轻叩张肖梅的房门时，副官便都躲开，以免尴尬。张群的家属搬来后，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为张肖梅在德安里对面的求精中学找了一个住处，以便张群与其来往。而张群对张肖梅来说，不过是其结交权贵的一个砝码，她本另有所爱，恋人叫魏大任。张群与张肖梅的事情，据说蒋介石也有所耳闻，但佯装不知。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谭熙鸿趁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机会，把寄居其家、在北大旁听的小姨子陈某某给强奸了，其妻出院后不久便郁愤而终，谭便顺势和小姨子结了婚。而女方在广州的未婚夫不干了，闻讯北上，在《晨报》上公布控诉书，整得满城风雨，谭也只有一走了事。
嫖妓是石友三的一大嗜好，此外他还娶了五个老婆。原配是一吸大烟的小脚老太太，二姨太黄凤芝是在许昌强娶的京戏园子的花旦，三姨太程某是在北平逼娶的戏园女角，四姨太是骗娶的东北军某团长的妻子，五姨太林慰君是《京报》主笔林白水的女儿，石友三令其军医处长用针药强迫林堕胎后再与其同居，也是逼娶来的。
袁世凯喜欢小脚女人，他的太太和为数众多的姨太太中，除了朝鲜籍的三个姨太太是天足，其余都是缠足的小脚女人。他最喜欢的五姨太，据说得宠原因之一，即是她有一双缠得格外小的“金莲”。三个朝鲜籍的姨太太进门时都是天足，只得仿照京剧中花旦武旦“踩寸子”的方式，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直至袁死后，三人的双足得以离开寸子时，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一生娶了五个姨太太，按顺序分别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和亚仙。袁克文与原配刘梅真的感情本不算坏，但因袁浪荡成性，五个姨太太轮着进门，刘梅真不免吵闹，袁世凯听到后，对刘梅真说：“有作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袁克文后来定居天津河北地纬路，却很少在家住，他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长期包了一个房间，平时不是住旅馆，就是住到班子里，甚至连最低级的妓院老妈堂，他也去住。1931年春节过后，袁克文得了一场猩红热，本来经过医治，烧已退，但他不及痊愈，又跑到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招来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胡闹，致病情反复，高烧再起，回家不到两天就一命呜呼了，终年仅42岁。
法学家张志让一直单身，且私生活严肃。抗战期间他任广西大学教授时，很多朋友没少为他操心，陈此生和胡愈之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是两广监察使的侄女，征求本人意见时，张笑而不答，既不拒绝，也不表态。等到约见面的时候，张便托词不去，把介绍人玩了一把。张的朋友们都以为他大概是个独身主义者了，不料解放后张在年逾七旬后，与何稚芬结婚，胡愈之开玩笑说：“张季龙是晚婚的典范。”
学者孙寒冰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与唐绍仪之子唐榴同班。唐对孙的学识和人品颇为钦敬，便介绍自己的侄女唐淑德与孙订了婚，唐淑德后来回忆：“孙寒冰在订婚后，即去美国五年，从没有忘记我们的婚约。即使在结婚后，也仍有太太小姐们爱恋他，但他始终对我忠诚不渝。”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他晚清任职彼得堡时，认识了比利时一将军的孙女培德。培德体格健壮，举止娴静，谈吐风雅，陆与之一见钟情。两人结婚后，陆一直讳言夫人年龄，直至几十年后陆去世时，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培德竟然大陆征祥18岁之多。陆后来成为民国第一任外长，袁世凯在接待北京外交使团的宴会上特邀培德夫人协助接待使节夫人，培德应付裕如，颇获夫人们好评，袁世凯也称其为女礼官长。比利时王道姆女公爵对她的评价是：“进入培德夫人的客厅，从未听到道人之短。”
