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载“秦则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通典》）。仿佛旧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即基本的对贵族颁田制禄，对农奴分等配田，因而，田地不许买卖（所谓“田里不粥”——《礼记》），农奴不许转业（所谓“农之子恒为农”——《管子》），不许迁移（所谓“农不移”——《左昭》）的世卿、世禄、世业的固定化的领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孝公用商鞅来破坏的。其实，像上述的这种用土地束缚农奴，而实际也连带束缚贵族的所谓“帝王之制”，就在周代极盛时，它究在其领内推行到了多大的范围，并且实施到了什么程度，迄今还成为尚待研究的问题；而一临到比较有信史可征的春秋战国之世，特别是在战国，因为铁器的普遍应用，社会生产力一般的增加，包括商业活动与高利贷活动的交换经济的发达，以致旧来在某些地域、某种程度确实施行了的领主经济封建制，一般都无法继续维持。
在连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战乱过程中，一切有固定性的制度都将相率解体，而成为领主封建制之基石的“世禄”，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口中，已表示由“暴君污吏漫其经界”，而在小国寡民的滕国，亦不复能保持。世禄是世官、世卿的存在基础，同时又是农民世守其业的依据。故秦代商鞅变法与此有关的几点是：
（一）“宗室非有功论，不得为属籍。”即无功不及爵秩。
（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爵二十等，起于孝公之时，商鞅立此法以赏战功。”（《文献通考》）
（三）“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又“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通典》）
（四）“訾粟而税，上一而民平。”
所有这几项改革措施，都在破坏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功者可以获得爵位与土地；凡耕作努力者可以获得私有土地或更多土地；土地收入以赋税方式归于上。均在为私有土地的地主经济奠立根基。可是，所有这诸般作为，并非由秦国君臣所独创，那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般的变动趋势，秦孝公同商鞅不过确认此趋势，用政策、用法令来因势利导、贯彻推行罢了。比如，就赋税一项而论，史载“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其实，那无非是鲁宣公“初税亩”，“履亩而税”，乃至“郑子产作丘赋”（《左昭》）的继续。
然而，包括全面的变革，毕竟是由秦代完成的。秦与六国并立，而独能成就此种创举，亦并非偶然。秦僻在西陲，与西戎、犬戎并处，直至领主封建制开始崩溃的周平王之世，始建国家，其所受古代封建束缚，当较其他国家为浅；加之，秦当周室衰微之际，以“僻处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盟会”；阻山带河，比较少受列国相互争城争地之战祸。因之，一旦发愤图强，就可能畅所欲为，而不必遇事拘执成规，遇事顾虑环境。秦之列王，强半皆用客卿为相，用人惟能惟贤，已经是对于贵族政治的打击而又开官僚政治的先声了；用人作风改变，行政措施自无须迁就传统既成势力。所以，商鞅的彻底变革方案，并不曾遇到何等阻碍。
孝公商鞅变法的结果，是“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总之，是“国用富强”，是为后来吞并六国立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秦国的版图每有一度扩展，它显然会把这致富图强的方法，以地主经济代替领主经济，以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的新社会秩序，一度予以推广。迨始皇吞灭六国，统一宇内，统治时期虽极短促，于“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之十五年间，尽演出之”。历史家夏曾佑氏在如此指述之后，更提出秦人革古创今十大端：（一）并天下；（二）号皇帝；（三）自称曰朕；（四）命为制，令为诏；（五）尊父为太上皇；（六）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七）夷三族之刑；（八）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县令皆秦官；（九）朝仪；（十）律。注46这十项“创作”，殆无一莫非专制官僚政体的支柱。然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则是“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因为有了这一项根本决定，任何贵族就没有“食土子民”的权能。经济、政治大权集中了一身，他就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尊严，“朕即国家”，他的命令就成为制、成为诏了，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就得仰承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了。——一切都说明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
然而，秦到始皇统一之后，虽把孝公制定的爵秩（“秦爵二十等为彻侯……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汉书·百官志》）废除了，“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汉初诸子功臣裂土受封，其后亦逐渐剥削其政治权和经济权，而变为“就食长安而不至国”的遥领领主，变为名义上的侯国。但东汉及其以后的其他历代王朝，例皆多少赐予其诸子功臣以爵赏和土地。特这种点缀在地主经济封建制下的领主经济成分，因其比重过小，其性质亦不同（中国贵族领地不输不纳，迄未经法律明文规定），其所及于政治的作用，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要之，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