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歌声
“乐府”作为一个词，一个概念，它首先是政府官署的名称。这种官署，据说在秦时即有，但史籍所载，却是始于汉，尤其盛旺于武帝时。武帝是个雄才大略却又不失浪漫情怀的君主，他坚忍残酷却又颇有艺术情调。据说他希望乐府这个机关能为他“观民风，知厚薄”做点事，但这大概还是满脑冬烘的班固的道德猜想。
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
在这客观的记录里，我们可以想见武帝当时的神采，都尉而名之曰“协律”，或因协律而设“都尉”。这使我想起曹操曾将他组建的专业盗墓队的头头封官为“摸金校尉”，事虽不类，却都极有幽默感，是大手笔的创造，是体制的掌控者自己拿体制的严肃性开玩笑。
这李延年李都尉自从有了这个官办的艺术公司，就把当代著名作家司马相如等人拉到旗下，成为签约作家与歌手，加以包装，此后的官方政治活动里，就有了经常性的演出活动，古代“礼乐”政治在大汉复活了。据说，在一次大型祭祀天神的活动中，七十个童男女组成的童音合唱团，从黄昏一直唱到天亮，嘹亮的歌声引得神光天降，聚集祠坛，武帝遥望而拜，参加祭祀的数百文武官员都肃然起敬，又惊又怕。真正是“天人感应”了。——当然，这又可能只是班固笔下的道德神话。
但这一类《郊祀歌》《安世房中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正如今天的大型合唱团，所唱所演，除了具有仪式的意义外，艺术的感染力往往不足，娱神的成分多，娱人的成分少。武帝本人除了在这种神人同欢、天人同庆的场合，大约也不会去欣赏。我们注意这段话里有“采诗”一说，《汉书·艺文志》也有“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至于民间采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才是乐府机关最有价值的工作，武帝大约也最看重这部分工作，以他的个性，他最喜爱的也应该是这些赵代之讴、秦楚之风。
有关《诗经》成书的“采诗说”，乃出于猜测与臆断，而汉乐府机关的“采诗”，却是实实在在的政府行为，且有专门的机构主其事。有意思的是，班固在“采诗”的后面，还有两个字“夜诵”，为什么要“夜诵”呢？颜师古的解释是：“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这“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却要采来，还要夜诵，可见其魅力。但又是什么使这些诗歌“秘不可宣露”呢？不外乎两点：一是于国家政治有冲突，有暴露性、抨击性、批判性；二是于国家道德有冲突，有破坏性、诱惑性、示范性。既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当然是个人的、人性的，所以，一方面它与现有价值体系有不尽相符之处，甚至有大冲突，另一方面却有极大的艺术诱力。
这协律都尉李延年及各届乐府令、乐府工作人员，都大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大快乐呢！
魏晋以后，人们就直接把由乐府机关收集、整理、演唱的这些诗歌径称为“乐府”了，“乐府”二字的意义，至此一变而为一种入乐的诗体的名称。
我们现在一般都说《诗经》中的“国风”乃民歌，但这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同。“国风”中的情感与生活，确实往往并不是下层人民的。但汉乐府中的民歌，确实是民歌，因为它的内容就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在汉乐府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叙事诗（这也与《诗经》基本属于抒情诗有大不同），而这些叙事诗所叙之事，并非朝廷国家之事，而是小民日常之事：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妇病行》）
被生活如此煎熬而至于走投无路、夫妻父子不相保的，必是下层细民。从艺术上看，叙事时口吻亲切而至于啰唆碎屑，真实而至于口吻紊乱，这正是原生态的民歌。而其中体现出来的汉代政治的残酷，也颇能让我们明白这些诗只能“夜诵”的原因。
与此相近的还有《孤儿行》与《东门行》。《孤儿行》其啰唆碎屑、层次混乱比《妇病行》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是最难以言说的东西，最无规则的东西。一般而言，啰唆碎屑、层次混乱是最不堪的，但在这里，恰恰成为它魅力的成因。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讲究悌道的汉代兄弟阋墙的故事，孤弱的弟弟在失怙之后，简直成了兄嫂的奴仆。——这是道德的崩溃。
《东门行》不啰唆不碎屑，层次也清晰了，但语气上还是疙里疙瘩，像“咄！行！吾去为迟！”读起来不像诗，唱起来大概更不成调。但这也正是民间的声口。其内容则是写一个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其逆来顺受的妻子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下层人民已到了不反抗无以生存的地步。——这是政治的黑暗。
有意思的是，《孤儿行》的结尾是“兄嫂难与久居”，《东门行》的结尾是“白发时下难久居”。一是道德崩溃，家不能居；一是政治黑暗，国不能居。国虽在，却已无小民的生路；家虽在，却已非孤儿的庇护，这是隐藏着的国破家亡。堂堂大汉，泱泱中华，煌煌文明，却“内瓤里尽上来了”。这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莫大的嘲讽。
