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隆国强
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转向了一个开放的经济，从依靠初级产品也就是农产品、矿产品去参与全球分工，到今天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能够实现这个跨越，和过去四十年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总结过去的经验，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坚定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化的信念和决心，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谋划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做全球化进程中的赢家。
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过去四十年对外开放的回顾；第二，对外开放的经验；第三，对外开放的展望。
我们可以把过去四十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对外开放启动阶段。第二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1年，是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第三阶段，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2年，是规则化开放的阶段。第四阶段，是2013年后的大国开放阶段。
一、第一阶段
在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我们主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外开放理念的形成。大家都知道，新发展理念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一条就是开放。我们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对过去几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和探索的总结。我们曾有过康乾盛世，麦迪逊曾经推算说，当时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占全球GDP的1/3。而今天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有多少呢？大概17%，我们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康乾盛世后为什么我们很快就滑落下来了？在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马戛尔尼，他作为英国派出的公使带了一个700人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表面上看他是来给中国皇帝祝寿的，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和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体——大清国通商。结果我们的乾隆皇帝说“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意思是说我大清国啥都有，“无须与外夷之邦互通有无”，不需要跟你们做什么生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皇帝习惯的是朝贡体系，周边国家必须得尊重我，隔三岔五跑来朝贡，我会赏赐给你更多的东西。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在1793年，也就是二百多年前。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五十年，1840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从此以后大清国就快速滑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一个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快速滑落了？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农业文明的繁荣之中，自满自大、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几代志士仁人都在探寻如何振兴中华，发起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有了戊戌变法，有了新文化运动，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最后又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洋务运动中我们引进来的主要是国防工业技术，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到了19世纪末，我们认识到只向西方学习技术不行，还要学习新的制度，所以推行了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当时的志士仁人反思说只学技术、制度还不够，还得学文化，所以又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世界处在冷战格局下，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就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应该说，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益。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了我国156个项目，对于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们被迫陷入封闭发展状态，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这个状态持续了二十年，大家对开放的意识慢慢丧失了。
除了客观上国际政治的背景以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所谓“进口替代”的战略。进口替代战略理论源自“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早提出实行幼稚产业保护的人，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汉密尔顿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写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通过保护本国市场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后来德国学习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写了一个小册子，正式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西、印度等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中国也多少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所以客观上的国际政治现实加上发展理论的影响，使中国也走上了一条以进口替代、计划机制和封闭发展的道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经历了十几年的政治运动，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慢慢地重新睁眼向外看世界。1978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走出国门，访问了欧洲5个国家的15个城市，结果大家感觉非常震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欧洲发展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这些党政干部的想象，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欧洲国家愿意和中国开展贸易方面的合作。代表团回来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提炼，写出报告呈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国务院为此专门召开务虚会，会议开开停停，不断讨论，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这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到了1978年底，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就有一些开放的动作。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80年建立了深圳特区。而在特区建立之前，先是招商局在蛇口搞了工业区。招商局是交通部直属的一个国有企业，前身是清政府时期建的轮船招商局，它是我们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招商局学习“亚洲四小龙”搞工业区的经验，先在蛇口划了大概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搞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当时叫工业区。到1980年，逐步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从沿海地区开始，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再推进到沿江，然后到省会城市，后来再有沿边开放政策。这个时期是从零到一，开始突破长期封闭发展的理念，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理念。“思路决定出路”，开放理念的形成，对于推动后来的全面对外开放进程非常重要。
