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爱情

在历史学家那里，公元2世纪中后期——具体一些说，汉桓帝、灵帝时代，是一个让他们摇头不迭、感慨万端的时期。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开始剥夺相权而集于皇帝一身，其结果恰恰造成东汉绵延十几代的皇权旁落。野心家一茬又一茬，小人成群结队，而君子则血流成河。在桓帝、灵帝任内，数年之间，接连弄出第一、第二次“党锢之祸”，大批清流知识分子被杀，只是矛盾的合乎逻辑的演化罢了。

在这个时代，除了清流、宦官、外戚与皇帝，还有那么一批人，虽被排除在大舞台之外，但他们的敏感的心灵感应着那个时代，并用他们的秃笔记录在案。这就是那被钟嵘称为“惊心动魄”的《古诗十九首》。这组收录在萧统《文选》中的十九首无名氏的古诗，是一份经过心灵过滤的时代备忘录，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打开它，那个时代的黄昏便弥漫开来，渐渐把我们包围。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是桓、灵之际的作品。桓帝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几乎把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罗织殆尽，把国家的生气扑灭殆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汉统治已不可救药，并最终弃它而去。这种抛弃是双向的：走在末路上的汉朝廷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即是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多余人”，既已被现行政治体制排除在外，绝望于生命的对象化，他们便开始关注生命自身。他们高唱“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但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只是空谈。他们虽不放弃“先踞要路津”的希望，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冷静而安分守己的。所以，我们在《古诗十九首》中看不到真正的政治热情，看不到河清海晏的政治理想，也看不到负责任的政治讽谏。面对权势者的朱门酒肉与五马翠盖，他们甚至都少有愤怒，只是远远地一边艳羡，一边认命地叹息。他们所写的，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偏偏不谈政治。他们不言志，不载道，只缘情。社会已经无道，他们已经无志。所剩的，只是那一丝对自己生命的恻隐之情。他们偶尔有一两句议论，也离现实政治很远，却又与传统伦理道德大相径庭，甚至，离经叛道得让我们张皇四顾。他们说话，已成自言自语（他们不曾得到过话筒与讲坛），至多是二三至交的对床夜语或促膝心语、对酒醉语，所以也尽可以不负责任，一任自己的一念之真，所行于衷肠倾诉，所止于无话可说。可以理解，当知识阶层激越的清议之声被朝廷的诛杀之声压制下去之后，政治已不再是他们实现理想个人与理想社会的手段，而是权势者们压迫人民、杀戮异己的工具。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背对朝廷，甚至远离大都市，在孤馆春寒或深窗秋怨中默默消磨他们的生命与热情。一边消磨，一边枉自嗟呀，自怜自爱，承受着物质上的穷乏与精神上的不平衡，体验着个体生命被抛向孤独一隅的失意与痛苦。

在《古诗十九首》里，我们第一次心惊肉跳于生命本质的痛苦，以及由这痛苦反拨出的“及时行乐”的合奏：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宵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这是他们对死亡的理性认识，确定而无疑，冷静而无奈。生命真相的冷酷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司空见惯浑常事”，但他们这样反反复复地强调，却不免让我们“痛断刺史肠”。还有一些对死亡情景的具体描写，那种阴森惨淡，更使我们惊悚不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这是对死亡的感性体验。使我们害怕的，不是物，而是我们关于物的思想和想象。严格来讲，这里所写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之后”。从“陈死人”来写死亡，从被人遗忘的坟墓来写死亡，写得那么冷，冷彻我们骨髓。“坟墓”乃是生命的终结，是集体抛弃个体的“罪证”。这“郭北墓”与城内的高楼大厦对峙着，但这“城外土馒头”（王梵志的妙喻），却是每一个城内人都不可推辞的，“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需一个土馒头”（范成大）。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也借两个小丑之口，把坟墓称为“最长久的建筑”，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一直住到世界末日。但这还不是对死亡的最透彻的体认。这“土馒头”一般的坟墓，就可以永久吗？我们能从中得到永恒的睡眠吗？——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去者日以疏》）