当然，汉乐府中并不全是这种横眉冷对、苦大仇深之作，字字顿挫血，声声哽咽泪。更多的，是风情摇曳之作，浪漫风流之调。这可以看出吾民族在最强盛的时代的浪漫情怀与乐观精神，以及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气质：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其中意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古歌》）
这是多么流畅婉转的歌！它们确实不像《诗经》那样高贵雍容，但它们有自己的平易与亲切。这是普通人的情感。没有更多的国家价值负载，这使得它们更加纯粹，如同人类的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
《诗经》中的抒情也往往带有道德意味，有伦理的诉求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诗经》中的第一首《关雎》和汉乐府中的《江南》。先看《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何等自然活泼，但马上就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道德之言代替。“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何等自由放任！但“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却又显得沉重压抑，并且暗含着道德上的象征意义。尤其是最后接连出现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和“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琴瑟”与“钟鼓”，明显地引入了社会价值。
而汉乐府的《江南》则一任真心流动，毫不节制，毫不惭愧：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采莲”者，采怜也，找对象也。鱼戏莲叶者，男女调情相戏也。可惊异的是，后面四句只说这调情一事，既可见江南水乡男女风情，也可见作者津津乐道唯此一事，而不知其他。道德意味的淡化，日常情趣、大众情怀的表达，成为汉乐府区别于《诗经》的一大特征。
《诗经》的伦理美使其成为民族的经典，成为“大我”的情怀。而汉乐府中的抒情诗，一看便知，纯属那种最个性的“小我”的瞬间情怀：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
先是爱如火，后是恨似刀。一件爱的礼物，几乎是用爱心装饰而成；而一旦决绝，折断它，摧毁它，焚烧它，便是灰烬也要当风扬尽，不留一丝痕迹。这岂是伤心？这简直是毁心，即使心如死灰，还要扬走这份成灰的心。这是真正的爱与爱之痛，没有一点比兴，没有一点隐喻，她就说她的爱。
再看《上邪》——“上邪”者，“天啊”也，这是少女吁天录：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诗歌，一位大胆泼辣、热情如火的少女，向她所爱的男子发出了炽热的爱的誓言：“我要和你相爱！”“我欲”二字，不仅见出她的主动，而且还看得出她的很自我的个性。这一“我欲”还包含着“我要，谁能阻挡”的意思。而后面用一连串绝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来作为“与君绝”的条件，不仅逻辑上否定了“与君绝”的可能，而且，从思想意识上讲，这样的表白，简直置天翻地覆于不顾，完全的爱情至上。对她而言，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
这种激烈、刚烈，甚至使得《诗经》中类似的诗歌相形见绌。使《诗经》相形见绌的还不仅体现在对这种被恩格斯称为最个性的情感——爱情的描写上。生命意识在汉乐府里也达到了新的深度。《诗经》里没有直接的生命咏叹，只有含蓄而轻描淡写的类似“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唐风·蟋蟀》）的表述。而以下两首在汉代流行的丧歌，却让我们在《古诗十九首》之前，就已“惊心动魄”：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歌词太简单了，但感动人的东西往往就是简单的。震撼我们，使我们幡然猛醒的，往往就是那一掌猛击：这简单的歌词唤醒了我们内心的恐惧、遗憾、不平以及无奈，还要什么繁华？死亡的微笑已使所有的似锦繁花瞬间飘零。
据《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记载，东汉末年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宴宾客：
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
我们不知道这《薤露》的乐调是什么样子、怎么个唱法了，但让酒酣耳热、极欢尽乐的一帮权贵“乐极生悲”、怆然涕下，岂非是因了这歌词的那种直透人心的大悲凉！？
虽然死如秋叶之叹息，生却仍能如夏花之绚烂。我们读过了汉乐府中的恨，汉乐府中的爱，汉乐府中的死，现在我们来看看汉乐府中的“美”——那是生命的华丽，是华丽的生命。是生的热烈、生的绚烂，是青春之火的燃烧，如此美艳，又如此只可远视而不可亵玩——我是说汉乐府中最脍炙人口的《陌上桑》——你看这题目，就是春天的气息，就是生命的气息，就是田野上的风与阳光，是的，此诗就是与太阳一同开始的：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是中国文学画廊中最美的少女，是体态美与道德美的完美典范。但若仅仅如此，她还不算特别，她的特别在于她充溢的青春活力，机智，顽皮，活泼，单纯。面对丑恶，她正义在胸却并不动用正义，道德在侧却并不依仗道德——她几乎是凭借自己天赋的聪明和与美丽俱来的自信，就挫败了强大的对手。我要强调说，她并不需要社会道德体系对她进行维护，她有足够的自卫能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果贞洁是美丽的最好伴侣，她拥有了。但我还要说，这并不重要。这首诗并不要表达这样的意见。这首诗不是在高唱道德赞歌；它既不歌唱道德对好人的庇护，也没歌唱好人的道德，它高唱的是美的赞歌。在全诗三叠里，描写罗敷美貌的第一叠是作者写得最卖力也最精彩的，简直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作者对此兴致最高、兴趣最大，所以，写起来文采也最为浓烈。是的，这首诗的可爱处，正在于它不是一个道德题材——这正是我说的汉乐府与《诗经》区别的一个最好例证。汉乐府把这么好的、严肃的道德题材都弄成轻喜剧了，它的价值取向可见一斑。《诗经》是孜孜不倦地在日常小事中找寻道德意义的。
