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开拓了中国文化新纪元
与龙山时代相比，夏代社会又有了新的进步。夏代的石制农具打磨精细，并普遍出现了挖掘工具。骨器及贝壳器物大量出现。农业收割用的石刀和石剪刀都有利刃，切刀也出现了。畜牧业包括了猪、牛和羊，并开始走向规模化。渔业也有大发展，体现在大量的骨和铜制鱼钩/陶鱼坠的出土。玉器制造由以往的礼器为主，开始向日用品和装饰品的制作过渡。缝针和纺轮在很多地区都有出土，印证了兴旺的纺织手工业。骨制品作坊生产大量的工具和饰物，包括发夹、珠、锯、刀、针和铲等。制漆也向民用产品发展，如生产觚、钵及乐器、鼓等。夏代陶器以灰陶和三脚器形为主，在器形和风格上明显沿自龙山。饮酒器如觚、爵、斝、盉等大量出现，反映了在农业发达的前提下，饮酒文化的兴起。
铸铜工艺也臻新高峰。在二里头发现了数个冶铜作坊，最大的面积达1万平方米，在当时应是全世界最大的铜作坊。邻近有不少造铸模的陶窑，以及大量单件或多件的组合陶范。其中一些铸范是用于铸造超大器物的部件，由于仍未发现其成形器物，未知它们最后是什么形状和功能。以发现的成品和陶范来看，铜制品已包括四个种类：容器、武器、工具和饰物。容器有爵、斝、鼎等礼器。武器有大量的箭镞、钺和戈。工具有刀、钻、斧和钩等。另外，二里头Ⅲ期和二里头Ⅳ期亦出土了铃和镶有绿松石的铜牌。一般来说，这些铜器单薄，面上没有纹饰，但露出铸范痕迹，与商代铜器相比明显处于发展早期。不过，从冶炼技术而言，它已有相当的进步，因为：
1.铜锡和铅锡合金的冶炼技术已经成熟，冶炼者已懂得用不同的混合比例去适应不同器物的要求。对已发现样本的分析显示，平均的金属含量比为：铜占91.85%，锡占5.5%，铅少于5%。
2.已采用多范分铸的冶炼技术，反映出详细分工、高标准化、统一和多层次的复杂管理，以及大型作坊的存在。
3.冶炼和铸造的分离，显示出制铜业的地域分工，以及以城市为核心的铸造作坊与边远地区的上游、次要的铜作坊的功能分工。这些体现为在二里头、东龙山和东下冯遗址完全没有发现冶铜作坊。另外，在城市作坊中，后两者被认为档次较低，只发现小件器物的铸造，没有发现礼器铸造的证据。
夏代制铜工业最大的特色乃是其为王室专利。王室控制了它的制造与分配，其终端产品也主要是用于军事与祭祀——中国已成形的用于国家的两个功能。至此为止，铜器仍然发挥着政治的作用，即取得和保有统治权。夏代君主以青铜器作为分封诸侯或授予下属地方统治权的信物。授封者同时要以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以表达对中央的统一政权的归服。通过礼祭和它们所代表的王室的赠予和关怀，青铜器因而成为夏王室维系依附于夏的周边政治实体以达“大同”的工具。从另一方面说，夏代君主以铜礼器垄断了与天地、先代圣王和王室祖先沟通的特权，同时亦通过对制铜原料、冶铜、铸铜和制品使用的控制，将夏代的影响和文化向周边推广。简言之，这些青铜礼器支撑了中国独特的礼制（中国国家形成的基础），体现了中国将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和祭天祭地的活动合二为一的传统文化传承。以下我们将叙述，青铜器的主要原料铜、锡和铅的产地如何导引了夏后氏的统治空间的扩展。要等到东周时期，青铜器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一个礼制（或称“礼乐”）社会，三代开创了家族王朝以及以法规为规范的阶级社会。三代的基础当然是建立于夏代。对夏代的墓葬规格及其陪葬品的分析，为这种社会发展提供了证据。二里头遗址的墓葬规格可分为四个等级。顶级为二里头宫殿区北面的F2君主墓（5.2×4.3平方米），它出土了一套复杂的青铜礼器和一些铜、玉制饰物。二里头遗址的M9属二级大墓（2.4×0.9平方米），除了一套完整的青铜和陶制礼器外，还有一些漆器和玉、贝制饰物。另外，在洛阳遗址的M9属三级墓（大小为1.9×0.55平方米），只有三件陶器陪葬。第三级墓数目最多，分布最广，属一般百姓墓。第四级乃乱葬岗，以非自然死亡者为主，包括奴隶殉和人殉。青铜礼器的核心器物有盛酒和食物的器具：爵、盉、甗、觚、鼎、鬶等，以及武器（如钺）。在早夏或在二级墓中，这些器物多为陶器，以替代贵重的青铜。以白陶做的鬶（一种温酒器），在早期亦很常见，后来被青铜制的盉所替代。用于祭神和祭祖的乐器一般包括石磬、鼓及铜铃。青铜礼器和乐器这些组合已经保持相当稳定，标示了礼乐制度的成熟和确立。卜骨，即一般以牛、羊、猪或鹿的肩胛骨来占卜的办法，亦成为礼乐体制的附从部分（许宏，2004，2004c；刘莉、陈星灿，2002；李伯谦，1998；陈旭，2001；董琦，2000；赵辉，2000）。括言之，夏代最迟在二里头Ⅲ期已进入青铜时代，体现了以中原为核心地域的华夏文化已跨越历史演变的关键门坎。可能是因为在低地出现的大范围的洪水长期泛滥，龙山时代晚期分散的、为数众多的城邦，在夏后氏的禹的努力下，逐渐融合为一个横跨30万平方千米广大地域的新型国家。这个国家的核心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王权统治，和过往的松散的、个别独立的酋邦或城邦国联盟有明显分别。在王室操控的核心区外，王权的影响仍有限，它只得容忍一些相对独立的区域政权和文化。不过，一个单中心和有高度文化的广域已经出现。它已建立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王权世袭制，以德或礼乐为统治手段，废除了以往邦国盟主的原始民主，即禅让制。这是中国国家体制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