1913年春，孙中山的秘书长张通典把30岁的汤国梨介绍给章太炎。汤国梨晚年忆及自己的婚姻时说：“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6月30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男女宾客两千余人出席，蔡元培为证婚人。婚书由章太炎自撰，用辞典雅，成一时美谈。当晚，章在一品香宴客，招待来宾。章太炎当场赋诗一首，汤国梨则咏读了自己的旧作。
曾任中统局长的徐恩曾一生娶妻三个，另有诸多女友。他的一个同事回忆：“他平时很喜欢接近女性，有女朋友李汉瑾、谭真（是特务人员曹异之的妻子，有一时期与徐秘密来往）。朋友之妻，如赵伟民妻某氏、濮孟九妻萧惠芬都与徐混得很熟。当时，调查科女特务赵德恺，绰号赵飞燕；另一个柏商云，绰号杨贵妃，都常常陪着徐游玩。”
钱大钧的妻子欧阳藻丽一次患重病，生命垂危。她深恐死后子女受后妈虐待，向父母和钱表示，希望钱续娶自己的三妹欧阳生丽为妻，以照顾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家人均无异议。欧阳生丽年轻秀丽，活泼动人，钱则正值壮年，政治上已有相当地位，双方一拍即合，只待欧阳藻丽眼一闭，即举行婚礼。不料欧阳藻丽不仅没死，反而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而那边也已生米煮成了熟饭，钱大钧与欧阳生丽感情日深，已难自拔。钱的岳父母曾令欧阳生丽躲开钱去日本求学，但钱以上海警备司令的身份，竟闹到在马路上乱跑乱撞，幸好有副官紧跟，才没出事。结果是钱的岳父母不得不松口，让两人做没有名分的夫妻。
上世纪20年代初，戴季陶为避债与妻子钮有恒从上海迁居湖州潜园，并装疯卖傻。戴表面上生活不能自理，需其妻钮氏及钮氏的内侄女赵文俶一同照料。不久戴与赵发生关系，赵于1923年生一女，取名赵戴子（即戴家祥）。戴在日本时的保姆雅安也在1922年夏天到湖州寻戴，在潜园住了几个月，后为钮氏所忌，给钱令其返日。钮氏病故后，戴未再续弦，一直与赵同居，又收一批女孩为干女儿，并安插在考试院等部门为雇员。
汪精卫的情场故事令人叹惜。汪15岁时与刘氏订婚，女方据说“娴淑貌美，知书达理”，这门婚事虽由家里包办，但两情相悦，自然双方情愿。汪投身革命后，发誓“自绝于家庭”，不仅与家庭断绝关系，也与刘氏解除婚约，致刘终身未嫁。
1908年初，汪精卫随孙中山去马来西亚进行革命活动，华侨巨富陈耕基向孙中山捐赠大笔钱物。陈的女儿陈璧君对汪一见钟情，发起死命攻势。陈璧君身材矮胖，相貌平平，且性情泼辣刁蛮，汪当时并未动心。当年秋天，汪精卫受孙中山委托到香港，通过友人方声洞找炸弹专家刘师复制造炸弹，值刘正养伤，汪只好在方家住下等刘康复。方的妹妹方君瑛在日本留学时即与汪认识，并对汪有意思，只差表白。这回汪来家暂住，可谓天赐良缘。方君瑛天生丽质，苗条婀娜，两人诗词唱和，汪不由心生暗波。1909年1月中旬，汪携炸弹赴京刺杀清朝大臣，方君瑛与汪诗别：“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
汪刺杀摄政王失手后被捕，陈璧君携巨款入京营救，上下打点，并亲赴狱中探望。钱花完了，陈甚至不惜姑娘脸面下赌场豪赌，赢的钱再用于救汪。汪感动之下，说出“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的话。辛亥革命成功后，汪出狱兑现誓言，与陈成婚。但婚后的家庭生活并不和睦。此时汪的知交方声洞已牺牲，汪与方的家人继续来往。方君瑛视汪为兄长，给了汪精卫不少生活乃至精神上的抚慰，自然也引起了陈璧君的嫉恨。陈曾当众辱骂方君瑛。方无法割舍和汪的感情，又不愿影响汪的声誉，便选择了悬梁自尽的归宿。汪闻讯悲恸欲绝，一再撰联赋诗，哀悼方君瑛。此后，汪精卫外出绝少与陈璧君同行。
1931年，汪精卫去看望方声洞的夫人曾醒，在曾家遇见一个和方君瑛很相像的女子，经介绍是曾醒的弟弟曾仲鸣一个部下的太太，名叫施旦。施曾留学国外，有极深的文学造诣。汪遂将对方君瑛的思念移往施旦身上。施明知如此，因仰慕汪精卫，也心甘情愿做方君瑛的替身。两人自此经常秘密幽会，后虽为陈璧君察觉，鉴于方君瑛的悲剧，陈也未予深究。以后汪精卫每上庐山，曾仲鸣夫妇也将施旦带上山，住在自己的别墅里。汪便成了曾仲鸣别墅的常客，有时晚上就在曾的别墅留宿。后汪成了汉奸头子，施索性离婚，铁心跟随汪精卫。汪死后，施移居香港，与世隔绝，每日对汪的遗像念经打坐，了此一生。
宋子文的情场故事则令人叹赏。宋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应盛宣怀之邀，任武汉汉冶萍公司英文秘书，因此常出入盛家，认识并看上了盛家的七小姐。公司主任秘书蒋慰仙主动向盛家说媒。盛家则以宋的父亲原是个拉着手风琴满街转悠的传教士，有辱盛家门第，两家联姻会惹世人笑话等为由，回绝了这门亲事。宋一气之下辞职南下，入了仕途。
