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晚期的聚落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石器晚期出现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对聚落形态的影响。首先是聚落的大小和数目的增加。以河南省为例，已发现的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聚落总数之比是70∶800，即晚期的聚落数比中期增加了十倍以上。晚期的聚落平均面积有5万至10万平方米，是中期平均值的五倍。有的超大聚落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更达110万平方米。其次，由于聚落间的交往甚或征伐频繁，防御性的环濠被强化了。在新石器晚期的后半段，环濠已跃进式地发展为夯土城墙，促使初城在个别地区出现。第三，聚落内亦出现了结构重整。在大汶口文化地区和红山文化地区，这体现为氏族独立个性的减退，以精英为主的聚落的集权式管理的强化。大体来说，氏族的独立性仍普遍存在，因为初城与周边的村落依然没有大的质的分野。我们或可将这些初城看作防御性的聚落。谨以姜寨一期、大地湾四期及城头山初城说明“先城市”期的聚落演变。

姜寨一期

姜寨遗址距西安15千米，由四个文化层组成。最下层的姜寨一期为新石器晚期初段（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它是由五个氏族组成的大型复合村落（图2.1），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1.7万平方米。聚落由防御性的环濠包围，包括了濠边上的数个哨岗。它由三个明显的功能区构成：居住区，陶器和石器的工场，以及墓地。

已发掘区内有260间可确认的房子。其中属姜寨一期的120间，分成五组，共约居住450—600人。每一组由大中小三型数目不等的住房构成，分别是对偶家庭、家族或氏族头人的居所。大房子的面积有70—120平方米，是氏族领袖及老年成员的住所，亦是氏族议事之地；中型房子的面积有20—40平方米，由单亲家长及其7—8个未成年孩子居住。每个氏族拥有自己的牲畜过夜圈，约可容纳20头牲畜。在住房旁亦散布了窖藏穴。整个部落的陶窑区坐落在聚落西面，靠近河边；而墓地区则在环濠外的东郊。似乎墓地亦以氏族划分，儿童的瓮葬则多在村内住房旁发现。大多数中、小房是半地穴式圆房，其茅顶由木条支撑。

由此可见，这个聚落由五个有血缘联系的氏族组成，但每一氏族都是个经济独立个体。似乎日常的经济活动，甚或死后的葬式都由氏族统管。氏族内每个成员的功能性和空间上的间距甚小，特别明显的是墓地内每一墓中出土的陪葬品差别不大。

在聚落的层次而言，五个氏族保持了统一性，但同时亦保存了自主性。前者反映在这五组房子的空间布局上：在整个聚落里，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这种明显的同心式向心形态体现了整个村落的统一性和自给性。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聚落间交往较少，而防御性的环濠亦标示了这个母系晚期的村落对安全的重视。

大地湾四期

在新石器晚期后段的仰韶晚期（公元前3500—前2800年），聚落规模与内部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反映了精英阶层的权力扩张，以及区域间贸易往来与战争式的争斗在增加。一些资源丰富、规模较大或处于有利交通位置的区域中心逐渐成为专门功能点。其中位于黄河中游的大地湾四期是已发现的当时最大的行政中心，可能是已用了上千年的炎帝族“国都”。

大地湾可能是“大帝湾”的谐音，它是个建在坡地上、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群。遗址由数个独立小区组成，其核心都有中央功能区，在夯土台基上建有大型建筑。因此每一小区有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居所，就如姜寨一期的五个房屋组一样。在整个遗址的中部（面积50万平方米），有被考古学家命名为F901的巨大宫殿式建筑（图2.2）。这是一个多房式的、总面积290平方米的大结构。在它前面还另外有一个130平方米的有盖前庭。这个特殊而又超大的“大房子”的前半是一个由两根直径0.9米大柱撑起的大殿，殿中设有一个直径达2.5米的大火盆。大殿的地板涂有一层由碎陶和碎骨制成的光亮保护层，看似一个亮泽的水泥磨面。殿外的前庭似是一个有盖的会议场地，其顶盖由两列巨柱支撑，而它的正面排列着有装饰性质的青石块。大殿三边是厅房和偏厅，可能是供官署或住房之用。