当时社会上对此也有很多争论。在四十年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坚持开放和反对开放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直处于冲突中，反对开放的思潮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早期责问对外开放会不会让我们的红色江山变了颜色，后来又质疑对外开放会不会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尽管始终有不同的理论思考和争论，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政策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前不久习主席讲，“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句话中的“越开越大”，是动态的、方向性的，它不是开到今天、明天或什么时候就停住了，而是一直要越开越大。它表示的是一个大的方向，这就给所有与中国做生意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一个清晰的、政策方向的指引。所以，突破长期形成封闭发展的想法，逐渐形成对外开放的理念，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实现了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
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一是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更长时间各国发展经验的观察，不开放、封闭起来的国家就会落伍，封闭导致落后。二是对国际政治形势、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判断。改革开放之前，世界的主流是什么？当时我们认为是民族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意味着革命与战争是世界的主流，甚至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越早打越好。在这样的判断下，当然是要加强国防建设，根本谈不上什么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启动以后，经过深入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今天我们觉得这个看法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这五个字，确实是一个重大判断。如果我们对全球的发展方向，对世界潮流走向没有看清楚，没有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向会正确吗？会成功吗？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这才使我们选择了顺应历史规律，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一定要判断清楚，什么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主流之外的分汊支流是什么？千万不要被一个浪花误导了自己对主流的判断。
今天，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主流，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我们还是要坚定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主要潮流的判断，我们才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它既是一个理念，是思想的变化，同时也是战略的变化，也是政策的变化。
在中国，能够称为基本国策的不多，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就是对外开放政策。在突破思想上的藩篱以后，我们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且以建设经济特区为突破口。1980年，我国开始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当时的考虑是，深圳毗邻香港，珠海毗邻澳门，厦门和台湾隔海相望，汕头则是著名的侨乡。
在经济特区，我们可以学习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政策，在小的范围内改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当年我们搞计划经济，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想要买钢材，却没有计划指标，就连买包装产品的纸箱子，也没有计划指标。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要逐渐打破僵硬的计划机制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财政那么困难，搞基础设施根本没有钱，建设特区的起步规划不到一平方公里，搞“三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只能一步一步来，好不容易筹点钱，先把路修通了，再把土地平整了，然后赶紧把土地出让给投资人，收回钱再来滚动开发。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派人来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我有时候给他们讲课。我不能讲今天中国在沿海地区或其他很多地方搞成片开发的经验，因为这些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学不了这些。中国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后才有这个能力的。今天很多非洲国家和我们当年一样，没有钱也要搞开发，要完善基础设施，只能一点一点做起。特区建设搞了四年以后，大家觉得经验不错。到1984年，我们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类似特区的政策，并且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一是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出口性外资；二是搞“三来一补”，就是来样、来件、来料和补偿贸易。中方企业加工以后，把加工完的成品交给委托方，委托方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中方企业只能收取很微薄的加工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企业已经不满足于“三来一补”，开始搞“进料加工”，即企业到国际市场上买料件，加工以后自己开拓市场去卖。搞“三来一补”的时候，这些中间料件的所有权属于外方、委托方。而“进料加工”则让中国企业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我可以按照我的能力开拓市场，按照我得到的订单选择市场、组织生产。所以很快进料加工就超过了来料加工，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推进外贸和外汇体系的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这个阶段是起步阶段，起步往往是最艰难的，但是起步阶段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大进大出”，也就是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理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1988年的“价格闯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1989年后，西方国家开始制裁中国，所以从1990年开始，国内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二、第二阶段
1992年初，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一路视察，一路思考，一路谈话，南方谈话回答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他鼓励大家要大胆闯、大胆试，由此掀起了我们对外开放的新一轮热潮。1992年有一大批党政干部、高校老师从原来的所谓体制内单位走出来，去“下海”创业了，被人们称为“九二派”，经过大浪淘沙，他们当时有一批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不成功的是多数。
1992年召开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开放领域有了很多重大举措。正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跃上了新台阶。从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中国每年吸收的外资从原来的几亿美元提高到三四十亿美元。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很快就上升到100多亿美元，紧接着又增加到200多亿美元、300多亿美元，一年上一个大台阶。这是因为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落实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坚定了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
在这个阶段，我国出台了几项重大改革措施，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说分税制改革，汇率并轨改革，并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还有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几年之后房地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如果没有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这是不可想象的。
1997—1998年出现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当时的东亚地区几乎每个经济体都出现了资本外逃、汇率大幅度（贬值）的现象。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二十年积累的财富可能全都要被人家“剪羊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不仅帮助香港扛住了国际炒家的炒作，同时我们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深化了外贸体制的改革。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下外贸是专营，当时外汇特别短缺，强调要把外汇“好钢用在刀刃上”，主要用于进口国家最紧缺的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所以国家严格控制外汇使用。要控制外汇使用，就得控制外贸企业，当时全中国一共只有十几家外贸公司，出口进口都要经外贸公司做代理，其他企业一律不得从事国际贸易，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国际贸易是每家企业天赋的权利，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权利被剥夺了。这种剥夺主要是能满足国家控制使用外汇的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最大代价就是把所有的生产企业跟国际市场隔离开了，企业根本不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也不关心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因此企业有出口竞争力的、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无法顺利走向国际市场。