1927年夏，33岁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去武汉游说汪精卫、宋庆龄与蒋合作，中途顺道上庐山住了几天。在大老板张谋知的别墅做客时，张正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女儿张乐怡让宋眼睛一亮。19岁的张乐怡在已是显贵的宋子文面前落落大方，毫无扭捏羞涩之态。两人用英语交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此后几天，宋干脆从旅馆搬到张家别墅，并与张乐怡漫游庐山诸景，玩了一把真实而缠绵的“庐山恋”。宋子文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在漫步中谈吐交流，她总是会心一笑，有时她说得起劲，让我就像读一本内涵丰富的庐山导游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此时，花前树下，山径河边，都留下了我们观赏、游玩的足迹，留下了我们和谐的笑声。”
这回轮到张乐怡为门第问题伤脑筋了。宋家此时已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家庭，张乐怡不能不考虑，这个家庭能否有自己的位置，自己会不会成为高官显贵的玩物。张在与宋的交往中，一直怀有几分矜持，从不轻薄放浪，随意委身，这使见惯了风尘女子的宋子文对张更生敬意。宋离开庐山时，并未向张求婚，只是向张家父女表示：定会再来。后来宋霭龄、宋美龄亲上庐山“考察”，一致认同宋子文的眼力，直觉张是一个温文尔雅、心地纯洁且为宋所需要的女子，便按照庐山当地的习俗，正式向张家提亲。张谋知自然欣然允嫁。1928年秋天，宋子文与张乐怡成婚，此后不弃不离，相伴一生。张乐怡与宋氏家族成员相处十分融洽，从不搬弄是非，也从不争权夺利，深得宋氏家族好评。
上世纪20年代，江汉大学男女生混招，男生女生之间产生恋情在所难免，甚至有女生因此怀孕。湖北督军萧耀南为此向吴佩孚请示处理办法，吴不假思索即大笔一挥，手令解散江汉大学。该校董事长黎元洪特派代表到洛阳请求吴收回成命，吴当面驳回。江汉大学因此停办。
1926年，姚可昆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升入本科国文系，任课教师是杨晦。某日，姚和两个同学游中山公园，在后河沿坐着闲聊时，高她们一级的同学郝荫潭与一个男青年从她们身前经过。当时郝荫潭是杨晦的女朋友。姚的一个同学说，和郝一起散步的男士外表可比杨晦要体面些。姚则随意说了一句：“咱们不管人家的事。”后来，这个被同学断言“外表可比杨晦要体面些”的男士——冯至——成了姚可昆的终身伴侣。
女作家凌叔华说：“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凌叔华是学者陈西滢的妻子，也是陈的“终身伴侣”。但据说两人并无爱情可言，又据说凌叔华在婚姻之外，不止一次陷于“涉外”的恋情，有些故事还颇具传奇色彩。
抗战爆发不久，22岁的青年学子贾植芳被授予少尉军衔，派到中条山前线任日语翻译。贾到之前，他的大名已为中条山驻军的中级军官们所知，都以为是个楚楚动人的姑娘。当天全剃头刮胡子收拾整齐夹道欢迎。哪知来者不善，竟是一条汉子。军官们顿感失望。
女作家胡兰畦谈四川军阀杨森：“我很佩服杨森，我觉得他与其他军阀是有区别的。在对待妇女问题上，杨森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处事方法。杨森对我历来就很尊重，严肃，他从没有同我开过一句玩笑，也从来没有和我磕磕碰碰，勾勾扯扯，他的原则是这样：‘你愿意就嫁给我，不愿意也不勉强。’对我如此，对其他女性也如此。一次杨森打到资阳，女校一名女生上台致欢迎词，杨森看上了这位女生，向她求婚，家里同意但本人不愿意，那位女生说：‘总司令，第一你年龄大，第二你已有了几位太太，我不愿意。’杨森听后并没有恼怒报复，而是说：‘很好，婚姻自由嘛。’再也没有提这件事。”
上世纪80年代，牛汉曾在上海汉口路附近一条弄堂走访女作家赵清阁，并记述：“她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后来胡絜青得到消息，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到重庆冲散鸳鸯……赵清阁向我展示老舍1948年从美国写给她的一封信：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赵清阁一辈子没有结婚。”