大殿向南，内中出土了一些象征权力的器物，包括一个祭祀用的巨大三脚陶鼎、一把巨型石斧和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石盘，后二者亦可能是祭器。相信这宫殿式建筑的功能包括了作为氏族联盟领袖的行政中心和官邸，同时亦是个重大的区域性政治和宗教集会的场所。这个结构似乎隐喻了，由新石器晚期大型农村聚落的“大房子”向中国传统国都（即紫禁城式的宫殿—宗庙—行政中心三元功能的国都）的核心的过渡。前庭的南北向，以及它与北面宫殿所形成的“前殿后寝”，似乎已为日后统治阶层的行政—宗教性的都城核心定调。它亦可能是《周礼·考工记》中有关传统国都规划的准则“前朝后寝”的先行者。

在F901的旁边，是另一个大型结构F405。这是一个南向、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的复杂建筑，四面有围墙，其北、东及西墙在中部开门，其内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石壁。它似乎是用以祭天的社坛建筑。

城头山初城

新石器晚期后段，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促生了社会变革，导致母系社会没落，阶级社会出现。发展带来的经济剩余价值推动了非农经济活动的扩充，特别是较先进的手工业的出现，同时亦使对劳动力的控制与使用变得有利可图。在农业较为发达而面积又较广大的地区，这些进程比较明显。因而，它们的一些大型聚落在性质和结构上发生了质变，成为初城。这种新型聚落成为统治精英的城堡，其内有依附于他们的工匠和佣工阶层，亦有新形式的专业人士，如巫师、士兵和奴隶。虽然这些新聚落的前身都是新石器晚期的大村落，但很多时候它们都是在原村落之外新建，以配合新的建筑技术——特别是防御性夯土围墙、新的社会组织和它所要求的空间布局。作为其特色的圆形夯土城墙和环沟，保存了它们由前期环濠聚落演变而来的印证。修筑城墙和大型建筑的高台阶夯土技术，在商代已很成熟和普遍，并且直至近代都是夯筑城墙的办法，演变为中国传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色（见图2.3夯筑城墙的示意图）。通常，这些新聚落较同期的大型环濠聚落为小，因而不能容纳整个氏族或氏族群。同时，统治精英之外的其他阶层居民亦不是同一氏族，此亦体现了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向城乡分野过渡。

城头山初城位于湖南，连城墙总面积18.7万平方米；城内面积7.6万平方米。城头山古城始建于公元前40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时期又经过两次筑造沿用至公元前2800年。距离城头山遗址10多千米处，则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反映出遗址处于一个丰产农业地区之中。城内遍地可见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片和文化堆积。共出土了1.6万余件文物，包括石器、陶器、骨角器、碳化的稻粒等。仅在南门壕沟一处，就出土了70多种植物籽实、20多种动物遗骸，其中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时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城头山的城墙带来了安全和繁荣。这里人口密集，居室密布，堆积深厚，遗物既多且好，反映了城头山城中商贾群集、货物充盈的情况。遗址内发现了世界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和中国最大的祭坛，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上海世博会上，城头山遗址被制作成大型模型，以“中国最早的城市”为题在中国馆展出。

在2000年前中国只发现了三个初城，分别位于黄河、长江和淮河流域（图2.4），除了夯土城墙外，它们还具有以下特点：

1.在功能上是一个大区域的中心聚落，即是该区域的行政管治中心；

2.由城墙和在夯土台阶上建筑的大型中心结构，推算出它们具有大量劳动力需求，表明它们拥有复杂、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系统；

3.中央大型建筑、明显的手工业区，以及精英阶层的行政和军事功能，反映了社会已分化为多个阶层，并出现了社会分工（图2.5）。精英阶层的墓葬中的兵器以及石钺、石斧、玉璧和玉琮等礼器，也提供了佐证。

和城头山相比，其他两个初城较小，只有约3500平方米。它们同样拥有圆形的夯土城墙。西山城的城墙是先挖深沟，后围以木板，然后才夯土筑成。这种筑城办法一直沿用至商代（图2.3）。据估计，西山城约建于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废弃；西康留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在2000—2014年间新公布发现了共15座初城，都是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间存在的，面积在5—15万平方米之间（连城墙则在20—60万平方米间），集中在湖南、湖北两省。基于此，中国应是城市文明出现最早及分布最广的国家。

在同期的红山文化地区，至今仍未发现有围墙的新型聚落。但在牛河梁发现了大型的庙宇、宗教祭祀建筑和精英大墓区。在一个聚落密度很高的大区中，这些结构是有序地按预定规划而建造，或许它们也标示了与初城所体现的同等的社会和技术发展水平。

对于大地湾四期这个大型聚落，及其中央区庞大的宫殿、礼仪建筑和公共聚会空间的真正代表意义，至今仍未有个合理解释。或许它已是个没有城墙（或仍未发现城墙）的初城，如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人的乌鲁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