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形势下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当前，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谐社会建设、“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等都对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简要谈谈新形势下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与规划

李宇明（2012）把我国百年语言统一的成就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第一，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它在实践中和法律上都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第二，制定并推行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拼音工具在当今有声媒体广泛普及的时代，仍在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培养了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才，形成了双言社会和部分地区的双语社会。

进入新时期，中国政府把语言文字工作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2007）明确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在三个方面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要求：“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为落实十八大精神，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了“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战略目标，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得到加强；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的城市发展方向，北京市语委适时提出“一体两翼，增量推进”发展战略，夯实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常规工作的基础，以语言事业和语言产业为两翼，促进语言文字工作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结合，以科学研究推动语言事业的繁荣和语言产业的发展。

 

（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研究与制定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 语言标准已经“具有第三海关的意义”（李宇明，2009），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语言权利和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如《普通话标准》《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等，建立了现代汉语、现行汉字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性标准体系，以及某些特殊交际领域的语言文字标准。这些标准和规范极大促进了国家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国际汉语使用提供了依据。

伴随信息化时代悄然而至，语言文字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改变，汉语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李宇明（2009）概括为：第一，语言文字标准具有了工业标准的性质。信息领域的语言文字标准主要面向机器，解决计算机语言文字的输入、加工、储存、传递和输出等一系列问题。第二，需要利用语言工程来制定语言文字标准，比如各种语料库、语言文字知识库等。第三，信息产品的标准具有国际性，信息领域的语言文字标准也需要ISO和IEC等标准的支持。第四，信息化与企业关系很密切，特别是与语言信息产业关系密切。语言文字标准由政府组织制定正在转向以企业为主。

社会的信息化每前进一步，都向语言的规范化提出新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汉语信息处理领域的汉字部件、字形字体、分词规范、字库点阵等标准陆续得到制定推行，还有一些新的规范和标准正在研制过程中，如语料库建设标准、中华大字符集等。另外，新的语言生活领域不断出现，对语言文字标准产生新需求，如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文字标准、新媒体规范等。

 

（三）国家公共标识语、外文译名、广告用语、字母词的使用规范

1.公共标识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标识语的使用上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外语使用明显增多，特别是英语。增加英语标识可以为那些不认识汉字的外国朋友提供方便的语言服务，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滥用外语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在外文使用上也出现了各种不规范现象。如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路牌的罗马化拼写出现了一股英语化潮流。采用翻译的方式处理汉语地名罗马化问题，直接导致了我国地名的国内英语化和国外汉语拼音化的对立。路牌上的地名罗马化是一个涉及城市形象的严肃问题，其中有的问题还需要专家研究解决，但大多数问题是标准自相矛盾和有标准不执行带来的。

2.广告用语

现在的商业广告无孔不入，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社会活动、体育赛事、小区电梯、手机短信、楼顶、街道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广告。目前广告语的问题可归纳为如下几种：篡改成语、熟语；违反语法规范；滥用繁体汉字和外语；滥用双关语；生造科技术语等。为解决广告语言使用上的种种问题，国家曾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普通话使用、汉字、汉语拼音、成语使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这些政策和举措对我国广告市场语言文字的规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社会上的广告形形色色，数量巨大，又涉及社会诸多行业和部门，如何加强监管才是规范广告语的难点所在。

3.字母词

近几年，媒体上使用外文缩略词越来越多，据刘佳等（2011）对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2009年有声媒体语料的统计，外文缩略词有2087个，占该语料库词种总数的0.48%。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2（第6版）第1750页至1755页收录了239条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为此，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有关字母词的大辩论。反对者认为，这些外文缩略词没有经过汉语构词法的消化，实际上在使汉语“洋泾浜”化。轻率引进外语词，不自觉地改变汉语的语音系统和构词法，动摇了汉语的语言基础，同时也降低了汉语的交际功能，产生了信息鸿沟，造成公民知情权的不平等。把英语词汇“纳入”《现代汉语词典》，导致汉英混用，对汉语纯洁和汉语安全造成了威胁，甚至“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支持者则认为，外来词是汉语词汇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英语之所以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活跃、最有潜力成为世界语的语言，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而纳新的途径之一就是借用外来语。现在，英语常常是外来词语的制造者，但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语。因此，学者和社会对外文缩略词应持宽容的态度，要相信汉语的自我净化能力，尊重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借用外来词是语言发展的重要途径，一味反对、排斥外来词不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四）汉语国际传播与孔子学院发展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140个国家（地区）建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130国（地区）共512所，其中，亚洲32国（地区）115所，非洲33国48所，欧洲41国170所，美洲21国161所，大洋洲3国18所。孔子课堂74国（地区）共1073个（科摩罗、缅甸、马里、突尼斯、瓦努阿图、格林纳达、莱索托、库克群岛、安道尔、欧盟只有课堂），其中，亚洲20国100个，非洲15国27个，欧洲29国293个，美洲8国554个，大洋洲4国99个。3孔子学院极力向外推介中国文化，迅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并逐渐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改善中国地缘政治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学院同时也培训了一大批汉语教师，汇聚了丰富的汉语教学资源，为汉语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

然而，由于发展过于迅速，孔子学院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棘手问题，如：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各洲分布不均；师资、教材不足；运营模式有待改善。与其他国家相比，孔子学院的经费并不算高，但这种政府主导的运营模式在欧美招来不少反对和抵制，反对者认为孔子学院是政府出资的官方机构，有文化扩张的嫌疑。