当美丽的罗敷在众目睽睽之下自信甚至自得地展示自己的美丽时，她是反传统的，她自豪于她的美，也自得于她的美颠倒众生。而当她碰到太守时，她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的考验：道德的考验与智慧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人家的少女（她后面的夸夫乃是出自虚构：我们无法想象一位“朝大夫”的私眷能独自一人去采桑，且还能让那么多不相干的下层人来围观），她有可能凭着美貌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牺牲正常的、自然的情感去“爱”一个猥琐丑陋的老男人。但她经受住了这种一般人都难以经受的道德考验。这本来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使之成为道德典范事例的事件，但作者却轻易地弃掷了，并不想在这个主题上有什么作为。相反，作者把重点放在了“智慧的考验”上。我们知道，弱势者反抗强势者的侵凌，往往是悲剧结局（而这悲剧结局正为道德家所津津乐道）。罗敷反抗太守，自然也面临这样的危险。但她却似乎根本没有在意这种危险：太守在罗敷的美貌面前尚且有所退避，他没有自己上前，而是派了一个小吏前来探口风；而罗敷则直接走到太守面前，严词斥责之后，依样画葫芦地对他进行嘲讽与调侃：你有权势，我的丈夫也有。只不过，我丈夫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皮肤白皙的、美髯飘飘的……美男子啊！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猥琐破碎、黑不溜秋、连胡子也不长的嘴脸吧！
你看，罗敷并没有对太守做明确的、过多的道德审判，并且也决不对自己的品行做道德夸耀，一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轻轻提起旋又丢在一边。我罗敷就算爱有权有势、既富且贵的男人，我也已有这样的丈夫了。我还爱美的丈夫呢！我也有了。你怎么着？就你这小样儿？
这乡下小女子，不是在斥责太守的道德水平，而是在嘲讽他的体貌丑陋！太守虽然自得于自己的权势，在美丽的少女面前，却不能不自卑于自己的长相！
这是美对丑的胜利，智慧对权势的胜利，这是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而且，这美丽而聪慧的小女子在取胜时，并没有动用正义、道德等公共武器。她是孤胆英雄——这是她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胜利，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美丽。
但另一方面，那么一位单纯、活泼、青春、阳光一样的女孩，面对来自权贵的调戏，表现得如此非凡——我是说智力与道德的双重非凡，不仅让我们惊讶于她的个人天赋，甚至对人性的高贵都生出了信心。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在悲剧作品中体会人性的崇高，在喜剧作品中调侃人性的弱点，但《陌上桑》却让我们有了新的经验：它是喜剧的，但它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讽刺那个可怜又可鄙的太守的道德丑陋，而是要展现一位少女的人性美丽。是的，它不是为了撕破丑，而是为了表扬美——虽然它是喜剧。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独特的。
《陌上桑》是美的喜剧。而汉乐府中最伟大的作品《孔雀东南飞》——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叙事诗，被《艺苑卮言》称之为“长篇之圣”——中，同样美丽无双的少妇刘兰芝，则以自己柔弱的生命演绎出英雄般的大悲剧。罗敷是个社会角色相对单纯的少女，而与罗敷不同的是，刘兰芝则是社会角色相当复杂的少妇。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这个角色确实是过于复杂了——“少妇”有这样多重的身份以及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妻子，儿媳，嫂子，等等。并且，在这些身份里，“儿媳”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做好“儿媳”比做好“妻子”更重要，不幸的是也更难。