这才是大虚无！是生与死的大虚无！它揭示出，不仅“生”将不复存在，并连“死”也不复存在。“生”作为一个“事实”，被“死”抹走了，“死”去的生命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的事实”，却又被另一些“生”抹走了。当我们的坟墓都被毫无同情地掘开、荡平时，我们曾经活过的、曾经来到过世界的事实，都被人否定。人类集体抛弃我们的罪证也被毁灭了——因为我们根本不曾存在过。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真相，是世界与人生荒谬的铁证。这是把“死”的意义发挥到极致的思想。这里有人心的大冷酷，有生者对死者的大冷酷。死者是生者的死者，死者是从生者的心中与记忆中死去的。没有生者的抹杀，便没有死亡与死者，从而也就没有这种人生的大无聊、大寒冷、大荒诞！

生命的终点有死亡，死亡之后却无来生。那只好“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这“趣当生”，在《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那里，便是“及时行乐”。这“时”，既可分解为每一个当下的时光，也是人之一生的总和——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今日良宵会》）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很显然，这“及时行乐”，只是苦中作乐，或只表达了一种愤懑的情怀而不能——应该说是没有条件付诸实施的。“斗酒”是少量的酒，显然他们还不具备后来正始名士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也不能像后者（如阮籍）那样喝公酒，所以不能如后者一般豪饮。斗酒即可，聊相为乐。驱车却不能策肥马，而是一匹“驽马”，就这样穷开心去宛、洛。去那儿干什么呢？那儿当然没有他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餐桌，所以，他们说是去“游戏”，这颇近黑色幽默。可一“游戏”，又看到了权贵们的豪奢生活，这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弄得他们“戚戚”不安，有很大的心理压迫。

而《今日良宵会》中的“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显然是尚未策高足、未踞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显然现在还在守穷贱，且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是坎坷与苦辛。

因之，《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还仅仅是一种愿望，是对人生苦短的反拨，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是愤激且感伤的“口头享乐派”。

但他们如此藐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如此公开唱着及时行乐的调子，就构成了历史上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们被社会遗弃，被生命遗弃，他们便破罐子破摔，索性当起了传统的叛徒、社会价值的挑战者、伦理道德的嘲讽者。而“及时行乐”与“人生短暂”联袂而出，又使得它具有了强大的逻辑支撑。无怪乎钟嵘惊叹：“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

很显然，这种对生命黯淡却又入木三分的感觉，是那个黯淡的、无一丝生命气息的时代造成的。他们身处王朝末，伟大的、不可一世的汉帝国昔日的声威烟消云散，轰轰烈烈的场面已人去楼空，喧嚣一时的时代及那个时代中煊赫一时的人物都化为尘埃，现在只剩下末世的悲凉、黯淡和寂寥，看到的是坟墓——一个终止符。那些伟大的人物现在都已进了坟墓，变成了为人疏忘的“陈死人”。时代相同而脾气不同的赵壹，写过一篇言辞激烈的《刺世疾邪赋》，赋中有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可谓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两件事情的概括：现实是黑暗而无意义的，生命是短暂而无价值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是无望的；无论是公共价值，还是私人价值，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没有热情的时代，没有理想的时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代。历史的马车在一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朝廷的有气无力的鞭影下向着夕阳走下坡去。在这种没落的气氛中，即使他们想有所作为，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于是，他们的思虑自然是沉下去，沉下去，越沉越深，越来越收缩，最后便只凝于深深的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那麻木不仁的时代中唯一真实可触的感觉——那就是个体生命对这个寂寞而寒冷的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世界对他们漠然无视，他们对这个世界也就无所关心，他们只能关心自己的生命，并由惊讶于自己的一头风霜而惊心于生命的流逝，而后又由慨叹自己的苦难生涯而猛醒这一切的不值，“及时行乐”的思想油然而生。

