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篇

1992《红猪》：红色寓意与‘飞行’、‘战争’、‘女性’、‘电影’

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主题表现充满寓意，叙事结构富于思想内涵。寓意性和思想性，既是其作品艺术魅力的有力保障，也是他能够将动画电影引领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的重要原因。

本章所要讨论的《红猪》于1992年7月18日在日本公映，创下54亿日元的当年度日本电影最高票房成绩，并且以近305万观影人次，刷新了此前《魔女宅急便》保持的动画片上座人数的最高纪录。但是商业方面的成功，并不等于一部电影兑现了所有价值，也不意味着文本的全部内在蕴含已经被一个时代所充分阅读和了解。

在宫崎骏创作的所有动画电影中，《红猪》是一部较为另类、因而也容易被忽略的作品。2008年夏天，为配合《悬崖上的金鱼姬》上映，角川书店Kadokawa杂志编辑出版了《总力特辑〈悬崖上的金鱼姬〉Featuring Studio Ghibli》。专辑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以十部吉卜力作品为对象的“我最喜爱的吉卜力动画”人气调查中，《红猪》仅名列第八位，受欢迎程度无法同《龙猫》、《天空之城》等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作品相比。2013年9月，宫崎骏宣布退出长篇动画制作后，日本综艺网站Oricon Style同样设计了一次“我最喜爱的宫崎骏动画”人气调查，除新作《起风了》之外的共十部作品中，《红猪》同样仅列第八位。

《红猪》拥趸的“小众化”，可能与这部电影的“另类”性格相关。宫崎骏的作品多以少女为主人公，而《红猪》的主人公却是一名中年男子，而且是变成猪的中年男子。因此，它不像《龙猫》、《千与千寻》等作品那样，能够吸引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红猪》讲述的是一个从成人化的叙述视角出发，完全以成人为对象的故事。宫崎骏本人将其定位为“给中年人看的电影”（图1）。

此外，与20世纪80年代的《风之谷》、《天空之城》等聚焦人类文明历史及未来的宏大叙事相比，《红猪》体现出戏谑式的幽默轻快的故事风格。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宫崎骏所有影片中，娱乐化色彩最强烈的一部。然而，在娱乐性和戏谑化的叙事背后，却隐藏着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自我表达。片中多处运用了对先行文本、符号的引用和转借，以及反讽、戏仿、暗喻、影射等手法，在刻画出主人公复杂的性格特征的同时，隐晦地表现出作品的思想主题。

本章试图透过这部影片的娱乐化外表，透视其文本的深层蕴含。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会发现影片《红猪》其实是宫崎骏基于自身政治立场，建构出的关于理想主义的寓言，而且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他对于“战争”以及“电影”的认识和思考，是了解宫崎骏、窥探其影像世界堂奥的绝佳文本。

《飞行艇时代》

《红猪》之所以“另类”，原因还在于这部作品中融入了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宫崎骏的祖父宫崎富次郎是一名拥有技术专利的发明家，曾在东京墨田区龟泽经营一所名叫“宫崎制作所”的街道工厂。1941年宫崎骏出生时祖父已去世，工厂由伯父和父亲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宫崎骏的伯父和父亲创办了“宫崎飞机工厂”，主要承接战前日本最主要的发动机及军用战斗机研发厂商——中岛飞机公司的订单，后来因东京遭受美军空袭，工厂迁至枥木县鹿沼市。这家工厂雇员最多时达到1500多人。

宫崎飞机工厂因从事军用机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获得了丰厚回报。宫崎骏曾回忆说，由于经营军需工厂的关系，父亲家的亲属中没有一人被征兵。在飞机零部件工厂长大的幼年经历，令宫崎骏从小对飞机、军舰、坦克、战车等军用装备和各种武器十分痴迷。在兄长的影响下，他广泛涉猎各种战记等纪实文学。其绘画才能的不断提升，也与此相关。据他自己回忆，起初他根本不会画人物，画的全部是飞机大炮、军舰坦克。升入中学、接受了战后民主教育之后，宫崎骏开始对自己的家族在战争期间以生产军工的方式参与战争、从中获利的往事产生难以摆脱的负罪感。由此他开始对战争的本质展开批判性思考，直至日后形成了在作品中不断表达的坚定不移的反战立场。

身为专业级飞机模型爱好者和军事迷，却坚决反对战争——这是宫崎骏难以摆脱的自我矛盾。

在80年代的创作旺盛期，宫崎骏连续推出了《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魔女宅急便》。而利用这些长篇制作的间隙，他创作了一系列题为《宫崎骏杂想笔记》的漫画。这些漫画全部以他痴迷的武器、飞机、坦克等军事器械为题材，共有13个独立成篇的故事。除最后一个故事在1992年12月出版单行本《宫崎骏杂想笔记》时首次收录之外，其他12个故事都曾在面向模型爱好者发行的杂志月刊Model Graphix上连载，时间跨度从1984年11月至1990年5月。

《宫崎骏杂想笔记》中展示出的军事器械，包括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军舰、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和“镇远号”、“一战”中德国开发的首架轰炸机、“二战”中德国小镇上的高射炮塔等等。大多是在参照纪实性战记和军事资料的基础上，融入作者自身的理解和评论绘制而成。所有的兵器、器械都有据可考，但场景和情节则是发挥了文学式想象的虚构。