改革外贸管理体制，虽然还不许企业直接进口，但开始让一些制造业企业拥有出口权、直接出口权，这使他们变成工贸型企业。产品出口创汇以后，早期是先把外汇交给政府，到后来允许企业外汇留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有了外汇留成，于是又有了外汇调剂市场，我们称为计划外的外汇调剂市场。当时的汇率一个是官方汇率，一个是调剂市场的汇率。1993年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调剂市场上1美元大概兑换8.7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个外汇黑市就没有谱了，1美元兑换十几元人民币的都有。所以，1994年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改革非常重要，就是把这些全部并为单一的汇率。一开始定价在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比当年官定汇率有所贬值，但很快稳定下来了。到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因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固定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定义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下，客观上汇率就会固化，直到2005年国家重启汇率的改革。
三、第三阶段
2001年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成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其中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还想搞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是没有谈成，只谈成了一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协定有23个缔约方，当时的“中华民国”是缔约方之一，后来退出了。当我们决定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时，1986年就提出来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资格。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于是我们的“复关”谈判也转换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这个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十五年。2001年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秉持的是自由贸易理念，有一系列关于世界贸易的规则，包括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协定，还有关于检验检疫的协定等。既然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要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要跟每一个主要的成员去谈，如汽车关税、农产品关税等内容。每个国家还有不同的关注点，有的国家关心汽车产业，有的国家关心粮食贸易，有的国家关心鸡爪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我们要跟每个国家去达成一个双边的协定，最后汇总成一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现在大家可以到图书馆去翻一翻，这个议定书非常厚，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进行了很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此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我们很多法律法规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国内发展条件来制定的，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合。我们要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就必须调整修订这些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同时，还清理了30多万份政府下发的红头文件，对所有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政策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有的修订，有的废止。今天回过头来看，大家公认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使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还是以开放促改革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它大大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从原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推出了很多贸易自由化措施，比如平均关税降至9.8%。我们还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时并举。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在这一阶段逐步确立，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过德国。2013年，按进出口总额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
在跨境投资领域，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开始引进出口性的外资。1997年中央第一次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但是当时我国对外投资非常少，2003年全年的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2016年我们的对外投资一年就有1700多亿美元。从不到30亿美元到1700多亿美元，只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同时我们还是吸引外资的大国，每年大概有13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对华投资，这在全世界排位能进前三名。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中国都是跨境投资的大国。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我们开始启动了区域贸易合作。2001年，朱镕基总理在参加中国和东盟九国领导人会晤时，倡议研究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东盟和中国双边组成联合专家组，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专家组，研究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否可行，会带来什么样的收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最后总的结论是支持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开始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第一个对外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后来我国提出了自由贸易区战略，把构建自由贸易区作为整个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开始启动国际化进程。人民币以前在外贸交易中都不用，但是人民币币值很稳定，而且持续升值，周边那些做边贸生意的外国人都愿意持有人民币。2001年我去中越边境调研，那些越南边民把土特产卖到中国来，你给美元他愿意要，你给人民币更愿意要，就是因为人民币相对美元在升值。越南边民拿到人民币后，可以在广西的银行开一个账户，直接把人民币存在里面，在他看来人民币是一种持续升值的硬通货。从官方角度来看，虽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还不是正式使用的货币，但是已经从边贸开始慢慢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于是我们的政策就顺应这种需求，允许人民币在正式外贸领域作为结算的货币。现在一些国家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了。在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里，人民币已经变成了其中的篮子货币之一，占有一定份额，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逐步认可。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起步，但是这个进程是一个相当长的进程，急不得，我也不主张人为地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有利有弊的。好处大家很容易看得到，比如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多人说美国人就靠印钞票来换取世界的财富，对全世界人民征铸币税，这是它的好处。但是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要稳定自己的币值，货币政策的制定就要考虑国际货币地位。国际货币有很多责任，但是这些责任大家可能看不到，所以这件事需要我们全面地权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取决于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可以人为加速去推行的事情。