死与爱，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两大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惊心动魄地描写死亡的同时，又勾魂摄魄地写出了情爱，写出了爱的忠贞与恐惧，爱的弱小与强大，爱的专一与易变，爱的难得与巧遇。爱，就是爱的能力，是爱人的能力，是承受爱的能力。古诗的作者们在痛感自己的虚弱、痛感自己面对“世界”的无力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爱的能力！这是人性死灰中的余烬，是古墓中的谷种，是冬日的残荷，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像是走夜路而胆怯的人的口哨。这是颤抖的爱，惧怕的爱。《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十九首中，竟有十一首直接写到了爱与爱的牵挂！这一丝牵挂，是他们留在这世界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生命的唯一价值，是世界给予他们苦难生命历程与愁苦心灵的唯一安慰和报偿。于是，他们把爱写得百般温存，万种柔情，令人恻然心伤而又温馨无比。他们几乎使我们相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体温！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冉冉孤生竹》）

这是爱之怨，但温柔得让人无所措手足。我发现，《古诗十九首》中的爱，一点也不浪漫，不刺激；恰恰相反，是那么家常，那么平实。它不是刺激我们的感官使之亢奋，而是抚慰我们的心灵使之安宁；它不是激起我们的热情，而是抚慰我们的创伤。这是一种使人安宁的爱、使人平静的爱，是一种浸透着亲情的爱。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戚戚”与不平衡吗？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忧虑与恐惧吗？这爱让我们平静，让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与世无争、逆来顺受，让我们抛别世界的繁华而独守爱巢，并从中找到满足。

这种爱怨，如柳梢之风，吹面不寒；如杏花之雨，沾衣欲湿。就那么缓缓地，一点点深入，一点点浸润，最后深入我们的骨髓，深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骨折心惊！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是以日常普通生活为基本素材的。诗歌不是对生活以外或生活之上的东西的仰望与想象，也不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的与众不同的生活的反映，一般情况下，也少见一小撮精神贵族孤绝的精神之旅——这样的作品当然有，比如屈原的一些作品，但尚不能改变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的日常性特征。即便是屈原这样独处时代台阶的最高端、独自成为一国之人的另类的诗人的作品，除却《九歌》《天问》，大多数作品，包括《离骚》，仍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诗歌是生活的伴侣，甚至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但不远离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之一。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赴朋友的约会，在约会时我们会交谈、宴饮、游玩；兴致来了，我们也许还会写诗、吟唱，或者，在活动安排里早就有了这一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写诗吟唱也就是今天诸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它并不特殊，并不高于其他项活动，比如交谈、宴饮。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读中国诗歌史：它既是我们的精神史、心灵史，也是我们的生活史；既是我们内心隐私、情感的表达与精神的流露，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反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常见题材了，比如田园题材，山水题材，战争题材，婚恋题材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确实是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在婚恋题材中，包括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基本内容。女性在文学中的出现，也大多作为婚恋的对象，且常常是被动的、软弱的，甚至常常是被戕害的、被侮辱的，而这就是生活，是生活的习以为常的恶，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恶。但文学的锐眼与正义也在这里：当社会把她们当作弱者来欺凌的时候，文学则成为她们的喉舌。