牛汉谈聂绀弩和艾青：“绀弩年轻时很浪漫，感情生活不简单。抗战时期，在桂林，和艾青第一个妻子张若笠同居过。绀弩送丁玲去延安也是一路以夫妻的名义。高瑛说，艾青曾对她说，他一生最好的妻子是张若笠。张若笠从浙江到桂林千里寻夫。艾青晚年感到内疚。高瑛告诉我，艾青一辈子认为张若笠美。”
“文革”初期，冯雪峰和牛汉被关“牛棚”，天天写交代材料，共睡一条大通铺。牛汉晚年回忆：“我和雪峰就像我跟胡风是把他当作前辈敬重的。我们还谈到丁玲。他谈得很真诚，还维护丁玲。他们在20年代末，同居过半年，在杭州。他们分手就是为了冯有妻子儿女。”
《〈读书〉十年》记了几则和名家相关的“情事”：
黄裳和黄宗英：“黄裳曾追求过黄宗英，事未谐，黄便说：‘那么我做你的衣裳吧。’自后果真改名为黄裳。”
张中行和杨沫：“往张先生处。又说起《青春之歌》，问他可有北戴河救孤女一事，道：‘我1956年才第一次去北戴河！'‘那第一次是怎样认识的呢？'‘原是我哥哥一个同学的妹妹。'”
钱锺书和赵萝蕤：“想起陆灏曾提到，施蛰存对他讲，《围城》中的唐晓芙的原型即是赵萝蕤，钱当年是追求过她的，不知确否？”
1919年，中国公学某学生因失恋致信胡适诉苦。胡适回信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同其他生活有同样的命运：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当得起成功，更要耐得住失败；凡耐不住失败的，什么大事都不能做。”“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孔德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胡适的这番话，看似安慰失恋的校友，背不住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上世纪40年代，曹禺在上海导演自己作品。黄裳回忆：“有时偶然在咖啡馆中相遇，也只是遥遥地招呼一下。有两次我看见他陪了一位女性同坐。那是只有在北京的来今雨轩和天津的起士林座上才能见到的一位女性，这使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北京人》。”
抗战时，王芸生已是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有个才貌双全的文官考试“女状元”看上了王芸生，写信以身相许。王初无此意，尽量回避。但时间一长，也不免心动。有一阵子，王下午的会客时间几乎被该才女占据。两人吟诗作画，谈情说爱，其乐融融。后才女找上家门，对王妻说：“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王后来也和妻子挑明。王妻没哭，也没吵闹，平静地说：“你不说，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们确实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不要像他妈那样，一辈子‘睁眼瞎’。”说到这里，王妻才动情地落下眼泪。王芸生当时没答话，悄然离开。随后王断然拒绝了“女状元”的求爱，并退回她的所有情诗和情书。
诗人汪静之以情诗得名，他的第一首情诗是写给曹佩声的。曹虽与汪同龄，但论辈分是汪已故未婚妻的姑姑，她断然拒绝了汪的诗歌示爱。但汪对曹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为曹写了整一年情诗。曹后来嫁人又离婚，而汪也有了女朋友符竹因。一次酒后，曹对汪说：“我和胡冠英脱离关系后，当时真想答应你的爱。可一想到符竹因，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夺人所爱。”1930年，曹在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一次汪去探望，屋里仅一张床，曹以长辈的口吻命令汪：“我睡这头，你睡那头，你给我暖脚吧。”此时曹的心上人，已移为胡适。
曹佩声与胡适相爱后，对曾经的追求者汪静之说：“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却没有爱的缘分。过去我为丈夫守节，从现在起，我要为胡适之守节。”