其中，连载第14回至第16回的《飞行艇时代》（图2），是《宫崎骏杂想笔记》在月刊Model Graphix上刊登的最后一部漫画，同时也是篇幅最长、故事性最强的一部。影片《红猪》便是根据漫画《飞行艇时代》改编而成。“飞行艇”指的是水陆两用飞机。《飞行艇时代》堪称《宫崎骏杂想笔记》的总结与集成，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役的意大利飞行员波鲁克和美国人柯蒂斯驾驶水陆两用飞机展开空中对决的故事。主人公波鲁克被塑造成一个猪面人形的漫画形象。

《宫崎骏杂想笔记》中，很多出场人物都以猪的形象出现。作者常将自己戏谑性地画成一头猪。一方面狂热地痴迷于军事武器，另一方面却又彻底坚决地反对战争——很多情况下，猪便是他对于充满矛盾的自我的形象化自喻。《宫崎骏杂想笔记》的序文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我的兴趣实在无法向别人炫耀，那就是非常喜欢军事方面的东西。虽然自己也觉得无聊，但还是喜欢。我常想，自己怎么会做这种蠢事，实在太傻了，但同时仍然会狂热地阅读各种战记。虽然知道这很愚蠢，但还是喜欢得不行，喜好那种疯狂的热情。当然，其实我并非是去肯定它们，而是要否定那些东西。就这样在根本无法化解的矛盾状态下，已经过了将近40年，积累了很多东西，所以想表达出来，当然这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所知。（《宫崎骏杂想笔记》序文：《这本书，没有任何资料价值》）

兵器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战争的工具，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迷恋兵器，但却反对战争，这种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通过《红猪》主人公的塑造，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最初宫崎骏想把这部作品拍成一部20分钟左右、专供客机航班上播放的轻松的动画短片。结果在极具个人化趣味色彩的题材中，动画作家宫崎骏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使影片最终扩展为一部长篇剧场版作品。

“红”的寓意

在进入影片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红猪》创作的时代背景，并对“红猪”这一独特的喻体，做一个基本阐述。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意大利，主人公“红猪”，本名马可·帕哥特。片中对他多用昵称、即“波鲁克·罗素”来称呼。“波鲁克·罗素”是意大利语“红色的猪”（Porco Rosso）的发音。据宫崎骏推断，“红色的猪”最初大概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蔑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球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色”是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世界无产者运动的象征色。

宫崎骏之所以在90年代初创作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动画作品，与80年代末国际政治格局的风云突变有关。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恰恰是在全球范围内“红色”政权瓦解、转向的剧变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和华约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根据对立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冷战”格局。这一世界格局持续了40多年后，在1989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东欧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下，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纷纷易手，战后两大阵营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从内部瓦解。1989年12月，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会晤，宣布要把“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抛进地中海。这次美苏会晤象征着“冷战”结束。就在前一个月，数百万柏林市民走上街头，动手拆除柏林墙。一年后，东西德统一。1991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解体。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意味着巴黎公社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败。从学生时代起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共鸣，始终保持着左翼文化立场的宫崎骏，因此遭受到强烈的心灵震荡。

就在《红猪》制作期间，相继爆发了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空袭持续了42天。几乎就在同一时期，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原南联邦内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流血冲突日益加重。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的火药库”之称，历来是战火频仍之地。随着南联邦解体，偏狭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甚嚣尘上。1991年起，斯洛文尼亚战争、克罗地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局部地区的战争相继爆发。加上战争期间发生的民族对立与种族清洗，使南斯拉夫内战成为“二战”后发生在欧洲的最惨烈的战争。巧合的是，宫崎骏在1990年创作的漫画《飞行艇时代》正是以亚得里亚海为舞台。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促使他在《红猪》的创作过程中增添了“反民粹”的细节表达。宫崎骏笔下的“曼玛尤特”空中强盗联盟成员，其实是由曾引发了欧洲战争的各地区不同的人种构成的，其中有法国人、瑞士人、西西里人、诺尔曼人末裔、普罗旺斯人、奥匈帝国原贵族、克罗地亚人等等。他们的相貌分别代表着不同民族的特点，在影片中他们超越了国家和种族，在一个海盗式的无政府主义集团里团结在一起。

日语中说到红色，一般使用“赤（あか）”这个词。或许由于“赤”的指射色彩过于明显，影片有意避开“赤”而选择了“红（くれない）”。宫崎骏称自己为“心情上的左翼”。“二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在反对日美安保同盟的市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时代，都有相近的思想倾向；但随着时代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政治的季节”一去不返，很多人自动“转向”，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宫崎骏曾表示即便身处“转向”时代，自己依然会坚持理想。由此，《红猪》塑造了独自驾驶红色飞机，坚守边缘化立场的猪面人物波鲁克。

如前所述，意为“红色的猪”的“波鲁克·罗素”这一名字，原本来自法西斯党徒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咒骂。以此为影片主人公命名，而且还将他塑造为坚守自我信念与立场的一头特立独行的“酷猪”，宫崎骏是用自喻的方式，表明自己不屈从于世俗与时代潮流的精神取向。“红猪”波鲁克和他的红色爱机，其实就是“红色理想”的隐喻式的动画表现。

影片《红猪》的情节链并不复杂。在原作漫画《飞行艇时代》中，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经定型，最基本的故事主线可以归结为波鲁克在与对手柯蒂斯的一次较量中落败，最后实现复仇的故事。来自美国的飞行高手柯蒂斯，是“曼玛尤特”（意大利语“妈妈我怕”）空中强盗集团为对付赏金猎手波鲁克而雇佣的。在一次与柯蒂斯的遭遇中，波鲁克的爱机Savoia S. 21受到重创而坠落，之后在米兰的飞机修理厂，经过少女设计师菲奥的精心打造获得重生。此后，在空中强盗集团的安排和见证下，波鲁克与柯蒂斯展开了一场从空中到陆地的“大决斗”，最终波鲁克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滑稽地胜出。柯蒂斯被迫支付了波鲁克的飞机修理费，而波鲁克的获胜也使对波鲁克心存爱意的菲奥免于成为对手柯蒂斯的新娘。

