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
李稻葵
今天这个话题略微学术化，那就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回顾、反思、总结我们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我想分四个方面同大家交流。第一，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第二，如何在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三，试探性地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经济学层面上的、有可能向世界推广的几条经验。第四，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教学者，应该怎样推进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
一、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来总结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从许多层面总结这四十年。比如，哲学层面，我们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层面，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治理层面，我们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巨变式”的革命。国际关系层面，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不断完善。当然，我的话题是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这四十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就必须要知道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即便我们无法准确地描述终极目标，也要讲清楚基本目标，否则改革就容易失去方向。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与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表述得很清楚，但是在经济学层面学者应该做出更清晰的论述。2050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需要在经济学层面进行学术探讨。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英国、美国的体制相比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坦率地讲，二三百年前英国人、美国人的治国、建国理念是受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接受“神”的引导。特朗普总统、班农等都有宗教信仰，传播神的精神是他们血液中的使命。他们参与叙利亚、索马里的斗争，他们与俄罗斯斗争，其中都有这些宗教成分掺杂在里面。虽然我们的文化不同，但是我们讲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文化、理念不同，因此经济体制也会不同。究竟哪些方面会有所不同、怎样不同？这要在经济学层面进行研究，否则实践中不好把握好方向。要把改革进行到底需要有经济体制方面的方向感，要知道过去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这样才能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的升级遇到了瓶颈，我们没有在国际上表达清楚我们许多做法的逻辑与正当性。因此，在贸易谈判中对方天然地认为我们的做法不公平。我曾与一位美籍华人谈话，她在美国奥巴马的政府里做过财政部部长助理。她对我说，中国目前的做法处在“底线”上，美国在“上面”，这是不公平的，因此中国必须提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反驳说谈判就意味着相互让步，特朗普总统在《交易的艺术》中也是这样讲的。她不同意，认为中国的做法不公平，占了便宜。比如中国扶持国有企业，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政府采购设置国家经济安全限制，等等。究其根本，我们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哪些实践在学理上是对的，哪些在国际上能站住脚，哪些需要改革。与她的谈话让我感到有些沉重。我觉得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真艰难、真痛苦、真有压力，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没有把道理、实践讲清楚。
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也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入世”十五年之后中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具体条文不再赘述。现在我们正在WTO进行申诉，告欧盟、美国不遵守协议。美国、欧洲却坚持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很多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现在WTO的机制也遇到了困难，七人的仲裁委员会只有四人到位，美国在阻挠另外三人的提名，就像足球比赛中一方球队阻止裁判员上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作为WTO中拥有巨大经济体量的主要成员，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因此无法进行比赛。我们没有讲清楚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讲清楚中国哪些制度、做法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哪些不符合需要改变。这个问题讲不清楚，谈判就必然节节败退。日本就有过这样的遭遇。
我们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升级服务，为中国的全球贸易服务，这是很紧迫的任务。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实现总书记在杭州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所讲的“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什么是中国智慧？如何贡献中国方案？哪些事情可以在国际上复制？哪些事情不能复制？在国有企业里设党委是中国的重要经验，但如果我们建议美国在通用汽车公司里面设共和党、民主党委员会领导企业工作，恐怕很难被美国人接受。因此，有一些实践符合中国国情，但不一定适合写入“中国方案”，因为复制起来有门槛，也不容易解释清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须要在学理上用世界的语言，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讲出道理，必须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出可操作、可复制、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案。
二、如何在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是必须要理清我们的实践中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这需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分析。比如，我们有许多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过热时提高准备金率、利率、房贷、首付比例等，我们也用过“贷款额度”“存贷比”的办法在各省之间配置信贷资源。这些办法哪个好、哪个坏，需要进行分析讨论。
再比如，市场监管，有一段时期，企业上马项目要得到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批。电冰箱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很热，全国有几百家电冰箱企业，北京市就有好几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很着急，认为行业内存在重复建设，效率太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经贸委规定全国国企只批准200家能进行电冰箱生产，选200家最好的保留，其他的进行限制，限时退出。这200家被保留的有哪些？没有美的。这200家里大家听说过的大概只有海尔这一家，它是当时名单里的第199名。这个做法在当时看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现在看就不一定对，至少不一定要继续坚持。
举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学术界需要回过头去做大量实证性、案例性、新闻调查式的社会调研、田野调查，真正把当时的情况搞清楚，而后才谈得上总结经验，判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无效的。这项工作非常必要。