在这类题材中，弃妇诗与思妇诗（又可称作闺怨）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弃妇当然是被她的男人所抛弃；而思妇往往又是为她的男人所疏远与轻忽，甚至遗忘，遗忘在一个他不会再回去的角落，而她，就在这个角落等待与思念。是的，当男人因为各种原因或各种理由而离家外出时（常见的当然有兵役、徭役、经商与游宦），独守空房的妻子就成了一个寂寞的思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主题，因为它就是生活之痛，就是人性之痛。旷夫怨女乃是悲惨世界之最常见的世相之一，他们也是苦难人生的人证。正如弃妇往往是人性丑恶的人证，思妇则往往是人生苦难的人证。他们都以小见大地指向一个深远厚重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思妇是极其常见的，每一个时代的诗页上都有她们的泪珠与叹息。这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情景是相符的。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思妇诗、弃妇诗，其作者往往倒是男人，是一种拟代体的作品。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男性在对女性集体犯罪之后的良心忏悔，我不敢说。但这一类拟代体的作品确实在揣摩女性的心理与苦痛，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女性的自述。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一诗，当是它们中的代表作——可能是她的周围弥漫着那个日落帝国的暮霭，使她的形象比其他时代的思妇有更多的内涵、更多的外延，能更多地调动我们的道德情怀与审美情愫：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这个以思妇口吻叙述的诗歌里，“她”与她的那个“他”，既有“相去万余里”的空间暌隔，更有“相去日已远”的旷日持久。“她”不仅有深刻的相思之苦，以至于“衣带日已缓”，巧妙地借衣带之宽缓描画出人之憔悴消瘦；且“日已”二字，又写出这是经日累月的消磨与煎熬，如油枯灯干。而且，“她”还有深重的担忧之情——借“浮云蔽白日”的比兴，见出“她”之猜测与忧虑：“他”是否在外面另有所欢，以至于“游子不顾返”？而“她”呢，虽然一边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独居之时，无奈于时光之迟缓；一边却又惊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揽镜自照，震惊于青春之倏忽。而青春消逝去，容颜老去，又使得未来更显绝望。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独守空房却又毫无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归来的“她”，心思里会有些什么？不外乎对对方的相思之苦，对对方另有所欢的担忧之情，对自己青春流逝的恐惧之心，当然还有努力保养自己以使青春暂驻以待所欢的苦心。这曲曲折折的心事，凄凄婉婉的心情，温温柔柔的心灵，总之，这一份承担太多的苦心，全在这短诗中得到了体现。

人们常用“温柔敦厚”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这当然十分正确。但我们要知道，这种风格来自于作品中主人公情感的缠绵与温柔。即如这一首，“她”担忧对方变心，焦虑自己变老，一切都会变，但她自己的温柔不变，对对方的深情不变。这是绝望中的坚持，绝情中的深情，冷酷中的温柔。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谢朓《王孙游》）

灵心秀口的谢玄晖，寥寥二十字，就写出了女性的绝望。这首短诗可以和《行行重行行》一起来读：不是一直在眺望大路尽头盼着“他”归来吗？不是为了延缓衰老、强保青春以待“他”而“努力加餐饭”吗？太久了，岁月的风霜已经落上了额际，现在，即使“他”归来了，“她”也已经人老珠黄，青春不再，“他”再也不会爱“她”了！

这世界往往无聊，而男人，往往无情。但女人的爱，以及她们的痛，让男人良心发现，从而不致堕落。正如歌德所说，永恒之女性，引导男性上升。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不仅要人爱，而且，她们能爱人，会爱人，她们是男人的故乡。可是，男人们的回乡之路，往往那么漫长，漫长得花落人老。读这一类的诗，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传统女性的爱心与苦心，为她们的爱心而感动，为她们的苦心而恻然。她们心柔，心苦，而这世界呢？往往太生硬，太冷酷！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远方的“他”给她捎来了并不特别珍贵的一块丝绸，竟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被感动了的她越发痴情，并且到了失去现实感的程度：她没有用这丝绸做衣服，而是用它缝制了双人合用的“合欢被”，并以长相之思（丝）缝缀，以不解之结结之！她一边做被子，一边内心暗自发狠：我俩如胶似漆，胶漆融合，谁也分不开我们！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离别），而生活在虚幻的心理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她与她的那个“他”，长相思，结不解，完全没有分离过！她已经完全痴傻了。有了这颗心，这相去万里的苦苦相思是值得的，为他憔悴、为他苍老是值得的，只要他心依旧（尚尔）。是的，感动我们的，就是她所提到的这颗“心”，故人心未变，她的心更痴，人心未死，人心未死啊！我们一下子触到了那遥远时代的心跳，体味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