张友鸾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两年后女生崔伯萍成为他的同窗。又过了两年，两人由同窗而夫妻。那几年张友鸾正热衷研读元曲《西厢记》，常去琉璃厂搜求各种版本，有同学便把热恋中的他们戏称为张郎、崔娘。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是证婚人，周用烫金的红纸写来贺联：“文章魁首，仕女班头。”这正是董解元夸赞张生与崔莺莺的两句话。
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隔着两级的同学。1933年圣诞节前的一次聚会上，两人就人口学上的某个问题发生争论，互相不服。事后费希望能说服王，就借当时燕京大学通行过节送礼的机会，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谈人口问题的书。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他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始频繁交往，直至结为夫妻。
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比蒋小二十岁。当年陈的好友朱逸民嫁给蒋的好友张静江后，陈便成了张家的常客。1919年夏天，陈在张家偶遇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蒋对陈一见钟情，出张家后一直在门口等着送陈回家，被拒绝后又千方百计找到陈家，但被陈母轰走。此后两年间，蒋通过各种办法接近陈，陈父去世，蒋穿着孝服去吊祭。蒋还托张静江出面提亲。面对如此“攻势”，陈母只好松口。于是，见面、订亲、结婚……蒋发誓对陈终生不渝。这一年，陈洁如15岁。孰料五年后，蒋在孔祥熙夫人宋霭龄的家宴上又偶遇宋美龄，犹在耳边的誓言便宣告作废。陈洁如与蒋分手后不久即赴美留学，1932年回国，定居上海。1961年移居香港，1971年病故。终身未再嫁人。
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的发妻本名朱惠侬，两人虽是家里包办的旧式婚姻，但感情很好，相当和谐。只是好景不长，1914年朱产后染病去世。张申府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她不是过早逝世，我不会再找其他女人。”张1915年又在家庭包办下结了第二次婚，这回与上回情况迥异，张自称“上当受骗”。
1920年，张申府与刘清扬等赴法留学，在开往马赛的船上，刘清扬向张申府表白了爱情。张申府后来回忆：“我们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首先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共……我们从欧洲回来后，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此后直至1948年分手，两人从未举行正式结婚仪式。
这二三十年间，张申府与刘清扬的关系虽说相对稳定，但张于刘之外，没少生绯闻。如“一二·九”运动期间，张在清华执教，与女学生孙荪荃打得火热，他自己也承认：“孙和我那时已经关系非常密切，难舍难分；我们的爱情已是人所共知，一如我们的政治倾向一样。”又如抗战爆发后，张申府在重庆编《战时文化》，招他的女学生董桂生做秘书，两人又打得火热，终至同居。
戴望舒游学法国时，未婚妻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等他回国，施已移情别恋。戴的友人穆时英安慰他：“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了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这大约是1935年春夏间的事情。穆时英的妹妹名穆丽娟，用戴望舒的话说是“温柔而美丽”。一年后，两人成婚。
叶圣陶说：“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开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适合，更适合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不过叶圣陶也承认：“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一种偶然；迷信一点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月下老人。”叶的话换言之，可以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婚姻就是一场赌博。