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反事实的推断。比如，现在汽车工业整体不错，大部分车厂有盈利，有部分企业已经走向世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假如当时换一个政策会不会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就是反事实的推理、论证。同时，还要分清过渡性的、临时的制度安排与稳定的、长期的制度安排，不要把过去的一些在短期具有合理性的政策当作长期遵守的原则。这个也需要大量的研究。
二是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我们的目标是在国际上讲出中国的道理，而不能只讲给自己听，要做国际比较，而且要看各国在历史上是怎么做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看德国。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德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完成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带着嘲笑的口吻讲德国，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是只总结局部经验。威廉大帝于1871年统一德国。在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德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到1910年前后超过英国。这四十年间，德国人做了什么？德国当时的很多做法现在不被提及，比如，大力扶持国有企业、搞贸易保护，造就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蒂森克虏伯现在是一家做电梯、炼钢铁的实力派企业，它是蒂森和克虏伯两家公司合并而来的。克虏伯是为德皇造大炮的企业，北洋水师的大炮就是从德国进口的。德国四十年的工业化，政府大力扶持大企业，部分的保护关税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讨论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因素，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德国没有按照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搞零关税和自由贸易，德国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照搬英国古典经济学，而是建立了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只适合于个别国家，德国的历史传统与英国不同，不能盲目遵从。这些历史现在很多人不讲，但是我们必须研究它，不能只看今天的情况。
再看日本。在我看来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不是战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用三十年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沙皇俄国，当时没有人认为亚洲民族国家能够打败欧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造出了全球第一艘航空母舰，这也是工业化的成果。日本的崛起也离不开政府对企业的扶持。
美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时间是有关税保护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税收入占美国联邦收入的比例非常高，可以说美国也曾经“闭关锁国”。今天以自由主义精神闻名的波士顿，在历史上是纺织工业的中心。波士顿在北方，支持贸易保护的北方在南北战争中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惩罚性关税是波士顿纺织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给外国人讲故事的时候，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些历史资料。入世协议中允许我们在十五年内保护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汽车工业等行业，这些与历史上欧洲、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贸易保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国经历了上百年的贸易保护才发展起来，中国十五年就发展起来了，还能说中国占便宜了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够把学理讲清楚。当然，必须要看到今天的全球形势与当年不一样，当下是全球化的时代，今天如果完全像美国当年那样“闭关锁国”一百年，很多新技术就学不来了。
三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还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教科书，而且是西方人用的教科书。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者的职责。我们不能光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我们讲课，也要做到让西方人修订教科书的时候加一段文字讲中国的经验，甚至在介绍基本原理时就要讲中国，告诉大家中国的经验表明此前经济学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完整。唯有如此，三十年后白宫里读过这本教科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才不会像今天这样指责我们。
怎样的总结才能进入西方人的教科书呢？修订经济学教科书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把对方的事情搞清楚，把西方教科书的假设和理念搞清楚。今天热销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之类的教科书，尽管种类繁多，但基本理论的演绎很简单。这些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简化了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唯经济利益是图。斯密非常博学，有人文关怀。他不仅研究经济学，还研究哲学、天文学，写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作，却在去世前付之一炬。他最满意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国富论》。斯密的思想极为丰富，他的理论绝不是简单地认为人自私自利，因此我把这第一个基础称为“简化后”的斯密的自利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基础是认为人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来自1900年前后的奥地利学派。当时奥匈帝国已近崩溃，维也纳成为艺术中心。与同样讲德语的德国人不同，奥地利的维也纳更浪漫，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百花齐放。希特勒也曾在维也纳逗留，希望当画家，但他考学失败了。当时的维也纳学术氛围非常活跃。奥地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理论必须从理性出发，必须用严格的数学语言进行描述、推断，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早期的观点，它构成了当前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基础。
总结起来，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认为人是自私的，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另一个是认为经济行为要讲理性，都要从数学推导，从每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来推导。这里面忽略了马克思的观点。第一，马克思认为人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需求、偏好与资产阶级的不同。第二，马克思认为人尤其是资本家不是完全理性的。这一点凯恩斯也认同——资本家受动物精神影响。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观点的介绍都不够。