可见，至少在实现复仇之前，波鲁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挫败者。关于其爱机在遭遇柯蒂斯时意外从空中坠落的原因，到底是由于飞机本身的引擎故障，还是被对手击落，波鲁克和柯蒂斯两人各执一词，影片对此做了暧昧化处理。但不管怎样，波鲁克的飞机从空中坠落，曾一度化为一堆残骸，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节意味着“红色”理想主义者波鲁克的一次象征性死亡。尽管日后他的红色爱机获得重生，但除了沿用机身的红色以及原有的飞机型号，整个飞机由内到外，都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更新改造，甚至连引擎都被彻底改换。

由此可见，从隐喻性的层面观之，《红猪》的故事叙述与左翼理想遭遇巨大挫败的90年代的时代背景关联密切。波鲁克运载着自己爱机的残骸，面对如血残阳在游艇上迎风而立的场景，将主人公内心的挫败感以及坚守自我的信念同时表达出来（图3）。而紧接其后出现的画面，波鲁克拿在手里的报纸上清晰可见“红色羽翼已经折断”、“红猪将何去何从？”等意大利语的醒目标题（图4），无疑具有叩问左翼理想在现实中遭受重创之后，左翼思想信奉者将何去何从的双关语义。这未尝不是宫崎骏的自问，同时他也通过对坚守立场的“红猪”的塑造，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自答。

1929·Cinema·《樱桃时节》

宫崎骏每部作品的片头，都会起到提示主题，或暗示影片重要环节的提纲挈领的作用，几无例外。《红猪》的片头亦是如此。影片第一组镜头，展示的是波鲁克据为私人空间和活动据点的亚得里亚海上一个四周封闭的孤岛。波鲁克驾驶的红色飞机（Savoia S. 21）静静停靠在沙滩上。这架红色的水陆两用战斗机意味着主人公的自我投射。身穿飞行服的波鲁克横躺在阳伞下的沙滩椅上，一本打开的杂志盖住了他的面部（图5）。他的两腿搭放在方形木桌上，无线电收音机正播放着一首男声演唱的曲调舒缓的歌曲。

此时观众无法看到正打盹的主人公的面部。当他接听打来的求援电话时，盖在面部的杂志被拿掉，主人公的猪面才展现在画面上。宫崎骏为主人公设计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戴着一副深黑色墨镜。波鲁克的眼神与真实的表情，永远隐藏在猪的假面和黑色墨镜的背后。

这段片头的场景有两处极为重要的细节，其中之一是那本覆盖着主人公面部、从封面上可以确认出“1929”、“Cinema”字样的杂志（图6）。这本杂志提示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代即1929年，同时还暗示出“Cinema”，即“电影”将成为本片的一个关键线索。

另一个细节，则是收音机里播放出来的歌，那是著名的法国香颂《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的男声演唱，也是影片的主题曲。片中女主人公之一的吉娜在她经营的旅馆酒吧里，曾完整演唱过这首歌。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选取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歌曲作为主题曲，在《红猪》之前没有过先例。那么，宫崎骏为何要用《樱桃时节》作为主题曲呢？

《樱桃时节》是由巴黎诗人兼革命家让·巴蒂斯特·克莱芒于1866年流亡比利时期间作词，由作曲家阿·勒纳尔谱曲后流传开来的。1871年春天巴黎公社诞生后，克莱芒当选公社委员，并先后担任公共服务委员、教育委员、军需代表、《人民呼声报》编辑等重要职位。5月28日巴黎被凡尔赛分子占领时，包括克莱芒在内的公社战士一直坚守城东的封丹奥鲁瓦街垒。巴黎公社运动被镇压后，克莱芒被梯也尔政府做出死刑的缺席判决，但他成功流亡到了英国。在追怀往事时，他为公社运动时期曾被传唱过的《樱桃时节》增添了一节悲伤而动情的歌词，并加上“献给1871年5月28日（星期天）在封丹奥鲁瓦街垒勇敢战斗的女护士路易丝公民”的献辞。这段重新添加的歌词为：

我永远怀恋那樱桃红艳的美好时节，

为逝去的年华，

心痛欲裂！

命运女神的青睐，

也不能为我的创伤止血。

我永远怀恋樱桃时节，

心中的记忆总是那般亲切。

这首歌曲在法国广为传唱，直至家喻户晓。在法国人心中，《樱桃时节》表达了对巴黎公社运动的美好怀念。在所有纪念巴黎公社的歌曲中，这首歌与日后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齐名。选用《樱桃时节》作为影片《红猪》的主题曲，这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含义的文本引用。或许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意大利，未见得能在广播或酒吧里时常听到这首50多年前的法国香颂，但正是通过这样的虚构情节，烘托出了人物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借此表达了对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缅怀之情。

在影片上映后接受Cut月刊专访时，宫崎骏就选用《樱桃时节》做主题曲这样说道：

《樱桃时节》是一首悲伤地追忆过去的歌曲，寄托的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怀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还继续驾驶着红色水陆两用飞机飞行的“猪”，依然热爱这首半世纪之前的歌曲。此中表达出的心情，我想恐怕很难让别人了解，权且当作创作者自己的一份私下的乐趣吧。

