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原始村落到仰韶晚期的初城

原始文明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以耜耕农业为基础的固定式原始聚落普遍出现。石锄、石镰和石的磨具以及大型的谷物遗存，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农耕的进步，使中国的河谷地区和平原地区出现了较大型的聚落。磁山一个大遗址的面积约占8万平方米，而贾湖一个大型聚落也有5万平方米的面积。这时的主要住房是半地穴式，反映出它离其洞穴的根源仍不算遥远。它们多是圆形，而且十分狭小，约20—30平方米。方正或长方形的结构尚不普遍，体现出依然强烈的母系社会影响。多数聚落以环濠为保护并以之作为分界。聚落内的空间组织体现了氏族社会的特点，通常包含了一至两个氏族。它的中心点是一间大房子，作为氏族领袖的居所，以及氏族会议和祭祀的场所。大房子（如姜寨一期的）最大可达140平方米（图2.1）。除大房子外，其他房屋在大小、功能、内部布局、设备和器具上的差别都很小。墓葬及陪葬物的分析，亦显示氏族聚落成员的死后和生前的物质条件大抵是相当平等的，然而女性的陪葬品一般比男性的多——这似乎是母系社会的通例。

图2.1 姜寨一期的村落布局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特别是在仰韶中晚期（公元前4000—前2800年），新的变化出现了。在这个较长的史前期，农业及手工业的进步促成了社会的新变化。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个主要文化圈内，即：仰韶（黄河中下游地区）、红山（东北地区）和河姆渡（长江下游地区），以了解逐渐出现的这些早期文明进入初城的演化过程，而这些新聚落亦具有了日后部分中国城市的特点。

考古学家在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遗址（宁波市）发现了史前稻田、水池、灌溉渠网等，印证了大型先进的灌溉系统的出现。此外，遗址出土了大堆石化稻谷遗存，长400米，宽0.7米至0.8米。当时，稻谷的种植已向北进入了以小米为主粮的部分黄河流域地区。在那里发现了大型的翻土用的石耜，以及陶制的镰刀。饲养的家畜包括鸡、猪、狗、水牛及黄牛，它们的陶制形象在很多地方出土。随着石工具的改进，石器工艺走向专业化，制造不同器物的专业工场也出现了，其中包括特殊的玉器工场。当时的玉器仍很粗糙，类似同期的石器，而不少工场是采用慢轮以帮助器物成形的。较为精细的红陶或彩陶具有了更多的形态，成为这时期陶器的特点。中国最早冶铜的证据亦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大汶口、马家窑及红山等遗址，包括了鱼钩、小刀、饰物等小件铜器，它们由单件或双件模具铸成。

农业剩余价值的增加，自然促进了非农行业的出现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为聚落及小区间的贸易与交换提供了诱因和需求。同时，它亦引发了对水源和优质农地的争夺。在一个聚落甚或一个更大的地区中，出现了权力及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少数精英领导，他们带动了阶级的分化。精英阶层的大墓及其大量的陪葬品和一般聚落成员的小墓及其数件没有任何价值的陪葬物的对比，证实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大汶口遗址北部的大墓中，平均每个墓有陪葬品100件，一些甚至多至200件，而南面的小墓平均只有数件或没有任何陪葬物。相对于上一时期的平等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前段和中段，即公元前5000—前3500年）来说，这是个明显的区别。同时，上一时期亦鲜有聚落与部落间往来的现象。

一些大型聚落的中心区出现了用以祭祀的庙宇建筑。牛河梁的精英大墓，以及大汶口二期出土的中央宫殿式结构等，都指向一个拥有精英阶层的复杂社会的存在。这些精英控制庞大的劳动力和物质，和一般民众存在着显著的财富、社会和空间差距。一些数据印证了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区域远比以往广大。考古发现的大型宗教和行政结构，大墓中远超实用程度的巨大石斧、石钺和玉器，显示出这些精英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暗示了宗教已成为他们垄断大型氏族社会的军权和行政管理的工具。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进一步流行。在原始社会的初期，比如在姜寨一期，所有墓葬都是单人葬，并未发现男女、父子合葬一墓。在其后的大汶口，男女成年人双人葬已很普遍，显示先民已进入父系社会。因此，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社会已趋复杂：我们发现了酒具的出现，用陶器拜祭，石器和玉器生产的专业化，以及区际间贸易与交换的普遍性。然而，这些活动似乎仍然以聚落作为一个单元来集体进行，而非由个人组织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