有人说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这个规则就是以多边贸易规则为基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那以后，我们天天讲国际经贸规则，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要与我们的对外承诺相一致，要遵循这个规则。
四、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是大国开放阶段。从国土面积、人口来说，中国一直是大国，但是从经济贸易指标来看，1978年我们在全世界只排到第32位，只能算一个经贸小国。到2013年，中国出口额达到20000多亿美元，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我们还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务贸易大国、吸收外资大国、对外投资大国，所以到今天我们敢说自己是经贸大国了。
也许有人会问，经贸大国跟经贸小国有什么区别？对于小国来说，你在国际体系里是一个因变量，你经常要琢磨全球化有什么机遇，要准确判断去抓机遇。大国也要做这件事，但是大国有一个和小国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大国是世界经贸体系里的一个自变量，它的政策和行为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过去我们要借势发展、顺势而为，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就可以造势，发挥我们大国的影响，可以去改变自身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影响力浑然不觉，我们干起事来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你是一个小国可以随便，因为大家可能并不太关注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政策和行为都会有溢出影响，而且这种溢出影响还会反作用于我们自己。你如果对此浑然不觉，就会觉得很无辜，感觉自己做了好事反而被人家误解。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国的影响力，要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来创造机遇。这是大国在制定开放战略的时候，思考点和经贸小国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从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角度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2013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们已经做了大量新的探索。要适应高水平国际经贸的规则，我们自身就要进行探索，总结经验以后在全国复制推广。二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短短五年，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三是适应比较优势转化的新形势，提出要把外贸大国变成一个外贸强国。四是作为一个大国，要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
过去的四十年，世界银行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赢家之一。这其中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肯定了中国，另外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平等受益。全球化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实现了趋利避害，但是有的国家可能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这就告诉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开放是国家走向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开放的效果取决于我们做得好不好。纵观全球，真正封闭起来搞建设的国家很少。从经济开放度来看，可以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排成一个光谱，最开放的极端有比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最不开放的有比如东北方向的邻居，我们曾经也是在最封闭的极端。我们正从封闭的极端慢慢向开放走，现在是不是走到了平均水平呢？我看还没有，所以我们仍处于一个渐进式开放的过程。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说“一开就灵”。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你是否有正确的开放战略，是否有得力的开放举措。仅仅说开放了，也未必能够成功。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历程来总结经验，第一，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这是顺应全球化大势和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第二，要紧紧围绕着国家发展的大局，确定一个正确的开放战略。第三，要牢牢把握开放主动权，要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这里还有三个考虑点：一是外部环境变化，二是自身优劣势变化，三是国家发展目标的变化。我把它称为确定开放战略的三元模型。第四，作为一个大国，要量力而行，承担和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你不履行国际责任是没有朋友的。但是如果透支自己的国力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一定要履行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第五，开放要防范风险，要有底线思维，时时刻刻维护国家安全。
在这样的经验基础上讨论下一步怎么办。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按照过去的套路做未来还能成功。但是如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进一步与时俱进，调整完善开放战略，就有可能继续趋利避害，做全球化的赢家。
要考虑我刚才说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国内发展对于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四十年，甚至从洋务运动开始算，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进程中已经落伍了，中国现在在补工业化发展的课。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所以我们把实现工业化当作主要任务，特别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1965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研究了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发现要想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要解决两个“缺口”。一是资金短缺。储蓄率低，没有资金，投资就低，发展就慢。二是外汇短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不能关起门来重复发达国家走的每一个台阶，而是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来实现跨越式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了GDP的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超过4%，发达国家是2%。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有后发优势，能够比别人跑得快，可以实现跨越式增长。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压缩式增长”，就是把别人发展的进程压缩到更短的时间，人家二百年走的路，我们五十年就走完了。要实现这个追赶，就得有外汇，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办法解决外汇短缺。过去四十年的开放战略，就是把出口创汇作为核心目标。
今天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谓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长动力的转变。过去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外延式的增长将变成更多依靠创新，依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依靠资源配置的优化，依靠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二是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逐步化解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三是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人和自然协调的绿色发展。四是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社会阶层能够更加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对外开放要对标如何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来增强出口创新能力，推动国际竞争力的升级。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对于新一轮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这是历史潮流，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个变化有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是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一个全面的调整。中美贸易摩擦远不限于关税，未来还会有更加深刻的冲突，需要我们处理好对美关系。还有比如全球金融风险积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等。