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与叶圣陶在婚姻上经历不同，但感受类似，他回忆说：“我后来能自立，方才婚于高氏。原配断弦，续娶杨氏，都觉着非常美满。妻子也信任我，毫无误会。”陆费逵对男女之事有自己的看法：“我对于男女间有两见解：一则爱之不可害之，二则爱人不可害己。所以我常说：爱是一件事，为我又是一件事；若爱便一定要为我所有，那就走入魔道了。况且一个人责任很多，怎可为婚姻问题牺牲一切？”这和陈寅恪在美游学时对爱情的看法，以及胡适对恋爱的看法，都颇为近似。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公园水榭对面是一片芦苇，有小桥通达。某日黄侃与一女在芦苇荡里淫乱，被警察擒获，通知北大。黄即因此去职。
民初，京城名伶刘喜奎拥有众多来自不同阶层的“粉丝”。如时任参谋部长的陆锦，年少貌美，狂追刘喜奎。陆每次去刘家，必带着参谋部一局局长崔某。陆性情暴躁，没少与刘吵架，崔便从中调解。崔为人机灵，对陆恭顺，对刘柔和。后来陆一无所获，刘却嫁给了崔某。《亚细亚报》记者刘少少也单恋刘喜奎很久，刘少少居一陋室，四壁萧然，只在卧榻之侧挂了一张刘喜奎的放大照片，声称朝夕相对，足慰心神。而据刘的梳头保姆私下透露，刘喜奎虽然貌美，颈以下、肚以上的肌肤却粗糙不堪，与其长相是两码事。
民初，张謇在南通办了一所女校，聘请苏州才女沈寿教刺绣。张在自家花园里给沈建了一个别墅，取名“谦亭”。沈颇有风姿，张与沈一来二去，不免日久生情。时沈已嫁人，寒暑假须回苏州。张不时写信过去，字里行间可见其对沈的情爱。如：“汝定不回，我亦无法，惟有归后，独至谦亭，看可怜月色耳，汝何由见之。十七日六时。”又如：“热日加甚，当年阳盛，切勿俯颈事绣，小卧最好，便人去，附书敬问谦亭主人安否？謇，八月二十六日九时。”后张謇出巨资促成沈与丈夫离婚，总算达到了与沈相伴的目的。
黎元洪隐居天津后，其宠妾黎本危因购买衣物与某绸缎庄伙计王某私通。黎元洪死后，两人更无忌惮，缠绵来往。两人先后到青岛，黎本危时已四十多岁，王某小黎十来岁。黎怕两人的感情生变，竟然在青岛举行盛大婚礼。事为青岛市长沈鸿烈所闻，以两人过于放肆，下令驱逐出青岛。
谭延闿任湖南省省长时，其夫人突然病逝于上海，两人没见上最后一面。谭终身未再婚，每年三月三日及七月望日，必作诗悼念。
有记载如此描述小凤仙：“小凤仙本一平庸妓女，貌仅中姿，身躯修长，惟皮肤白皙，富有性感，平时喜御长袍，作男子装，扎裤腿，黑缎鞋，结发成长辫，垂之脑后，盖完全一北地姑娘也，并不知政治为何物。当时松坡（蔡锷）之眷小凤仙，原欲以醇酒妇人，掩袁世凯耳目，而便逃出北京樊笼。”
上世纪30年代任安徽民政厅长的刘复，据说学问书法俱佳，唯好色如命，频频纳妾。他向别人介绍小妾时，常说：“这是我的小偷。”因偷与窃同义，而窃与妾又谐音。如此玩笑式地转换一下，也免致如夫人听起来刺耳。后来他的三个小妾中，二人早死，一人和别人私奔。刘也因此神经错乱，最后成了疯子。
朱自清说：“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又说：“我之看女人，十六年于兹了，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切不可使她知道；无论是生疏的，是较熟悉的。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卫的羞耻心或他种嫌恶心，她的艺术味便要变稀薄了；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
1925年3月18日，辜鸿铭在《京报》撰文说：“中国女子的美，完全在乎缠足这一点。缠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脉都向上蓄积，大腿和臀部自然会发达起来，显出袅娜和飘逸的风致。”半个月后，周作人在《拜脚商兑》一文中引用了这段话，并发议论说：“中国妇女恐怕还有三分之二裹着小脚，其原因则由于‘否则没有男人要’；如此情形，无论文章上学说上辩证得如何确切，事实上中国人仍不得不暂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拜脚——而且是拜毁伤过的脚的民族。我自己虽不拜大小各脚，少数的教授学生们也不拜之，而‘文明女学生’尤‘高其裙革其履’了，然而若科学的统计不能明示缠足女子的总数如何锐减，我们即一日不能免此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