片尾曲与加藤登纪子

在影片中为吉娜配音并用法语演唱《樱桃时节》的，是日本著名歌手加藤登纪子。在宫崎骏的盛情邀请下，加藤登纪子参与了影片的后期制作。而且宫崎骏还特别将她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偶尔聊聊过去的事》，选作《红猪》的片尾曲。

加藤登纪子1943年生于哈尔滨，1946年10月回到京都。1960年就读都立驹场高中时，参加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游行。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身亡，这给她带来了极大震撼。1962年她进入东京大学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校期间获得了第二届业余歌手歌谣大奖赛的演唱大奖，走上演艺之路。大学毕业后，她与“全共斗运动”的学运领袖、“反帝全学联”委员长藤本敏夫相识。1972年，藤本敏夫因领导学运被判刑入狱，加藤登纪子毅然与狱中的藤本敏夫结婚。1987年她发行了原创歌曲《偶尔聊聊过去的事》（時には昔の話を）。这首歌曲是她为60年代投身学生运动的同龄人创作的，表达了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追怀，以及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作为学运时代的亲历者，宫崎骏被这首歌曲打动，《红猪》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激发。这首歌被选为《红猪》片尾曲的原因正在于此。

经由加藤登纪子的演唱——《樱桃时节》所代表的巴黎公社运动的1871年、影片中吉娜和波鲁克共同抵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1929年、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运动的1960年——三个跨越国家与时代的不同时空的历史记忆，或显或隐地交织于影片之中，为“红猪”的人生寓言赋予了多重的历史性，表达出“后理想主义”时代背景下对于“理想主义时代”的回望。

其实，片中对巴黎公社的回顾与致敬，并不止于歌曲《樱桃时节》的反复出现。在片尾曲《偶尔聊聊过去的事》的歌声中，打出演职员表的画面背景上，展现了一幅幅看似与影片情节并无关联的老照片风格的画稿，共计22幅。这些画稿是专门为影片《红猪》创作，特意插入到片尾处的。画面上所有男性人物均为猪脸。这22幅画稿收录于宫崎骏与加藤登纪子合著的《偶尔聊聊过去的事》一书。该书与《红猪》公映同时期出版。

这些图稿中，有多张描绘的是巴黎公社运动的场景。例如，《团结》（图7）、《工厂评议会》（图8）、《劳动者万岁》（图9）、《无产者》等。其中，《工厂评议会》显然是巴黎公社社员准备与政府军巷战的场景，《劳动者万岁》则截取了下层劳动者正在街头小憩的日常街景。这些图稿，生动地传达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成立初期的时代气息。

除了巴黎公社的题材之外，还有许多是描绘早期民用机飞行员的飞行人生的画稿。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的随笔集《人类的大地》、《夜航》的相关场景描绘而成的。如《南方邮政飞机》、《夜间飞行》、《回旋飞行》、《归航》、《同事》（图10）等等。圣埃克絮佩里既是宫崎骏尊敬的邮政飞行员，也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当1998年新潮文库出版圣埃克絮佩里的随笔集《人类的大地》时，宫崎骏特意为该书设计封面，并撰写了序言。

“反英雄”与“非国民”

需要留意的是，“红猪”波鲁克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人物”（hero），恰恰相反，宫崎骏有意将其塑造为一个与俗世背离的“反英雄”（antihero）式角色。

这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立功的前意大利空军英雄，自施魔法将自己变为猪（当然，只是形象的改变），而且没有表示出任何想要重新回归人类的愿望。由国家英雄主动变成猪，这种对于英雄身份的自我否定，极为直观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反英雄”色彩。波鲁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义”化身，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正义”概念的解构。作为赏金猎手，他奉行彻底的个人主义，超然于国家和民族之外，而且坚决拒绝强加于他的、意欲将他收编于国家机器之中的权力意志。从他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裹挟和煽动，拒绝为国家投身新一轮的战争来看，也不妨视其为一个“非国民”的动画形象。

日语中的“非国民”一词，是曾经通行于战前日本社会的一种排斥性称谓，意指“不具备国民资格的人”。那些对于战争态度消极，或者不满于现实、对国家体制持批判态度的人，往往被指称为“非国民”，遭受周围人的打压、羞辱，甚至被警察监视或逮捕。军国主义国家由上至下，为发动战争而进行全民动员，不容许有任何异见。这种专制主义的时代空气，同影片中描绘的墨索里尼执政期间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意大利如出一辙。

20年代末，整个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势力抬头，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遭受排斥和压制。片中波鲁克去银行还清飞机贷款的情节，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时代气氛。街头旗帜飘扬，人流涌动；坦克车在激昂的乐曲声和民众的欢呼声中招摇过市，做战争动员；青衫党（原型为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黑衫党）四处尾随跟踪；为开动战争机器，银行大量发行国债。

当波鲁克在银行窗口将购买飞机的贷款还清后，银行账务员劝说道：“买一点爱国债券，为民族做点贡献如何？”波鲁克冷冷地回应道：“这种事情，还是你们人类之间去做吧。”而且明确表示：“对于一只猪来说，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

可见，在地面世界的喧嚣之中，波鲁克属于清醒的“反体制”的存在，自然要为专制政府所不容，乃至被定性为“不法”分子。由于他不肯再次为政府服役，参加国家空军，因此成为政府通缉和监视的对象。在米兰的电影院里，前战友费拉林和他见面，两人的对话凸显出波鲁克特立独行的个性特征，以及抵制国家专制的思想立场。