汉代庐江府的小女子刘兰芝及其父母，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她做少女时就为将来做个好媳妇而刻苦学习，其学习的知识范围包括当代的一切女红，甚至还扩大到了传统文化、诗书礼乐等等“素质教育”的范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然后，十七岁时，好像取得嫁人资格的她嫁给了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用她母亲的话说是“谓言无誓违”——自以为这样终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值得提醒的是，她做妻子是很成功的，成功到她的丈夫焦仲卿认为，在其他方面不大成功也不大可能成功的他，唯一感到幸运的是“幸复得此妇”，并且要和她“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就是说，要和她生生死死在一起，最后还真的以死殉情（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好男人在传统中国绝对是稀有元素）。当然，更要说明的是，她做家族的媳妇也是尽心尽力且成功的：她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能干（“三日断五匹”）、顺从（“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被驱遣之后，仍然谦恭地与驱遣她的婆婆告别，语涉关心；与小姑的告别更可以见出她平日与小姑相处时相亲相得之状，以及离别时的难舍难分真情。但即便如此，刘兰芝仍然在焦家是“心中常苦悲”，并在委曲求全几年后，终于被驱遣。现代学者极力想分析焦母驱遣刘兰芝的心理原因，但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只要一个婆婆有了这样的权力，她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她不喜欢，她就可以这样做，而不喜欢往往是没有什么摆得上桌面的原因的。比如后来陆游母亲所做的那样。因此，具体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焦母在对待刘兰芝时是孤立的，是不得人心的，连家族中的人心也不得。但她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她作为家长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刘兰芝的兄长也有这样的权力。所以，这一悲剧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中国古代封建家庭内部的道德危机，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家庭道德内蕴含的不道德与残忍。在汉代“七出之律”里，在《礼记·内则》里，这些以道德律令形式存在着的、在世俗世界中发挥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作用的观念，确实包含着严重的不道德。而这种残忍的、不道德的屠刀，现在砍杀的乃是如此美丽、可爱的妻子与如此忠厚笃诚、知冷知热的丈夫。他们那么善良，那么热爱生活，那么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这是一对人性的可人，并蒂的人性的花朵。一边是屠刀，一边是美善，如此强烈的反差就会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当这对年轻恩爱的小夫妻完全合礼合法地被践踏时，除了诗人的同情与愤怒，社会毫无愧怍，当事者毫无罪恶感，亦不受任何惩罚——无论是法律的还是道德的，这是令人震惊的。我们也就有可能在震惊过后，在悲剧过后，认识一些真理——其实，真理往往也就是一些常识，也就是一些基本的人性、对人性的起码尊重。
非常有意思的是，与罗敷一样，刘兰芝同样是一个内心极有分寸的女子。就像罗敷知道她如何获胜一样，刘兰芝则知道她无法取胜——无论对婆婆还是对兄长。他们背后的社会资源与体制支持太强大，而她，只有爱情与个体的尊严。但是，最后，刘兰芝还是发现了比制度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死”。是的，“死”可以使她获得尊严，可以使她重申自己的意志，可以保护她的爱情与婚姻，还可以表示她对社会道德体系的蔑视与反抗。于是，爱与死与美，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刘兰芝身穿绚丽的嫁妆，上身是绣夹裙，下身是单罗衫，腰若流丸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注意，这是多么美艳鲜活的生命啊——然后她揽起裙摆，脱去丝履，玉足一点，举身赴清池。这又是何等惊艳的一跳！我们发现，她赴死的动作在诗人的笔下是如此灿烂优美，照亮了那个寂静的夜晚；如此令人目眩神迷，拂去了我们心中的阴霾。我们几乎忘了这是死亡，而惊呆于这极美的一瞬——这是生命最绚烂的一瞬，这是美艳的生命最美艳的一瞬。然后，她那美丽的灵魂从水中升起，与她的所爱，一样殉情而死的忠厚的焦仲卿——顺便问一句，陪伴刘兰芝这样绝代佳人的，除了忠厚，还有更好的品行吗？——变成鸳鸯，双双对对，“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死亡变成了新生，死门变成了生门，通过死亡，他们蜕变成鸳鸯，摆脱了人间的桎梏，获得了自由。
这是美，是爱，是死，是自由。一首诗而呈奉出这样的主题，非“伟大”一词，不足以当之。
汉乐府中的罗敷与刘兰芝，两个中国文学中最美的女人，一个是我们的喜，一个是我们的悲；一个让我们乐，一个让我们痛；一个是我们的日出，一个是我们的月落。她们都是我们的爱。我们记住了罗敷阳光般的前额，我们也记住了刘兰芝那些晶莹透明的泪水。是的，最后，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读《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好好地注视刘兰芝的泪水，用我们的人性去温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