国家安全将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汉语国际传播为载体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设立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汉语传播的“走出去”战略带来了教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学标准、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必须跟上汉语国际传播的新形势，主动去适应这些变化。

 

（五）国家外语发展战略

从清末洋务运动算起，我国现代外语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仍显不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公民的外语能力整体上不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公民外语能力不仅关系到个人生存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美、英、澳等西方国家都把培养外语能力作为公民基本素质建设的重要内容。美国能够使用双语的人占总人口的9.3%，而欧盟有56%的人可以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都远远高于我国。我国多数人外语学习的目的是“向己型”（以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目的），而非“向他型”（以服务他人为主要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应对考试，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效率极低。总体而言，我国外语教育“投入多，产出少”。

2.小语种人才不足

中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却是外语资源利用的穷国，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英语占我国外语学习者总数的93.8%，其他非通用语种（即“小语种”）人才严重不足。我国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约有50多种，而经常使用的只有十来种。中小学可供选择的外语仅有英语、日语、俄语3种，且学习日语俄语的学生不到1%。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中小学可供学生选择的语种有8种，法国中学生可选语种有44种，美国中学生可选语种有10种。小语种人才的缺乏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有直接影响。

3.复合型外语人才缺乏

近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各省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度平均达60%。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短板。我国在海外有1200多家投资企业，但是，由于缺乏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海外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另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我国有5万家旅游企业，目前只有15家走出国门，其主要原因是缺少复合型外语人才。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知识和法律知识，能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人左右，而熟悉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法及WTO规则的律师更为稀缺，即便是最经济前沿的上海也只有50多名律师具备这样的能力。

4.对跨境语言重视不够

我国的边疆地区多是多民族聚居区，多种语言共处一地。东北、西北、西南共有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30多个，目前进入我国外语教育体系的跨境语种只有俄语、朝鲜语、泰语（傣语）、蒙古语、越语（京语）5种。我国缺少跨境语言的专门人才，也很少用本地民族语言出版报纸和制作电视娱乐节目，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居民信息多来自邻国，政府无法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掌控，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非常不利。现在，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景颇语等民族语言国外都有人学习、研究，但是所使用的教材多是外国编写的，有影响的专家一般也是外国的，我国对这些民族语言的传播没有主导权。

针对我国在外语规划和外语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专家学者也曾进行过深入讨论，如2010年《外国语》曾开辟了专门的“外语战略与外语教改专栏”，参与讨论的专家建议：（1）成立国家外语规划领导机构。设立一个统管或是协调外语事业的机构，或是在国务院设立一个统管或是协调外语事业的机构，或是在国务院设立外语局，或是提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地位赋予它统管国家语言事务、包括外语事务的职能。有学者建议参考美国做法，在国务院领导下，由相关部委及外国语大学校长共同组建一个机构，统筹协调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外语规划的制定和完善等工作。（2）尽快制定国家外语战略。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制定过《外语教学七年规划纲要》，50年过去了，世界局势和国内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直没有新的外语规划出台。建议把外语教育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当前地缘政治、国际交往、国家安全、灾难救援、军事合作、对外汉语教学、民族地区社会需要、边疆地区文化宣传、少数民族语言国际教学等诸多因素，制定一个全面的外语规划，调整语种结构，培养外语人才，切实提高国家外语能力。

 

（六）国家语言产业的发展

我国语言产业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语言培训与语言翻译、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信息技术3个业态为例：（1）语言培训与语言翻译。据统计，2005年，我国外语培训市场规模约150亿元，2007年增长到约200亿元，2010则升至约300亿元，从事外语培训的机构达5万多家。我国翻译服务市场产值2003年为110亿元，2005年为200亿元，2007年则达到300亿元，已有翻译公司近3000家。我国外语出版市场也增长迅速，外语出版目前的年产值超过50亿。2010年我国的外语培训市场、翻译市场以及外语出版市场的总值接近1000亿元。（2）汉语国际传播。汉语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汉语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汉语水平考试已经在全球42个国家设立100多个考点，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外语水平测试。世界各国的来华留学人员2011年已超过29万人次，直接经济贡献达140亿元（凌德祥，2012）。（3）语言信息技术。这里以手机市场为例：我国手机产量约占全世界手机产量的60%，基于输入法所整合的手机应用平台、手机进入端口、运营商、手机设备生产商的收入高达8000亿元。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预测，未来5年，中文语音市场产值将达到1300亿元。

我国语言产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发展，与国家语言能力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同时，语言产业迅猛发展也为我国建设语言文化强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但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语言产业市场还存在诸多不足：（1）社会语言文化意识有待提高，国家层面的语言产业发展规划亟需制定；（2）语言基础研究需要加强，特别是基础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信息技术等领域；（3）语言技术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亟待加强，而对语言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国家语言能力是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对国家、民族、地方、个人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鹏 2012 《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2] 戴庆厦、邓佑玲 2001 《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3] 贺宏志、张维佳 2016 《语言文化建设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4] 李宇明 2009 《语言文字标准60年》，《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5] 李宇明 2011《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6] 李宇明 2012 《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7] 李宇明 2012 《论语言生活的层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8] 凌德祥 2012 《上海来华留学教育对经济贡献度分析研究》（未刊），第一届中国语言产业论坛论文集。

[9] 刘佳、邹煜、侯敏 2011 《如何引导媒体语言规范——以外文缩略词在广播电视语言中的使用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10] 张维佳 2013 《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中央统战部《零讯》，又见《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第4期。

[11] 张文木 2011 《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