费拉林：“这次当局可不会放过你了。没有被盯梢吗？现在可以用反国家不合作、私自出入境、思想颓废、甘做厚颜无耻的懒惰的猪、陈列猥亵物品等罪名对你发出逮捕令。回到空军来吧，目前靠我们多少还能帮上点儿忙。”

波鲁克：“与其当一名法西斯分子，还不如做一头猪。”

费拉林：“冒险飞行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有背着‘国家’呀‘民族’呀这些无聊的赞助名号才能飞行。”

这段台词对于专制独裁的体制之下，政府钳制个人自由、对持不同政见者肆意定罪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只要不与政府合作就要背负“反国家不合作罪”，因为波鲁克是猪，就被冠以“甘做厚颜无耻的懒惰的猪罪”、“陈列猥亵物品罪”（视猪头为“猥亵物品”）等，令人啼笑皆非，对专政体制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当波鲁克走出电影院后，随即被秘密警察跟踪。在这组镜头中，波鲁克走过的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幅幅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美术风格的宣传画，每幅宣传画上都印有意大利文标语（图11）。从左至右分别是：“让我们团结起来！劳动人民万岁！”、“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劳动（人民）万岁”、“法西斯分子！”。另外，墙壁上用粉笔写的“劳动人民万岁！”也清晰可见。虽然只是一闪而过的简短镜头，却还原出20世纪20年代末的历史情境和时代氛围。

本片刻画的男性角色，大多是游离于国家与法律之外的边缘人群，抑或是“地下”的“不法分子”。例如，波鲁克经常光顾的那家地下武器制造贩卖店的经营者，以及为波鲁克修理飞机的保可洛飞机厂的经营者。他们都和波鲁克一样，戴着遮住双眼的眼镜，留着或长或短、略显夸张的胡子，而且两人都面似鼹鼠，活跃于一个逍遥法外的地下世界。然而，他们却具有十分健全的价值判断。当小伙计问起战争和猎取赏金之间的区别，武器商回答说：“用战争去赚钱的是恶棍，不会赚赏金的则是无能！”虽是一名私自贩卖武器的不法商人，但在他看来，猎取赏金也要比战争更合理、更合法。

影片中虚构的空中强盗集团，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飞行员。沦落为“盗”，却依然保持着飞行员的荣誉感。作为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化无产者群体，空中强盗集团具有“反体制”色彩。而且他们与波鲁克的共同职业——猎取赏金，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彼此都守规则的游戏，是对战争的模拟，但却不流血，不杀人。

女性主义的救赎

《红猪》虽然是一部以中年男性为主人公的影片，却成功塑造了吉娜和菲奥这两个不同年龄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飞机和战争主导的男性世界里，导入了对“战争”持否定（“反战”）和改造（“非战”）态度的女性主义视点，对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和“战争暴力”进行了批判式消解。

宫崎骏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体现出对女性主义的颂扬。《红猪》中的女性主义倾向，首先体现在全部男性角色，包括波鲁克、柯蒂斯以及“曼玛尤特”空盗团的成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强烈的女性崇拜倾向，甚至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洛丽塔情结”和“恋母情结”。

影片开始不久的场景中，“曼玛尤特”团将15名幼女扣为人质来索取赎金，结果与其说他们扣押了人质，不如说他们自己被这群幼女折腾得苦不堪言。波鲁克从“曼玛尤特”团手中营救了她们，却也对这些女孩子束手无策。从这15名幼女，再到吉娜、菲奥，影片中波鲁克和他的对手们真正展开的，似乎更像是围绕这些女性目标的一场又一场争夺赛。

“曼玛尤特”团一个个相貌凶悍，但在17岁的少女菲奥面前，立即失去全部威风，三言两语就被她彻底征服。柯蒂斯更是对菲奥一见倾心，当场向对方求婚。这些男性不仅是“萝莉控”，还有强烈的“恋母癖”。“曼玛尤特”团的名字，就是意大利语“妈妈我怕”的意思。菲奥怒斥他们雇佣美国人柯蒂斯，借外人之手对付波鲁克，“要是让你们的妈妈听到了，一定会哭的”。这句话竟说得他们一个个满脸羞愧、无地自容。美国人柯蒂斯也经常将妈妈挂在嘴边，在波鲁克的飞机坠落后，特意捡起一片机身残骸，要把它当作献给自己妈妈的礼物带回美国。

吉娜是亚得里亚海的女王，所有男性对于吉娜都只有倾心和顺服，“曼玛尤特”团也保证在吉娜的酒吧50公里之内不做坏事。如果说在地面的世界上，意大利是由法西斯党徒主宰的，那么，在影片展示的“地下世界”里，吉娜才是真正的女王。而吉娜先后三个丈夫都是飞行员并死于战场，使得这一人物的塑造具有鲜明的反战含义。

在本片故事中，导入女性主义元素的最大效用，就是对波鲁克“折断”了羽翼的红色飞机进行“修复”，并同时对这架战斗机进行“改造”。与“修复”同时完成的“改造”，实际上是对战斗机的“去势”，使其丧失“战斗”功能，让战斗机成为没有“战斗”能力的飞机。这一情节发展的精细设计十分有趣，这里不妨仔细回溯一下。

