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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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篇

《史记·留侯世家》里面有这样一段故事,不满200字,抄录如下:

 

良(张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小时候读这段故事时,虽然也从中接受了一点尊老敬长的教育,但对其中的道理,却并不很明白。甚而对于圯上老人如此这般地“考验”张良,心里是“窃有非议”“不以为然”的。那时年纪尚小,对这些问题没有深究下去。后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最近,在昆剧名丑华传浩所著的《我演昆丑》中,看到他年轻时学戏的一段经历,不禁使我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思索起来。

华老先生这段经历的梗概是:他18岁在上海演出时,有位叫王洪的老看客,对华传浩赞赏之余,又指出他的功夫不很到家,约他次晨到大世界去,王老先生愿意加以指点。华传浩由于已经薄有声誉,有点自满,第二天早晨睡懒觉,没有去践约。白天演戏时,王老先生又约他次晨再去,华传浩仍旧没去。一连三天大雪,老先生都去了,华传浩误了三次约。第四天早晨,自己感到不太好意思,勉强去了。王老先生已经先在,拿起藤棍就在华传浩大腿上着力打了三下。并且责备他:为什么三次失约?训诫他自满、不敬重老先生,又详细中肯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缺点。华传浩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感到自己态度的不对和艺术的幼稚,诚恳地向他赔了礼,请求他教导。从此,他指点我练功,纠正我的毛病,像《问探》《盗甲》一路戏,都经他加过工,戏才逐步像个样子。这样天天早晨练功学艺,一起相处了两年,使我在技术上提高了不少。”

这两个故事中的两位老人,对于后辈,一个是几次三番地“考验”,一个是不辞辛苦、严肃而又认真地谆谆教诲,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希望继承自己学业的后辈,具备正确的、虚心的学习态度。老先生们对自己专攻的学问、技艺,造诣既深,对于它们的意义、作用有着清楚的了解,他们就自然希望能把自己的所知所能,传之后世,使它们发扬光大,并且用得其所,而不要随着自己埋入青冢。这也就是孟夫子为什么要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列为人生一乐的缘故。只是,老先生们年岁既大,精力有限,对于传授的对象不能不做慎重的考虑。特别是圯上老人处在秦代,既无印刷条件,又在“焚书坑儒”的专制统治之下,一部《太公兵法》,更要选择真正的“英才”,庶几才能“传得其人”。据《史记》交代,张良是因为谋刺秦始皇不中,才匿居下邳的,可以说是一位有志气的青年。可以设想:圯上老人事先对张良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王老先生更是华传浩的“老看客”,对他的才艺比较熟悉。但要真正能把前人的知识、本领学到手,除了有志气、有才华以外,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叫作“虚心”。“虚心使人进步”,“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而对待师长的态度,正是衡量一个人在学业上是否虚心的重要标志。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个热爱真理,在学业上虚心求上进的人,对于传达真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的师长,一定也是十分敬重的。对老师不尊重,不虚心的人,对于老师传授的学问,也不可能采取尊重虚心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圯上老人才再三地“考验”张良,王老先生才在教戏之前,先打了华传浩三棍子。这些做法,无非都是为了帮助做学生的端正学习态度,使他们学得好些,更好些,以至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应该指出,在旧社会,能遇到像圯上老人、王洪这样好的老师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时候,知识、技艺就是吃饭的本钱,轻易是不肯传人的。“宁借三担米,不传一手艺”。我的本领被你学去了,我还拿什么来混饭吃?有些绝技更是“传媳不传女”,或者是一脉单传,秘不示人,有些并因此而失传。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老艺人等谈起当年学艺的经过,都有满腹的辛酸。做学徒的,吃上三五年萝卜干饭,所能学的只是替老板娘抱孩子、洗尿布、劈柴、生火。许多人的本领并不是师傅耐心教导出来的,而是棍子打出来的,甚至于是偷来的,自己摸索出来的。

今天,生活在新社会里的青年是幸福的。党为青年一代创设了十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们再也不会吃旧社会那种学徒生涯的苦头。多少优秀的老专家、老艺人、老工人被聘任为青年的老师。今天的老师们也早已经解除了怕别人学去了本领自己会没饭吃的顾虑,而是在想种种方法改进教学,使学生更容易接受一些。许多独擅的绝技、祖传秘方,也早已在学生面前公开传授。老师们“诲人不倦”的心情,辛勤的劳动,博得了青年们的格外尊敬。许多做学生的、做徒弟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中,总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老师或师傅多做一点事,减轻老师或师傅的负担,使他们心情愉快,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做好教学、研究等工作。但也有少数例外。有一位现在做教师的杂技老艺人告诉我:他从前学技艺时,要侍候师傅,而本领呢,除了自己苦练以外,师傅从来不讲道理。现在做了教师,则要反过来侍候学生,每天早上,比学生起得早,先为学生整理练功的场地和工具。个别的学生却还不肯认真地练功,总希望老师说出一点省力的窍门来,本领学不好不怪自己功夫没有练到家,却只埋怨老师“道理讲得不清楚”,似乎只要懂得方法、道理就行,练不练关系不大。也曾经听到有的老师傅说,个别青年工人,初进厂的时候对老师傅还尊敬,见了面也叫一声“×师傅”;过了几个月,学到了一点皮毛本领,就自满起来,称呼也从“×师傅”变成了“老×”;再过几个月,甚至还会给师傅起绰号。这样的徒弟、学生,如果不肯改变态度,而又要想有出息,有成就,那是很难很难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叙述他在向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时所采取的态度,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向下级干部群众调查,尚且要恭谨勤劳,青年们对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师傅当然更应该讲究“恭谨勤劳”了。是以作《尊师篇》。

(《解放日报》,1961年11月3日)