当前我们最大的机遇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几轮重大技术变革，每一轮技术变革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哪个国家抓住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机遇，它就会脱颖而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其率先变成了大英帝国。后来法国、德国、美国都分别抓住了电力革命、化学革命、电子革命等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比前面说的电力革命、化学革命、电子革命等影响更加深远。
如果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大阶段，第一次革命是农业革命，人类从靠打猎、摘果子取食，发展到自己进行种植生产，满足自己的生存所需，这是第一次革命性的影响。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信息革命。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这是巨大的革命性变化。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属于世界最领先的国家，一直持续到“康乾盛世”。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我们落伍了。在信息革命时期，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这个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能实现。
从外部环境变化来说，老天还眷顾当代中国人，给了我们这个机遇，但是如果不进行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入改革，我们就会错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就会和它擦肩而过。所以要立足于抓住历史性机遇，加速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新一轮开放战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对外经济关系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四十年中国变成了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支撑它的最基本因素是低成本劳动力，这是人口红利。经过四十年，我们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已经消耗殆尽，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我们的劳动力总量在前几年就已经达到高峰，人口总量到2018年达到了高峰。劳动力总量正以每年一二百万的速度减少。人口红利已经到了拐点，或者说已经跨过了拐点。
在我们出口的产品里，海关统计有近1/3是所谓高新技术产品。其实大量被归类为高新技术的产品，在中国完成的是劳动密集型增值环节。比如苹果手机，它是高新技术的产品，由美国苹果公司设计、提供软件，芯片由高通公司和代工企业生产，存储器由韩国三星生产，最后都汇总到中国来组装。一个苹果手机一半多的增值是苹果公司拿走了。中国代工企业富士康早期获得的价值只占不到2%。据说现在增值率有所提升，但增值环节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我们参与全球分工，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正在快速变化。现在很多企业抱怨说招工难，劳工工资上涨太快，实际上这是在发展阶段当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中国新的优势正在涌现出来，人口数量红利正在迅速变成质量红利。我们的教育普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正在迅速提升，一年有800多万以上大学毕业生。除了人口质量红利，还有已经形成的完整工业体系，我们有相当完备的基础设施，我们还有充裕的外汇储备，这些使企业有能力通过对外投资来整合全球资源。所以旧的优势在削弱甚至丧失，新的优势也正在显现出来。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节点上，我们的开放战略要有相应调整，战略不调整就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前两年我们提出，下一步开放战略可以称为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这里面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在实体层面上，中国要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升级，从而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第二是要适应中国的大国崛起的现状，要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概有111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但是其中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提升到高收入阶段，仅仅是10%多一点。所以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你不小心陷在里面就出不来了。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小经济体并不具有全球影响力。但是中国不一样。新加坡1965年建国，迅速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虽然它变富了，但国际社会并不怎么关心。中国现在刚刚到了中等收入阶段，GDP变成了世界第二，随之而来的是各国都在讨论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还不到9000美元，应该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但是人家说你这发展中经济体太奇怪了，比如上海、北京、深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有3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超过了英国一半的人口。中国每往前走一步，人均收入提高一点，在全球份额中就有明显体现，就会有全球影响力。所以说我们是一个新兴大国。
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让各国都觉得有机遇，习主席在讲话中也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这是中国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经济体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威胁和挑战。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在澳大利亚演讲时说，今天全世界生活在发达国家过好日子的有多少人呢？10亿人，而中国有13亿人，如果13亿中国人都进入发达国家高收入阶段，和发达国家的人过一样的生活，那么会对全球资源、全球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们会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的消费观也在进行革命，我们会更加注重环境等，但是那些发达国家和已经处在发达地位的人，就像所谓“公交车效应”，他们已经挤上公交车了，就会说后面的人别再挤了，里面没有空间了，他们当然不希望有更多的人挤上公交车。所以，国际社会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凭什么你们可以成为发达经济体？凭什么你们可以否定我的发展权？所以，确实需要国际社会和中国相互包容，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平等合作、平等协商实现互利共赢。大国崛起之路本身就充满了坎坷，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就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所谓全面开放，我的理解一是开放的领域要更加全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要并重，贸易和投资要并重，引进来、走出去要并重，引资、引技、引智要并重，等等。二是开放布局要更加全面，我们的开放是从沿海开始的渐进式推进，所以各地区开放程度不一样。今后开放布局要更加全面。沿海、内陆、沿边不同的地区要发挥各自的优势，都要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建设开放新高地。三是开放对象也要更加全面。早期开放面向发达经济体，出口面向发达经济体，引进外资来自发达经济体，引进技术设备来自发达经济体。未来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全球增长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全球投资中的份额大幅度提升。所以中国在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以此来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我觉得这两者都要并重，既要继续做好对发达经济体开放合作，又要更加注重和发展中经济体开放合作。
第一，培育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要把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点，把引资、引技、引智结合起来，不仅是引进资金，还引进技术，引进人才。