波鲁克的飞机在与柯蒂斯在空中遭遇之际坠落，之后在保可洛飞机修理厂经过重新设计获得新生。而飞机的再生，是经由女性之手完成的，这样的情节设定蕴含颇深（图12）。17岁的天才少女菲奥对飞机进行了重新设计，而制作和组装则清一色的由保可洛家族的女性亲友团完成。除了老板保可洛老爹之外，竟然没有一名男性加入其中。保可洛老爹带领众人在用餐前所做的祈祷，听起来庄严又诙谐：“超越上天的我们的神，您为濒临倒闭的敝公司惠赐了面包和工作，请原谅我们借女人之手制造战斗机的深重罪孽吧！”在经营者看来，借女人之手制造战斗机原本属于“罪孽”之举。但此后的情节发展证明，经众多女性之手获得重生的战斗机，旋即遭遇“去势”手术般的“非战”化改造。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菲奥“比看起来还要大的屁股”。

在影片中，多处有意强调了菲奥的臀部。在波鲁克为摆脱秘密警察的跟踪，决意驾驶刚修复完成的飞机离开保可洛飞机厂时，菲奥执意要和波鲁克一道乘上飞机。她专门对飞机进行了局部改造，在只能容纳一人的驾驶舱前部，经过改装增加了另一个座位。波鲁克劝说无效只得让步，命令菲奥说：“把右侧的机关枪拆掉！就算是再小的屁股，机关枪中间也太狭窄了！”菲奥回答：“太好了！我的屁股其实比看起来的要大！”为了搭载菲奥，波鲁克不得已拆卸掉了一架机关枪（图13）。这样一来，这架波鲁克用于赚取赏金的战斗机，就减少了一件重型武器。

但关于菲奥臀部的提及还不止于此。在中途加油时，波鲁克命令不满油价高昂的菲奥立即支付汽油钱，“然后，把你那比看起来还要大的屁股放到机枪的缝隙里！”（意思是请赶紧上飞机）。到了波鲁克独自居住的小岛，走下飞机的菲奥说“屁股坐得都快僵了”。这两处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已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做好了铺垫。波鲁克和柯蒂斯以飞机修理费和菲奥的婚姻做赌注，展开空中对决。波鲁克利用高超的驾驶技术，将对方控制在正前方的射程之内，但却坚持不开动扳机。观战的空盗也看出波鲁克的用意，解释说“看来他是决意直到最后也不放一枪的”，“因为猪是不杀人的”。这句台词对于人类战争的“杀人”本质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经过长时间空中对峙，双方都达到了极度疲惫与焦躁的状态。想到对手竟然要娶走菲奥，波鲁克分外眼红。终于，他抓住机会，准备扣动扳机，然而扣下扳机才发现，机枪的子弹填装发生故障，根本无法开枪。在他用力扳动填装子弹的金属扳手时，扳手竟突然折断。他手举折断的扳手，吃惊地说了一句：“都是菲奥的屁股害的”。（图14）

由于承受了菲奥臀部的挤压，为机枪填装子弹的金属扳手猝然折断。至此，继飞出工厂时卸掉一架机枪之后，菲奥的臀部又导致了另一架机枪彻底哑火。于是，波鲁克和柯蒂斯这两位飞行高手，在空中上演了一场华丽的、只有追逐而没有射击的“不射之战”。以至于最后，空中对决演变成了海边的拳击比赛。少女菲奥，用她的天才设计使波鲁克的战机获得重生，又用她的臀部，在看似无意之中，巧妙完成了对飞机战斗能力的“去势”。

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反对战争，化解战争。这样的情节设定，是宫崎骏有感于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的相继发生，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想表达。这一时期，他曾有过将日本作家酒见贤一于1991年发表的小说《墨攻》改编成电视动画片的企划。小说《墨攻》是一部艺术化地再现战国时期墨子非攻思想的小说，其主题正与宫崎骏的立场相符。宫崎骏1991年为此撰写了《作为动画片的墨攻笔记》，收录在《出发点 1979—1996》一书（德间书店，1996年7月）中。而小说《墨攻》，于2006年以中、日、韩合拍的方式，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电影与政治

前文揭示暗藏于片头的关键细节时，曾强调覆盖在波鲁克面部的杂志上有着重要信息。从杂志封面能够清楚地看到“1929”、“Cinema”的字样，可见那是一本发行于1929年的电影杂志。这一信息交代了故事背景是在1929年，同时还暗示出主人公波鲁克其实是一名电影爱好者。片中他为修理自己的飞机前往米兰时，还借机去城里的电影院观赏了一部电影，对此将在下一节深入分析。本节先梳理一下波鲁克的对手人物柯蒂斯和电影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显然，柯蒂斯对电影的爱好可能比波鲁克更为痴迷和执著。他竟然自己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寄给好莱坞，并且梦想着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

柯蒂斯对电影的执著，集中体现在他为追求吉娜，闯入吉娜岛上旅馆后花园时两人的对话中。他告诉吉娜，自己创作的剧本《亚得里亚海之花》将被好莱坞采用，并且力劝吉娜和他一起去好莱坞发展。他表示：“当空贼的保镖，只不过是我获得金钱和名誉的一个跳板而已。我的下一步目标是要当好莱坞的大明星！”吉娜询问当了明星之后他将如何打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总统！”“我将来一定要让你成为总统夫人！”

这个美国人的明星梦和总统梦，直白地反映出典型的20世纪美国式梦想之路。由好莱坞明星而一举成名、日后步入美国政界的，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但以电影明星起家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的，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那便是1981至1989年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而且里根还因其一贯的“反共”立场而知名。他1937年进入好莱坞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开始演艺生涯，曾在多部B级片里担任男主角。“二战”期间进入空军服役，退伍后重返好莱坞。他先后在53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并两度当选为美国电影演员协会主席，1949年还当选为电影业委员会主席。在担任电影演员协会主席期间，里根就卷入了电影业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他宣称演员协会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渗透，表现出极为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