与之相联系，修订经济学教科书要注意的第二点是，要在基础层面上修订它。基础层面是什么？人是复杂的，人的行为也是复杂的，人不完全追求经济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在很小的事情上讲感情，小物品喜欢就买了，不在乎钱。在很大的事情上也不讲钱，例如为了生命、亲情会不惜代价。这样说来，我们只在中观层面讲钱，这有点像牛顿力学的应用范围。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要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关怀。具体来说，咱们现在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讲继承马克思，我个人理解是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就要为世界做贡献。如果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只论证出“这么干对中国有利”，那样西方国家能接受吗？他们会批评我们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只关心局部利益。只有总结出“这么干不仅对中国人有利，对西方人也有利，对世界有利”，大家才能信服。举例来说，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管理的开放，不仅能解决中国五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也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怀了。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必须要有这个根本的关怀，这样才能走向世界。经济学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性的。
三、经济学层面上的、有可能向世界推广的几条经验
既然要总结，我们就要遵循学术规律，首先总结已有工作。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多探索，这里我只讲三点。
第一，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定义为，“提倡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每一个时点给定，但以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其实是这个国家在每一时点的总预算）和其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为切入点来动态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其实二十年前，林老师就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中国经验是在每时每刻都要用好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林毅夫老师的贡献，我们要充分引用和肯定。
第二，文一老师的著作《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强调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股票交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如果违约怎么办？交易制度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周黎安老师强调，从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来看经济发展。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多年从事相关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我看来，要想把中国的经验总结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还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要做大量的案例和实证研究。只有理论——不论是文字表达的还是数学表达的——是很难说服人的。要真正说服美国同行是需要案例、数据、故事的。故事、案例相当于革命的武器，是夺取政权的必备工具。我们现在还缺少大量的故事、案例和实证研究，这也是我们学界下一步必须要狠抓实干的。第二，上述这些故事，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也好，市场经济制度是公共产品也好，还有新结构经济学也好，需要一些更加简单的普遍性的理论总结，让大家一听就明白的总结。
我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经济学层面上试探性总结为“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 Empowered Economics，GEM，亦可称宝玉模式）。我们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我们怎么能实现繁荣呢？这个必须要坚持。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跟西方的又不同，我们是国家赋能的，是国家帮助市场经济正向发展的市场经济。当然，我们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具体而言，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有三条经验。
第一，政府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中国的政府，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一个经济要发展或升级，最重要的不是老企业干什么，而是新企业要进来。如果没有马云的阿里巴巴，没有刘强东的京东，我们哪儿来的网店？靠中国电信，靠沃尔玛或北京百货大楼恐怕很难。中国的新企业进入市场很多都有政府的帮助。的确，我们的官僚体制很复杂，要盖很多公章才能办一个企业，但是也不要忘记，每一个企业背后的成功都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帮助企业突破现有体制。地方政府当然不会帮助所有的企业。政府会有自己的判断。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进入？主要原因之一是收税。地方政府收税的主要来源就是企业，把企业扶持起来之后它就是“摇钱树”。中国的这套办法——对企业收税而不是对个人收税——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跟中国学，这个说法尽管有争议，但我愿意同大家继续讨论。
第二，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永远避免不了周期。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给我们讲清了这个道理——社会大生产的决策掌握在个别企业家和资本家手里，而企业家和资本家是非理性的，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于是就有了经济周期。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社会大生产决策掌握在不见得永远理性的少数人手里，政府就应该搞宏观调控：当企业家太悲观的时候推一把，太乐观的时候控制一下。当然，具体的做法、政策可以讨论、改进。但是，原则上讲，通过政府的精心的、有效的调控把经济的波动变小，是一条有益经验。
第三，有效管理的对外开放。讲两个案例，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行业。当前中国的汽车行业规模大、利润高。全球每年生产约9000万辆汽车，中国约占1/3。今天中国的汽车行业总体是赚钱的，对工厂而言利加税能占到销售额的1/3。同时，中国也培育出了吉利、广汽和长城这样有能力走向世界的本土品牌。我认为，这要感谢过去十五年我们对汽车行业的保护，因为有了高关税的保护，这些企业才有能力、有动力搞创新。如果十五年前就施行零关税，中国的汽车行业可能很难发展起来。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一些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可以开放市场了。这不是因为美国要求我们开放，而是因为百姓要买便宜的汽车了，汽车行业也需要更多历练。对外开放要有管理地进行。
商业银行也是一个例子，中国的银行业经过十五年的保护已迅速成长。今天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不怕外资，客户服务比美国好。但是当年如果一下子全开放，怎么搞私人银行服务，怎么搞风险管理，一点经验都没有。
开放是必要的，开放要有管理。这句话很多美国人也都认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强调简单的开放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同样的道理，我也认为美国人可以适当搞贸易保护，学理上讲得通，如果通过适当的贸易保护，把美国的汽车工业救活也是给美国人造福。
四、怎样推进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这里提及几位前辈，排序不分先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始于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先生，他1901年翻译《国富论》，引进了经济学的理念。严复先生是福建人，当过船员，后来去英国学航海，学会英语后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作品。