第二，把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很注重制造业，这是对的。美国从2008年以来开始振兴制造业，吸引制造业回流。发展实体经济肯定是对的，但是发展服务业同样非常重要。从全球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服务经济占比越来越高。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我们还看到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趋势。恰恰因为我们长期对服务业不重视，导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超过了50%，但是和同等水平经济体相比，占比相对偏低。我们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弱。中国是第二大服务业进口国，第三大服务业出口国，但是我们的服务贸易有着巨额的逆差，而且还在逐年扩大，这反映出服务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够强。我把它归纳为两句话：“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
我们要针对它的症结深入推进改革。一是大幅度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引进平等的竞争，引进先进的业态、管理的人才。二是进行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宏观管理到服务业企业治理机制管理，一系列的改革都要到位、要快速推进。
第三，在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们特别担心汽车这种战略性的产业，开放过快会受到冲击。所以当时我们保持了对外商投资股权的限制，这个比例不能超过50%，规定一个外商最多只能投资两家企业。在汽车贸易领域，规定整车进口征收25%的关税，零部件关税为10%，相对来说比较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并不晚，解放前就不说了，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从货车开始，后来逐渐开始生产轿车。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一年生产3000多万辆，也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如果我们横向比较，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发展汽车制造业，但是韩国一年出口汽车几百万辆，满世界都有韩国汽车在跑。我们比它早起步十几年，但直到现在，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弱。幼稚产业需要保护，但是如果保护的时间太长，保护的力度太大，就会把国内企业养懒，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温室里的花朵，拿到外面去就会毫无竞争力可言。因此2018年我们宣布，首先从新能源汽车和专用车开始，再到商用车和乘用车，五年之内分步把汽车合资要求取消。所以，特斯拉马上宣布要在上海建大工厂，在中国独资生产特斯拉新能源汽车。许多汽车企业也期待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同时我们还宣布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我们对像汽车这样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为目标，而不是以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过去我们可以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竞争，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优势明显。如果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能接续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大家想象一下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出口会越来越少，但是进口有很多是刚性的，因为我们资源短缺，缺能源，缺石油，缺农产品，全中国有1/3都是进口的资源性产品，一年要进口大豆6亿吨左右，这些都是刚性需求。我们要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他们需要消费进口产品、进口服务，但是我们出口要靠什么？如果出口不行，最后一条路就是人民币贬值。贬值的结果就是，以人民币计价，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在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是拿美元一算账，怎么增长那么低？2016年因为汇率贬值，我们按人民币计价增长6.8%，按美元计价是增长1.3%。所有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实现了竞争力升级，如果没有这一点，中国是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下一步开放，利用好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实现竞争力的升级，涉及的是对整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应政策、体制进行改革。
第四，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去全球整合资源，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在外汇短缺的时候，我们严格控制企业对外投资。但是近十几年，尤其是在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后，对外汇使用实际上是逐渐放松管制的过程，是从放松管制到有选择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展望未来，如果中国没有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怎么能在全球整合资源？这和我们新兴大国地位也是不匹配的。
第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开放的新格局，需要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提供保障。要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打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第六，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治理体系中，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体构建起来的。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它对保障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证通过经贸合作来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对保障世界和平，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它也有许多与时代不适应的地方，有很多新的议题还缺乏规则。比如现在信息化发展这么快，那么数字贸易的规则是什么？今天的大数据也是生产要素，数据跨境流动需要遵照什么样的规则？这些都没有。所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调整期。同时，全球治理体系非常复杂，既有多边体系，也有区域合作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二十几个区域合作组织，而现在已经有400多个区域合作组织，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意大利碗面”，是说这一大碗里的面条相互交织，缠在一起，管理成本很高，效率却很低。多边贸易体系里的160多个成员，都要秉持共同一致的原则来谈判，谈判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多哈回合谈了这么多年迟迟没有结果，跟它本身的内部机制是有关系的，当然跟议题也有关系，跟那些发达国家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整个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改革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公共品，它的功能强了，效率高了，全世界都会受益。不能把它作为某一个国家的私器，要让公共品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要有效率，就需要各国来沟通协商。近来美欧贸易部长提出来要推进世贸组织改革，暗中针对中国，只不过没有点中国的名。世贸组织改革一定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是针对中国搞改革肯定不行。到底怎么改？各国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个阶段，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我们要主动深入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大家共同商量着，努力达成一个包容的、平等的、互惠的、更有效率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我们在多边层面也好，区域层面也好，双边层面也好，有大量工作要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目标，但是光喊口号不行，需要实实在在的建议、倡议，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把愿景变成现实。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未来开放战略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做了几十年的中国开放研究，充分感觉到对外开放对国家发展是多么重要。但是，真正愿意研究中国开放的专家学者太少。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学者和后来人投身于中国的开放研究，关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为中国和世界多贡献智慧。
第七，要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开放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基于这些经验，我们要调整开放战略，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目标、新的举措，才能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