曾在80年代成功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里根，对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0年代的美国因此被称为“里根时代”。他最突出的“政绩”体现在推行“里根主义”，主张以强硬姿态对待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1982年，里根在英国国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号召发动一场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争取自由的圣战”。里根政权始终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提出了名为“星球大战”的主动战略防御计划，以外太空为基础建立导弹防御网。他在两届任期内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正是这一系列强硬的敌对政策，给苏联带来沉重的军费负担，最终导致苏联经济崩溃。观察家一致认为，里根才是促使共产主义阵营走向瓦解，令苏联最终解体的真正推手。1993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毫无疑问是里根促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里根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

在影片中，受空贼集团雇佣与“红猪”波鲁克为敌的“美国恶棍”柯蒂斯，和影片上映时已从总统席位上卸任的里根，构成了一组戏里戏外虚实对应的影射关系。二者的暗合，除了从“明星”到“总统”的美国梦的实现，还包括他们都充当了与“红色”阵营为敌的重要角色。这也解释出为什么这一人物的名字叫“多纳德·柯蒂斯”。在日语中，“多纳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名。有两个在日本妇孺皆知的名人叫“多纳德”，二者皆为典型的美国符号。一个是华特·迪士尼笔下的动画形象唐老鸭，另一个是美式快餐企业麦当劳的小丑形象。但后者的本名其实是“罗纳德·麦当劳”（Ronald McDonald），据说麦当劳打入日本市场时，日本人觉得ロナルド（Ronald）很拗口，读成了ドナルド（Donald），于是将错就错，“多纳德·麦当劳”反而取代本名。由于在日本“多纳德”和“罗纳德”相通，因此可以说“多纳德·柯蒂斯”这个名字，已经将里根名字里的“罗纳德”包含其中了。

能更直观地印证二者对应关系的，是片尾出现的一幅电影海报，以及这个段落的菲奥的旁白。《红猪》片尾最后一组镜头，定格在日后成为好莱坞明星的柯蒂斯出演的电影海报上。

这组片尾镜头，展示了多年之后亚得里亚旅馆的宁静祥和的一刻。菲奥的画外音介绍菲奥和吉娜成为了好友，两人的友情经历几次战乱保持至今，最后当提到柯蒂斯时说：“对了，Mr．柯蒂斯虽然没有当上总统，但他时常来信，说那个亚得里亚海的夏天令人怀念。”

成片中的这句旁白，与《红猪》的分镜头脚本有微妙出入。在最初的分镜头脚本中，这句旁白的内容是：“成为好莱坞明星的Mr．柯蒂斯，如今当上总统后也时常来信，表示怀念那个时候的亚得里亚海。”此后宫崎骏还做过一次修改，旁白修改为：“对了，Mr．柯蒂斯如今当上总统后，也时常有信来。”

如果按照分镜头脚本的设计，柯蒂斯已经当上了美国总统。因此显而易见是对前美国总统里根的影射。或许宫崎骏认为这样处理得太过明显，因此在后期配音阶段，修改为现行版本，即柯蒂斯还没有当上总统，但他十分怀念那个在亚得里亚海度过的夏天。

伴随这段旁白，画面上出现了一张柯蒂斯出演的美国电影海报（图15）。这张海报可能会让很多影迷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海报上男女相拥的构图，与1942年摄制的好莱坞经典名片《卡萨布兰卡》的海报十分相似，从视觉效果上，构成了明显的引用关系。不仅如此，海报上柯蒂斯出演的人物手持左轮枪、头戴牛仔帽，一副典型的西部牛仔装束，暗示着西部片的元素。海报背景中，还出现了一只令人联想起《侏罗纪公园》的恐龙，提示出科幻片的元素。战争加言情、西部片、科幻片等美国好莱坞的典型片种，就这样糅合于一张海报之上。也许正因如此，海报上的片名才称之为《三重之爱》（Triple Love），俨然是对好莱坞通行天下的娱乐化电影模式的暗讽。

空战片的电影史

本节继续探究“1929”、“Cinema”这两个符号提示出来的《红猪》与电影的话题。

影片中，特意表现了主人公波鲁克在米兰一家电影院观赏电影的场景。有趣的是，他观看的还是一部动画电影，而且是一部黑白无声动画片（图16）。在短短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影片竟然完整地交代了这段“片中片”的基本情节。一部动画片中的出场人物，在影片中观赏另一部动画片，这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指涉”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有趣的是，这部“片中片”还是以卡通化的“猪”为主要角色的“空战片”，只不过“猪”在其中担当的是一个恶棍式的反面角色。

这部“片中片”的基本情节是，一头相貌邪恶的猪驾驶飞机劫掠了一名少女（卡通蜘蛛女），少女向从后面乘飞机追赶而来的狗拼命呼救，一条巨大无比的恐龙口吐长舌，眼看就要吞噬掉围绕它身边飞旋的两架飞机。突然间，猪的坐驾中弹起火，跌落到地面的猪被勇武无比的狗一记勾拳打出天外。正义的狗完成英雄救美，女主人公卡通蜘蛛女以最热烈的方式与狗拥抱、接吻。