1901年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出生了，他就是王亚南先生。王亚南在1938年翻译了《资本论》。王亚南没有留过洋，也没有系统地上过大学，但很用功，写了很多文章。解放前他就在研究官僚资本和官办资本，他研究了国民党时代的国有企业，还参照《资本论》写了《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先生不仅仅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他还有自己的创新。
第三个重要人物是陈岱孙，他1900年出生，1997年去世。陈岱孙是清华大学的老前辈，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毕业后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导师是当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陈先生本科毕业以后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选题是麻州（马萨诸塞州）的公共财政。1974年左右中国大学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讲授西方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整理成了著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他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但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类似的还有浦山先生，也是从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中美朝鲜战场的谈判，之后在外交部工作。浦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
下一个要讲孙冶方先生，他是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1960年左右，毛泽东主席曾经组织中国的学者认真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除了孙冶方还有邓力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做读书笔记，后来邓力群还写了回忆录。孙冶方认真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但是到了后期，他认为搞这些在中国行不通，要搞市场经济，要搞价值和价格论。
下面是我们熟知的厉以宁、吴敬琏等学者，这一代人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现在这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包括钱颖一院长，也在做相关工作。我们读书的时候读的是厉以宁先生的西方经济学。吴敬琏老师去耶鲁大学学习，带回来很多新的理念，并和政策结合在一起。
回顾了这些成绩，再来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和学说引进来，不是每年搞一个诺贝尔奖介绍，讲西方的学术观点。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的经验变成西方人认同的理论，讲给世界听。
要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中国经济必须行稳致远。如果到2050年我们能够实现现代化，就有七十年的成功经验。第二个条件，坚决不走当年日本、德国的侵略道路。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让世界各国的朋友感到温暖。如果我们的发展把别人搞穷了，别人就不愿意听我们的经验。第三个条件，在经济层面我们要总结出可复制、有普遍意义的经验。第四个条件，要有活跃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经济研究要百花齐放，这一点要学习当年维也纳的学术环境。
最后，我们把外国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梳理一下。亚当·斯密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是超越自由经济思想的。大卫·李嘉图是犹太人，有实践经验，炒股出身，对市场经济了如指掌，此后做了国会议员，掌握了政治实践经验，最后才去当大学老师。
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其他经济学家不一样。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类解放，我认为习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在二百年前就看到今天的世界，那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学习马克思不是看具体结论和政策，而是看思想和方法论。马克思继承的是德国黑格尔的传统，人类要解放，人类要通向更多的自由，人类要打破枷锁。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对很多社会制度安排提出了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要从哲学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的发展过程必须伴随着制度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应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述——政府干预在各国都很普遍。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是伟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推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李斯特认同德国统一，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针锋相对，他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这和中国当今的思路是一致的。德国人现在很少提及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了，但是我们要认真学习。
奥地利学派是今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他们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强调一切从个人理性出发和数学推导，强调个人自由，批判社会主义。后来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这一派。这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经济学的发展。
美国的经济学确实是当今的主流，这毋庸置疑。但是，美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家很少，康芒斯算一个，他主要讲制度建设，保护工人的利益和建立工会。凡勃伦也算一个，但他是“造反派”，他认为美国的贵族只知道奢靡消费。凡勃伦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他了。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率学说，并创办了美国经济学会。战后美国的主要经济学家里，熊彼特是奥地利人，他在哈佛大学提出了创新理论。弗里德曼是克拉克的学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汉森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美国传播凯恩斯主义，但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美国人的原创。
最后还要谈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要谈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中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场，相当于物理学的对撞机，是能量最大的对撞机。如果强调中国经济学，有人会提出质疑，就好比说中国人足球踢不过巴西人就搞中国式足球。第二，要打破“米兰/巴黎/纽约”T台效应。今天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在美国，就像服装品牌想要打入国际主流必须去米兰、巴黎、纽约走秀。为了打破这个垄断，我们要创造自己的T台。我们国内的学者要坚持用中国的经济实践做实证研究，坚持以我为标准，创造自己的“时装秀”。
最后用四句话总结一下。第一，我们要从经济学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实践进行总结。第二，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关怀的角度出发，以国际视角、从实践出发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第三，我初步的总结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第四，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而年轻人是关键。我们这代人只是过渡性角色，只能帮年轻人摇旗呐喊，几年后将要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