这部剧情完整的片中片与影片《红猪》之间，构成了一组镜像式的对比关系。首先它具备“空战片”、“空战加言情”的特点，而且出场人物有着黑白分明的正邪、善恶的角色区分。同时，它和《红猪》后半部分的情节发展，即波鲁克和柯蒂斯从空中追逐到地上拳脚决斗这一“空战加动作”的影片看点基本一致。

但很显然，波鲁克对这部电影并不买账。他一边从容应对着坐在邻座的前战友费拉林的劝说和警告，一边还不忘对眼前这部电影嗤之以鼻：“好差的电影！”——这是宫崎骏借人物之口，对这部严格遵循“空战”类型片固有模式的动画片的嘲笑。这段黑白无声动画中的人物形象模仿了美国的卡通明星贝蒂娃娃（Be◣y Boop）和她的宠物狗。贝蒂娃娃诞生于1930年8月9日，是由著名漫画家麦克思·弗莱舍创造的卡通人物，20世纪30年代曾拍摄过多部该系列的动画片。80年代随着使用该卡通形象的商品的开发，贝蒂娃娃再度走红，成为20世纪美国最深入人心的卡通明星之一。

说到美国的卡通明星，影响力最大的当然还是米老鼠。那段“片中片”里的宠物狗，和早期的米老鼠形象有几分相似。米奇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首部米奇系列的动画片是1928年5月10日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电影院试映的无声动画片《疯狂的飞机》（Plane Crazy），从片名可知，这正是一部以飞机为题材的动画片。米老鼠动画片的问世与《红猪》的故事属于同一历史时期。20年代末，飞机在人们眼中，是能给人带来疯狂、刺激、金钱、荣誉的最先端的技术发明。这一时期的飞机热源于1927年5月20日，25岁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创造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的奇迹。他驾驶飞机连续飞行了33.5小时，航程3600英里。此次飞行不仅让他收获了2.5万美元的奖金，更使他一举成为美国无人不晓的英雄。1928年美国《时代》周刊首次评选“年度风云人物”，林德伯格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首部米奇系列动画片《疯狂的飞机》，正是迎合了人们对飞机的狂热心理，利用最热门的题材推出了米老鼠的动画形象。对于米老鼠这一动画形象的塑造，华特·迪士尼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它寄托的全部希望，就是期望它能够永远令人们开怀大笑。我们从不将任何社会意义强加于它，我们不会让它感叹挫折或者发表讽刺的言论。米奇这个小家伙的全部使命就是逗人们开心。”

只追求娱乐元素，不附加任何娱乐之外的思想内涵或“社会意义”，这就是华特·迪士尼的动画观，它代表了延续至今的美国动画片的制作理念。然而，宫崎骏的作品则走出了一条超越单纯娱乐、以动画表达思想内涵、承载社会意义的创作道路。《红猪》中那段动画的“片中片”，戏仿了迪士尼动画以及好莱坞空战片模式，无形中构成了关于动画电影的一次巧妙而有深意的对话。

在《红猪》的故事发生的1929年，还有一件与电影有关的盛事被载入史册，爱读Cinema杂志的波鲁克也必定知晓这件事。那便是这一年5月16日，第一届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奖即奥斯卡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了颁奖典礼。荣获首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翼》（Wings，又译《铁翼雄风》），恰恰是一部经典的空战电影，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英雄的无声电影。该片有一半篇幅是空中拍摄的空战场面，为真实再现空战场景共调用了21台摄影机，甚至演员在空中表演时还需手持摄影机亲自拍摄。该片的编剧兼导演威廉·A．惠尔曼是飞行员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利用自己的实战经验将一场又一场空中激战再现得惊心动魄、真实壮观。这部电影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最佳影片奖的作品，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无声电影。

《翼》描写两名来自美国小镇的青年参加空军后在战争中成长的经历，故事情节中掺入了两名男青年和两名青梅竹马的女青年之间四角关系的言情线。“空战加言情”是好莱坞空战片沿袭至今的叙事套路，即便进入本世纪后拍摄的《珍珠港》（2001年）、《空战英豪》（2006年）等也未脱窠臼。如此看来，《红猪》中对波鲁克、柯蒂斯、吉娜、菲奥之间的四角恋，直至影片结束也未给出任何结局（图17），在这一点上，可视之为有意摆脱言情俗套的“反浪漫”的情节设计。

以“1929”、“Cinema”为线索，将《红猪》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动画片、空战片的序列中进行比照，更能够凸显出《红猪》作为一部动画片、一部以飞机为主题的空战片的作品特色。空战片已经成为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获得首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默片《翼》、美国电影界和航空界的风云人物霍华德·休斯耗资数百万美元拍摄的实景空战片《地狱天使》（1930年）、乔治·卢卡斯用毕生精力打造的《星球大战》系列（首部1977年），以及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3D电影《阿凡达》（2009年）等等，都属于空战片的代表作。当年里根推行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来自于同名电影的片名。

作为一部动画形式的“反战”的空战电影，《红猪》提供了一个认识、理解宫崎骏的战争观和电影观的独特文本。它的另类色彩，正与它难以被既有电影类型所界定有关。《红猪》的创作手法十分具有挑战性，它以“反战争”、“反英雄”、“反浪漫”等反逆姿态，试图批判和解构既有的美国式“动画片”、“空战片”、“言情片”的俗套化情节叙事。《红猪》的另类，恰恰体现了这部动画电影的深度。

本片完成后，宫崎骏围绕片中塑造的“另类”的猪脸主人公，讲了一句再直白不过的人物说明：“波鲁克·罗素的全部，都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